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家里唯一的阿根廷人，父母和哥哥姐姐都是乌克兰人，1928年的移民。父亲是参加过1905年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这一点我很久以后才知道：那是1957年回莫斯科见两位姑姑和表妹的事情了，他们还住在父亲逃走前安身的小木屋；当他先是用假护照去了热那亚，得知两个船讯：一艘发往纽约，一艘终点布宜诺斯艾利斯。驶向南美的船先出发，他头也不回地走上甲板，在阿根廷的首都一住5年。十月革命之初，他满怀希望地回国，因为那是一个各种意识形态争鸣的时期……很快，自由空间开始步步紧缩。
令他尤其失望的是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共产党并流放阿拉木图，靠近中国边境了。尽管不是托洛茨基分子，父亲仍然很敬重他……因此所有家人都持假护照移民，开启了全家使用假护照的传统。那时候我姐姐只有3岁。
父亲是铁路工人、木工，1928年带着我母亲和两个孩子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那里，他继续干木工活，后来又做起小生意。妈妈以前在敖德萨学过医，她父亲是一位拉比，深居简出在一个犹太人小村庄，担任着维持邻里和睦的法官职务。他是用茶水和面包养足的圣人，许多年后我读20年代的美国诗歌曾见到犹太诗人口中茶和面包的影子。
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很远的比亚克雷斯波区长大。我生在那里，为了陪伴孤单的母亲急急如一道光芒降临，就像在分娩的艰难时刻让被爱的女子拥有了爱人的呵护。我的童年充满了各种未曾亲历的记忆，全都来自母亲神奇而可怕的讲述：一天，哥萨克人屠杀过后放火烧村，姥姥冲进火海抢救孩子，最终仍不幸失去一个。每当危险降临，外公总是取出一个装着18世纪羊皮卷的小箱子，开始诵念《创世纪》：这位拉比生那位拉比，继而又生另一位，他是名单上的最后一个。在威胁面前，朗读羊皮卷赋予他某种程度上的延续和幸存幻想。
和众多俄国革命工人一样，我父亲知识非常广博：经济、历史、政治，就像现在称的“文化人”。我母亲热爱音乐，要求我们学习钢琴。
他们从不把我们限制在“隔离区”，无论行动上或思想上。那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我选择了割礼，向欧洲正在发生的犹太人大屠杀致哀，但我并没有被强制灌输任何宗教教育，我记得很清楚，13岁那年生日我收到沙雷・阿列姆［1］的全集作为礼物。父母手头并不宽裕，他们省下每一个小钱，年年带我们去科隆剧院看一次戏。在那里，我听到第一流的歌唱家、见识到豪华的演出阵容。但与此同时，我们的街区生活却很紧张，处处能嗅到贫困和挑衅。
我爱上过邻居家一个小女孩。我喜欢她黑黑的膝盖，不自觉地从心里流淌出爱的诗句，带着初恋的韵脚。
她叫安娜，11岁。一开始我只是送给她阿尔马富尔特［2］的诗，就好像亲手写的一样，但见她笑得那么开心，我便开始努力尝试拿出自己的东西。
从小我就熟知西班牙内战中共和派的一切故事，街上画满涂鸦，我们小孩子收集巧克力的银色包装纸，以为这样可以融铅为共和军造子弹。二战造成家里生计的困窘，还带来之后的一切：43年政变、贝隆主义出台、55年政变。毫无疑问，那些年里多事之秋的社会环境锻炼了我们务实的态度。
我不记得写出的第一首诗是什么样了，但发表的第一首还记忆犹新。那时我们住在坎宁和贝拉，其实从很早、8岁甚至之前，我就读了很多诗。诗歌具有催眠的魔力，我一方面被那种声响所深深吸引，另一方面陶醉在不能领会的词语那无尽的神秘中。波利斯很喜欢看书，还有一些是俄文的，我在他的图书馆进出自如。
11岁的我每当《红与黑》杂志到手就读得废寝忘食，因为上面有很多精彩的历险故事。每期有一个专栏讨论集邮，另外一个随机设置，我寄出过五六十张邮票企图讨好编辑，但诗总是被退回。后来有一次终于发表了，当然也是一首未竟之爱的小诗，大概说的是：爱情，永恒执着的幻梦，愤怒的命运将它改变。
有段时间我总是做奇怪的梦，反复长达两年之久：我是一个侍童，在宫廷中即兴赋诗。当然那些诗句在醒来时已经无影无踪，我在床头柜准备的铅笔和纸从来没派上过用场。
12岁时我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接着就发了两天的烧。家里有一个院子，尽头一道薄板楼梯通向哥哥的房间。每逢周日我会走到那边拿起书一口气从头啃到尾。那时读的主要是西班牙古典著作，加尔西拉索、克维多、贡果拉、洛佩・德维加……但我听到的第一首诗却是普希金的俄语作品：哥哥把他还记得的一些片段念给我，在那一瞬间，我突然发现了“天赐的诗意”。
