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新校舍，正如大家记忆犹新的：草顶，土墙，木窗，每三四人两张双人床相对组成一小单元，当中用几个肥皂木箱堆起当书桌，外用旧被单作门帘；草房中间有很窄的走道，走道两边各约五小组，一座土房大约住三四十人，小组以外的同学基本不相识。我听说同屋有的三青团学生在无人时偷看别人的书刊日记。我就大声说：“大学生要自爱呀!”我是挺傻的。1941年皖南事变后，地下党、“民先”和群社骨干同学疏散了，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跑到联大来活动，校内一片凄凉孤寂！正好滇南开远县中到联大招聘教员，我就和同学葛秉曙(王士菁)应聘去教书。他教全校英文，我教全校数学。为避日寇轰炸，县中迁到郊外上课。我看不过训导员残酷体罚学生，挺身而出，公开反对，被说成袒护顽皮学生。我与同事刘琳组织部分师生排演抗日宣传剧，又被认为不务正业。后来学校就没有续聘。
一年后我回联大复学，校长室秘书沈刚如先生告诉我，国民党搞的学生黑名单里有我，劝我多休学一年；我就同几位同学到滇西大理喜洲中学教书。女友刘琳到昆明，我已离昆，她经李道揆介绍，先在昆明中苏文协工作，后来又到西南联大注册组工作。大理喜洲是白族聚居地，邻近丽江县的纳西族也有学生在喜洲读书。难得的机会，我就找他们记音。每年三月三都有藏民来朝拜鸡足山，我请两位藏胞来唱歌、记音(当然记不准)。教我大一国文的杨佩铭老师当时在喜洲华中大学任教。通过他，我借到华中大学刚收到的高本汉著《中国音韵学研究》中译本，通读一遍，觉得自己大二所学的英语语音学记少数民族语音太不够了。音韵学的知识也欠缺。杨老师动员我入中文系跟罗常培老师学音韵学和语音学。他说得我好心动！所以1943年回校我又转学中文系。那一年挺用功，几年后罗先生组建语言所还记得我，说明他对我印象颇深。可我念了一年，又因友人宣伯超(云南省进步作家)的恳聘，又与王士菁等一批好友同到鹤庆县中教书一年。就在那年，我和刘琳结婚，一同到鹤庆教书。那可是个“天高皇帝远”的好地方。我们在那里讲“新社会学”实即政治经济学，搞鲁迅纪念朗诵会，排演黄河大合唱，帮助学生抗婚逃婚……做了民主启蒙运动，留下了革命种子。
所以我一个大学念了两院三系，历时七年，也算是“创记录”了。读化工系，我是成绩平平，做化学实验尤其紧张；读外文系和中文系，我是感到收获很大的，主要是学术自由，大师荟萃，民主风气蔚然成风，真是乐在其中，美不胜收！联大的特点就是崇尚民主，教学严格，反对专制独裁，进步力量占绝对优势。
当然，国民党反动派是容不得这片净土的。1945年蒋介石把龙云搞走，在昆明制造白色恐怖，镇压进步师生，先后造成“一二・一”惨案和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血案。进步力量和反动派的生死较量，那样热血沸腾的日子是毕生难忘的！参加闻一多先生的丧礼后，李广田先生介绍我到南菁学校教书。后来业师王力先生召我到广州中山大学他新办的语言学系当他的助教，我又离开了昆明。解放初，老友马识途从成都来信，说：“看到我兄发表在《国文月刊》上的文章，知道老友尚健在，并在学术上有所成就，甚慰！”我反省认识到，在革命的途程上，我有负老友的培养和期望，应该在人生观方面深挖思想。应该说，在解放前，虽说是倾向进步，在我工作过的中山大学和南通师范，也都做了点滴工作，受到同学爱戴，但基本上还是自己，并没有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当年的老友一个个到解放区去效命，有的英勇牺牲了，而我却想在学术界往上爬，由助教而讲师，而教授。惭愧！惭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