1956年8月刘绍棠与挚友《新港》主编鲍昌在北戴河
巴金不是解放之后“惟一”不拿工资的职业作家
巴金先生逝世之时，先后有数家媒体提到，巴金是
刘绍棠很小就参加了工作，可因年龄小，后来又先后进入中学、北京大学等校学习。在此期间，他就开始在多家报刊发表作品，并产生一定影响。从北京大学退学后，又一边工作一边写作。1956年3月，20岁的刘绍棠经秦兆阳和康濯两位作家介绍，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成了当时年龄最小的会员。成为中国作协会员的第二个月，由于刘绍棠申请，团中央批准他从事专业创作。从此，他就成了不拿工资，全靠稿费收入生活的专业作家。
全靠稿费收入生活，在今天来看也是非常不易之事，可刘绍棠当时才仅20岁，他为何就有胆量抛开稳定工资，成为专业作家呢？这个决定冒失吗？这，也许要从他当时的稿费版税收入情况，才能看得比较清楚。
刘绍棠相当早慧。他在报纸上发表作品，是在初中阶段，其时年龄不过十三、四岁。就按他自己较为严格地说法：“我从13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小说，那时候叫生活小故事。发表了十几篇生活小故事以后，进入14岁的下半年，我才开始发表几千字的短篇小说，《蔡桂枝》便是第一篇，因此，它可以算是我的短篇小说处女作。”《蔡桂枝》发表之时，刘绍棠也不过15岁。当年（1951年）他又发表短篇小说十余篇，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
这个年龄段刘绍棠的稿费收入，不能确知。因为当时社会还处在供给制、大包干和薪金制的交替阶段，刘绍棠的作品还有限，稿酬不会很多。可是，还是可以通过一些相关资料，来简单进行一点推测。
另一位颇有才气的作家从维熙，在一篇回忆文章里，提到自己在1951年初，写出一篇小小说《共同的仇恨》，参加了由《光明日报》举办的全国大、中学生征文。发表获奖后，报社付给90个折实单位的稿费（当时是以小米斤价为折实单位）。这就是说，这些稿费可以买90斤小米了。另据一资料记载，在当时实行供给制情况下，一般工作人员每月发的生活津贴是相当于45斤小米价费。那么，从维熙的小小说稿费就相当于一般人两个月的生活津贴。再一则资料来自刘绍棠。他在1951年8月时，将一篇名为《完秋》的短篇小说寄给主持《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的孙犁先生。作品发表后，收到编辑部寄来的稿费26万元（新币26元）。当时一般人生活费约需12元左右，这笔收入，大约可以支付两个多月的生活费。照此推去，一年发表十来个短篇小说的刘绍棠，在此时（15岁）不仅可以供自己生活，还可以略有盈余贴补家用（事实是，刘绍棠此时便开始用稿费收入供妹妹读书）。
到了薪金制时期，小说的稿酬大致在每千字15―20元之间。这是在报刊单篇发表。（据王蒙的回忆文章，他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发表，收到的稿费有600多元。在当时，是引人震惊的收入）刘绍棠有大量中、短篇小说发表，收入肯定较为丰厚。这还不算，出版成册时，还有出书稿酬。当时的出书付酬方式，学习苏联，即定额叠加，比较特别。例如，先按千字若干元计算，另考虑印数情况，予以累加。即三万册算一个定额，每增加一个定额，便增加一倍稿酬。倘印数量大，收入便相当可观了。
这里可以拿刘绍棠第一本书出版作例子来实际说明一下。1953年，17岁的刘绍棠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全书第一版收有《红花》、《摆渡口》、《青枝绿叶》、《大青骡子》四篇，（第二版后增加了《修水库》一篇。全部作品发表于1952年，其中两篇写于1951年，作者当时15岁）计四万多字。当时每千字付给刘绍棠的印数稿酬为15元，计算下来，第一笔稿酬收入为627元。这在当时的中小城市，是一个中等收入干部几乎一年的收入总和。这还不是全部，该书后来出了四版，累计印了六万三千册。算下来，达到三个定额，稿酬就由千字15元涨了三倍，成了45元。结果，这本只有四万余字的小说集，出书稿酬就达到1800元以上，是一个中等收入干部将近三年的工资收入。
1954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又为刘绍棠出版了第二个小说集《山楂树的歌声》。此书计六万余字，每千字15元稿酬。共印了4万多册，达到两个定额，稿酬便翻了一倍，成了千字30元。算下来，该书出版收入又在两千元左右。
1955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又为刘绍棠出版了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该书是其早期代表作之一，计十万四千字。这时期，由于刘绍棠的名声，基本稿酬便有了提高，每千字达到18元。此书共印了六万八千册，达到三个定额，每千字稿酬便翻了三倍，成了54元。仅此一本书，收入便达到五千六百多元。是一个一般干部7―8年的总收入，是略低收入者十年的收入。
