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诗人余光中先生来到徐州师范大学，参加了“余光中与20世纪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等活动。笔者在活动之余独家采访了余光中先生。
自我定位：三分之二作家，三分之一学者
我开始是从诗入手，后来才写散文。开始把散文认为是副产品，可是后来散文写得认真了，读者也很多，受到肯定，所以现在觉得，诗和散文是我的两个眼睛，必须同时运用才看到一个立体的世界。同时，我分析自己是三分之二的作家三分之一的学者。因为我写评论，又做翻译，这两样东西要靠学者的修养。
关于诗歌：我不只是乡愁诗人
我从台湾到内地，最早在1992年，到现在已经16年了，前后出书恐怕有二十本左右。这里面的种类很多，有翻译，也有评论，有散文，也有诗歌，有的编印得比较好，有的比较差。
我写《乡愁》的时候只花了20分钟，所以有人说我的才思敏捷，那也不是，这种感觉我有20年了，正好找到一个出口。当时我写也没有想到它能不胫而走，“小兵”立了大功。现在大家很喜欢贴标签，说我是一个乡愁诗人。其实我还有很多别的诗，比如写亲情、爱情、友情，写人物，写山水，甚至有一些道家的、佛家的，可是很多读者跟我打交道也就只记得那首诗了。《乡愁》变成了我的一张名片，反而把我的脸给遮住了。只见名片而不见其人。
内地的诗坛我不是很了解，印象中内地诗刊很多。大概最早介绍我的诗刊是成都的《星星》诗刊，最近我有很多诗发表在南京的《扬子江》诗刊，当然北京的《诗刊》也发表过。改革开放以来，内地真可谓诗派林立啊，最早当然是朦胧诗了，最后呢，诗派很多，主张也不一样，风格也不一样，必须要在更长的时间才能看出一个流向来。
现在的问题倒不是诗派如何，而是诗歌的边缘化，诗变成小众的东西，我觉得小众也无所谓。我们现在回顾唐诗，真正大众化的，究竟有多少？就白居易是大众的，或者宋朝的柳永是大众化的。问题是如果连小众都守不住的话，那就是很大的问题了。
诗歌的命运当然有起伏，目前看来呢，诗运不是很畅，当然是跟媒体有关系，跟书的市场、取向也有关系，可是我觉得诗人本身也应该反省一下：为什么接受诗的人不多，是不是可以把诗写得更雅俗共赏一点？如果能够写得更雅俗共赏，让一般读者更容易接受，那也许诗运会打开一点局面。
很坦白地说，我觉得现在诗的问题，我不仅指的是内地，还有台湾香港地区，或者新马的华人诗人等等，最大的问题是诗歌如何平衡。在上一个世纪的20年代，那时的新月派是格律诗，格律诗写久了以后出现问题，太整齐就失去活力，过分整齐缺少变化，这就是格律化的问题。因此，30年代就兴起了自由诗，自由诗当然是从格律诗的过分“韵文化”里面跳出来，得到自由，可是跳出“韵文化”又跳进了“散文化”。因此，现在的诗人，要考虑如何避免过分整齐的格律化、韵文化，又要避免太散漫的散文化，应该取得平衡，整齐之中有变化，变化之中不失秩序。假如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诗运会继续不畅。
诗歌的黄金时代将来有可能实现，不过目前来说没有可能，或者说还很难指望。现在整个文化界所遇到的问题很多，因为网络开辟了另外的一个阅读空间，大家不读报纸也不读杂志。在网络上，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表作品，也不需要编辑的取舍等等，你说这个诗歌的标准在哪？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基本的问题，现在我们的读者越来越少，听众越来越多，观众越来越多，我觉得做一个读者比做一个听众或者观众要难能可贵，为什么？第一，他语文要有一定的修养。他要通过语文来读一篇作品，语文是用抽象的符号来表达具体的经验，所以你的语文水平要相当够。语文水平并不是认识多少字，而是碰到的典故你知不知道，碰到的历史背景你知不知道，碰到的象征、影射你知不知道，所以对读者的要求比较高，读者要能通过这个抽象的语文，把这个语文背后的经验能够抓到，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听众。比较起来，做一个听众和观众比较被动，读者比较主动，要多花脑筋多运用想象力。看电视，孙悟空来了，猪八戒来了，它就在你面前，可是你要是通过文字，想像猪八戒什么样子、孙悟空又如何翻一个筋斗，你的想象力就会得到发挥。