1956年初，刘绍棠又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中篇小说《夏天》。该书11万字，千字基本稿酬18元。可这个中篇累计印了十万册，达到了四个定额，每千字稿酬也随之翻了四倍，成了72元。算下来，收入高达八千元左右。这就相当于当时一般干部十年工资总和。中国数十年间，工资均属微调。有些人从1952年定级到1976年“文革”结束，几乎没有动过。当时获得调整的一级工资，大抵也就几元，高一点的不过十数元。从这个比较来看刘绍棠当时的稿酬收入，说相当丰厚也不是夸张。
不说报刊发表稿酬，仅从刘绍棠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前出版的四本书收入看，已经达到了一万七、八千元。这是当时一般干部20多年的工资总和（当时除去工资，绝大多数人完全没有其他收入）。除去这样一笔巨款，刘绍棠还只有20岁，写作势头极其旺盛。倘正常发展下去，不被意外中断，他完全可以凭稿酬收入，进入中国最富有者的行列。就算没有之后收入，仅此一笔，也能较为充分保证数十年衣食无虞。因为刘绍棠当时还有这样一种算法：
这笔钱存入银行，（当时年利率11%）每年利息为两千元左右，平均下来，每月收入160元，这是当时一位高级干部（行政12级）的收入。用这笔钱，已足够一个家庭正常开支。在刘绍棠，就可以完全不考虑经济情况地从事专业写作了。
“丰衣足食”后潜心创作
刘绍棠努力想成为专业作家，应该与他当时创作欲望强烈，而一般的事务性工作，又容易占用他可以投入写作的时间有关。为此，刘绍棠此前就有过从北京大学退学的惊人之举。眼下扬帆顺风，正可大干一场。没有了经济方面的后顾之忧，做一个靠稿费生活的专业作家，就成了一桩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除此之外，一个外国作家的成就和经历，也深深影响了刘绍棠。刘绍棠一生最为佩服的作家，是苏联的萧洛霍夫。对萧的名著《静静的顿河》，刘绍棠“佩服得五体投地”。萧洛霍夫是一个专门以写家乡顿河地区人民生活为主的作家。这片土地，萧洛霍夫熟悉它，热爱它，写作它……正因为此，成就了自己的生命和艺术事业。刘绍棠很小就喜欢这部著述，由此影响，他常常想如萧洛霍夫那样，成为一个专意写作自己故乡人民生活的作家。
萧洛霍夫的生活和写作经历，成了刘绍棠想回到自己故乡，致力自己故乡写作的榜样。可是，刘绍棠这样做，同时有自己对当时和未来创作发展的独立思考。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他这样说：“我成名很早，当我已被承认为新中国橱窗里的一个小小展品时，跟我同辈而又比我年龄大的青年作家破土而出，蜂拥而上。我是写农村题材的，其中几位写农村题材的青年作家，见识比我广，阅历比我深，生活积累比我厚，我是写不过他们的；何况还有众多的写农村题材的前辈作家，更是我所望尘莫及。我的存在发生了危机，急中生智便从萧洛霍夫的作品中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欲进而退，以守为攻，专写乡土和乡亲，便可以在局部上取得最大优势，而在文坛割据一席之地。”由此看来，萧洛霍夫这位伟大的“顿河之子”，影响和决定了刘绍棠成为中国文坛上“大运河之子”的创作基本走向。
刘绍棠是1956年4月由团中央批准成为专业作家的。此前，他的稿费收入情况，已大致如前介绍。就在这一年，除去虽在当年出版，但却是成为专业作家之前的《夏天》，刘绍棠还在当年7月，由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了一册短篇小说集《中秋节》；9月，少儿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瓜棚记》。据刘绍棠自述，当年书的出版收入高达六千多元。少儿出版社出的《瓜棚记》，收入尤其可观。这本书，仅一万来字，但印数奇高，是十七万册。按定额算下来，达到了六个，千字基本稿酬18元，乘以6,千字稿酬竟成了108元。在当时，这真是个破天荒的数字。
成了专业作家后，刘绍棠立即回到家乡，在大运河边挂职，担任一个乡和大社党委副书记，此后到1957年8月划成右派的这段时间，刘绍棠集中精力写作出一部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这部书用了八个多月时间完成，50余万字。这部小说虽然以农村合作化过程为主旋律，但由于作者情之所钟，仍精彩、鲜明地写出了自己家乡运河边上的风土人情，特色颇为明显。当时读过的人称许其有《静静的顿河》的风采和气魄。
这部长篇小说，仍为最早给刘绍棠出集子的上海新文艺出版社获得。为了更好销售，出版社甚至在《人民日报》上登出广告，该书定于1957年10月1日国庆节时面世；北京当时最大书店―――王府井新华书店，也用红字写出预告。根据出版社给刘绍棠的函中告知，这部书准备印刷十万册，其中五千册精装本。稿费算下来，是三万五千多元。有了这笔巨款，刘绍棠就完全没有了经济上的后顾之忧。他打算用这笔稿酬，花五千元在自己出生的小村子里，盖一座四合院，过萧洛霍夫式的田园生活。争取10年之后，拿出多卷体的长篇小说。因为即使十年间不发表和出版任何作品，仅靠这些积存稿费收入，他们全家也可以“丰衣足食”。