关于散文：散文和诗歌的差异不是绝对的
诗歌和散文有很大的差异，但不是绝对的。大致上讲，诗是更能够抒情，散文有时候可以说理可以议论，也可以叙事。散文的功用比诗要多，可是诗的强度更大。诗的抒情的力比较足，同时，诗是比较简短而精炼的，所以抒情起来比较快，比较强烈。散文是比较长一点，可以讲得复杂一点。比如说吧，苏东坡的作品，他写前后赤壁赋，当然是美文了，但是他毕竟还有跟读者维持的一个很清醒的关系，而且他要交代现实的这一面，所谓现实呢就是时间空间构成的一种东西，因此《前赤壁赋》就会说：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这个时间，苏子与客，周游于赤壁之下。他先交代了一下，然后才想到曹孟德怎么样，最后他又回到现实，他这个框架还是有现实感的。
可是他写起诗来写起词来就不一样，“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马上就跳进去了，所以我觉得，欲抒其情，宜于用诗，欲寄其事，用散文比较方便。那么，我自己有时候有一个经验，诗写过了，我觉得还有很多事情需要记下来，我用散文再写一遍。
关于读者：要懂得一点古文
此外，读者要懂得一点古文。也许有人会问：文言和我有什么关系？最近一百年就已经废止了。没有这么简单，我常常在演讲的时候问听众：你觉得平仄与你有没有关系？他说没有关系，我又不对对子，我又不写七言律诗，我管平仄干什么。我说不那么简单，为什么中国人开口讲张三李四不讲张四李三？他们答不出来。我说这就是平仄的关系。四字成语它有一个原则就是简单、对仗、铿锵，对仗跟铿锵就牵涉到平仄的问题，张三是平声，李四是仄声，张四李三就乱了。同样，我们说“千方百计”是平平仄仄，“千辛万苦”是平平仄仄，我们没有讲“千苦万辛”、也没有讲“千计百方”，这就是常理。中文一个基本的美学在里面，如果你这一点没有把握到，你根本就无法做一个好的作家。平仄还在控制我们日常口语的平衡，所以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关于文学奖：既是幸运之星，又是死亡之吻
一些汉学家说中国当代文学问题很多，我认为这不值得我们大惊小怪，我想一个真正的作家也不是为了让外国人垂青而写作，所以一个欧洲人、一个美国人对我们的评价没有那么重要。我们也可以说你们德国也没有产生什么了不起的作家，不能毫无根据地这样说来说去。我觉得中国人要自信一点，不能因为瑞典人说你不好你就不好了。他们的话没有这么重要。同时我觉得，我们对诺贝尔奖也不要那么看重，我一直的看法就是不要把诺贝尔奖看作世界文学奖，把它当作西方文学奖就比较好一些。因为它主要就是给西方语系的，偶尔给东方。世界有十几亿华人，华人作家遍布世界各地，应该有我们自己的一个大奖。建立一个我们自己的评奖标准，而不一定要靠18个瑞典老头在那里指指点点。
文学奖既是幸运之星，又是死亡之吻，西方早就有这样的说法。西方有些作家得了诺贝尔奖之后，就江郎才尽，无以为继，最有名的两个例子――一个是川端康成，一个就是海明威，两个人都是得了奖之后自杀。这很奇怪吧，功成名就还有什么遗憾的？那就是江郎才尽了，至少海明威是这样。
作家要能够经受得住成功的考验。挫折当然是每个作家都有的，成功之后也许就无以为继、也不会更上层楼，也可能就变成江郎才尽，或者说呢，成名之后有了一些读者甚至粉丝，你怕失去他们而不敢改弦更张，墨守原来的风格，这样就会固步自封。我想一个作家跟任何艺术家一样，应该比一般的人更容易厌倦固有的风格，因此要不断地征服也不断地舍弃。有首诗写得很好，说艺术家像一只老鹰在天上飞，不断地征服不断地放弃；不能征服这片天空后就坐定了，那它就要掉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