刘绍棠当时的这些稿费收入，究竟是个什么概念？除去我们前面以干部的薪金作比较，还有一些数字可以显示。当时的米价是每斤1角3分多，面粉每斤1角6分，猪肉价每斤6角左右，羊肉价每斤4角左右，鸡蛋6―7角钱一斤……这是生活必需用度（并且多年大致维持在这样价位），还有固定资产价格。1957年夏天，刘绍棠在北京府右街光明胡同，买得一座三合院。其中住房五间，厨房一间，厕所一间，柴房一间，院子里还有五棵枣树，五棵槐树，花了两千元。（后来卖家提出还需卖出一幅古画，作价500元，刘绍棠买下了。可这幅画后来卖到文物收购的地方，只卖得5元钱）总体花下来，是两千五百元。以这样的生活消费情况与前举刘绍棠的稿酬收入相较，他急于摆脱事务性干扰，只希图回到运河边老家住下来，当个专业作家的心情，就非常容易理解。
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当年批判刘绍棠时，给他安了一个罪名：“为三万元而奋斗”。这听起来有些奇怪。原来，这是刘绍棠当年与一位文友谈话时表露出的一个观点。当时，刘绍棠深感一边写作，还需一边考虑饭碗子，使得心神很不安宁。他在与文友从维熙一次谈话时便说：如果有了三万元的存款当后盾，利息足够吃饭穿衣，心就能踏实下来，有条件去长期深入生活了。不然，心里总有后顾之忧，影响写作的精雕细刻。这话一可以表现经济确实会影响作家写作，再透露出三万元是一笔大到利息就可以养家糊口的款项。
错失的“三万元”及其他
可惜的是，刘绍棠的这部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虽已排好了版，登出了发行广告，终于因作者定成“右派”而未能问世。这几乎到手的三万五千元稿酬泡了汤。该书的手稿被装在一个近乎棺材形状的木匣子里，由印刷厂退了回来。手稿上，沾满了排字工人的手印和排字房留下的油污。悲忿的刘绍棠将此木匣，装上手稿埋在院子的一株枣树下。对于一个作家，这打击既是经济的，更严重的是心灵上的。从此，这部可能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一笔，可能影响许多人心灵的作品，便永远消失了。
1962年，刘绍棠头上“右派”的帽子被摘下，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次捷足先登，派了一位老编辑到刘绍棠家索取这部书稿。兴冲冲的刘绍棠拎着铁锹，与老编辑一起到院子里去挖装稿子的木匣。可惜，木匣完全朽腐，书稿成了一堆烂泥。此时的刘绍棠，真正欲哭无泪。
尽管损失了这部书稿，损失了几乎到手的三万五千元稿酬，刘绍棠在20岁之前收入的两万元左右的存款，仍然支持了他二十多年的生活。（鉴于“右派”身份，他几乎不能发表作品，虽然他还努力写出有数部长篇小说）由于利息连年下降，“文革”之前，利息降到了3.6%。这样一来，仅靠利息便不能维持生计，就得动用一部分本金。这样十数年下来，到1979年刘绍棠错划“右派”问题得以解决时，他银行存款还剩有两千三百多元。由此，我们能够掂出当时两万元的实际价值。
刘绍棠要求成为作业专家之后不久，就被打成“右派”。当了专业作家的一年多时间，他主要就写了这部《金色的运河》。由于该书并未出版，所以，刘绍棠此后几十年的生计，全靠了当专业作家之前的稿酬收入。由此推想，倘若不出现意外，刘绍棠按自己的路子走下去，他一定会潜心下来，完成他写家乡的多卷长篇小说心愿，新中国的文坛，也许会有多部更出色的作品增添彩色。历史无法假设，尽管我们想来这中间有多大的缺憾。从另一方面看，刘绍棠当时主动从北京大学退学，申请当专业作家，除去万分喜爱写作的个人兴趣，经济的丰厚收益也给了他敢于这样做的极强信心、胆气。从这个角度说，即使刘绍棠真说过“为三万元而奋斗”，也是完全可以接受和理解的。作家看重的是经济有保障后，心灵的自由，写作的自由，这一点在今天看更无可厚非。可惜这一切，却被当时极端的时风扼杀，无论心灵、精神、还有经济……
过去我们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常常高谈什么“经济是基础”的观点，但分析问题时却往往忽略或根本不考虑这方面因素。以前我们研究文化人，多从其思想、政治境遇等方面去考虑，极少注意其经济收入状况，或几乎绝少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他的生活选择及作为走向。从刘绍棠自觉成为专业作家一事，联系其当时写作收入状况，可知他的这种选择确实与经济收入（实际以及预期收入）有密切关系。从当时以及后来的情况看，如刘绍棠这样稿费收入的，是很少的，属个案。但他的事实存在，亦为我们研究一般认为与金钱联系较少的文化人，探讨他们的思想及行为，提供了新的思路。这一点，通过刘绍棠的稿酬收入个案，极强地突现了出来。这或许是我们关注其行为与收入关系之余应有的收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