记得满12岁时父亲送给我沙雷・阿列姆的全集，之后我开始向阿尔马富尔特“偷诗”。
父亲是一位如饥似渴的读者，而母亲继承拉比传统，对生活有独特的理解：贫困确然存在，这是事实，但人类精神并不因此停滞。我在一种共存的氛围中长大，学校里跟其他阶层的人打交道，但街区里从不自命清高：弹子房、女孩、手风琴、足球、米隆加舞［3］，样样都能来。
我15岁就开始跳米隆加，那时候舞蹈让我着迷。博尔赫斯说探戈是一种走路的方式，我并不是要纠正他，但我觉得它也是一种交谈的方式：面对一个陌生的女孩，它是开始一场亲切对话的最好办法，之后便可以转移到其它方面、关于对方的各种问题。我相信米隆加是一场可以舞动的对话。
终于有一天，我开始自许为诗人，放弃了化学专业，然后我陷入爱情，放弃了一切。我做搬运工人送家具、卖汽车零件、最后通过发票发现了一条从铅笔到墨水再到打字机的道路。也许到电脑这一步我是迈不出了。
后来我进入《青年》杂志的圈子，那是一本50年代流行的刊物，小说家达马多，克龙达，诗人大卫・阿尔瓦雷斯・摩尔加德都被推介过。
一个人可能写作多年但从未想过发表，写只是满足一种抒发的需求，像我发表就是受到了一群朋友的鼓励，其中有赫克托尔・内格罗，胡里奥・C・西尔维安，迪・达兰多那样的诗人，但也有不写诗的。我们编了一本《硬面包》来自我发行，运作方法是先征集订阅，再用这钱来印刷，大家一起商定哪些书能出、顺序和其它。令人欣慰的是团队中没有出现争执，投票决定我的《小提琴及其它》首发，之后是赫克托尔・内格罗的。我们也开始组织公开的诗歌朗诵，那是55年政变之后，在“面具”剧院；我也因而有缘结识了劳尔・冈萨雷斯・杜尼翁，经介绍邀请到的贵宾。我们还在街区俱乐部、图书馆和各种不同地方朗诵。
我写诗完全因为懒，因为诗的好处就是字少：全篇短、诗行也短。不过我还是尝试过小说，甚至写到了30页，名字大概叫“诗人日记”，但都是闹着玩的。我也写过一本故事书，1967或68年的时候，但更多的是表达我为寻找诗意和语言做出的种种努力。我都不确定它们是否能称作“故事”，也许只能算一些小篇章，有些部分已经遗失了。
诗五首：
习惯
我们建房子不是为了留在房里
我们爱不是为了停在爱里
我们死不是为了死
我们有动物的渴望
和耐心
我们玩的游戏
如果让我选，我要
确知患病的健康
不幸生活的快乐
如果让我选，我要
有知者的无知
不洁者的纯洁
如果让我选，我要
我所恨的爱
吃着绝望的面包的希望
先生们，这是我中的
死亡彩票
墓志铭
曾经，一只鸟住在我身体
一朵花在我血中旅行
我的心是一把小提琴
我爱过，或不曾爱。不过总
有人爱我。我也喜欢
春天
牵着的手，快乐的事。
我说做人就该像个人样！
这里躺着一只鸟。
一朵花。
一把小提琴。
追求
当你我不能相牵
连接我们双手的拱廊，或桥
便开出一朵
调停的花
什么在敲，连续地敲，敲乱了
孤单的手在
疲惫中的虚空？
是的，一朵花
凋谢在五月，好像
冒失的舌头说错的
一句话
怎么会这样――
在我们的书页
你用身体涂写
界限
谁曾说：饥渴到此为止
水到此为止
谁曾说：风到此为止
火到此为止
谁曾说：爱到此为止
恨到此为止
谁曾说：人到此为止
到此为止？
只有希望长着透明的双膝
流血不止
（渝师阳译）
译注：
［1］Sholem Aleijem，1859-1916,以意第绪语写作的著名俄国犹太作家。
［2］Almafuerte,阿根廷作家Pedro Bonifacio Palacios（1854-1917）的笔名。
［3］高乔人音乐，吉他伴奏、节奏舒缓，后与同时流行在拉普拉塔河口地区的古巴哈巴涅拉舞、非洲坎东贝舞等民间舞蹈结合造就了举世闻名的探戈。
小资料; 2008年塞万提斯奖得主胡安・赫尔曼
胡安・赫尔曼（Juan Gelman）是阿根廷著名诗人、以笔为枪的人权斗士，他于4月23日获颁西班牙语世界的最高文学奖―――塞万提斯奖，以及90450欧元（约合人民币100万元）的奖金。
他被广泛视作当代阿根廷最重要的诗人，甚至被许多同行认为是当代拉美最好的诗人。
1930年，胡安・赫尔曼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俄国犹太移民家庭，早慧，少年时即博览好书，长大后做记者，并置身于政治激流，先支持庇隆主义，后完全转向左翼阵营，自1956年起，已出版诗集20余部，并被翻译成10种外语。
他的诗歌反映了自己的犹太文化背景、对国家与家庭的关注，以及他本人作为一个政治活跃分子，在1976－1983年政府镇压左翼持不同政见者的“肮脏战争”期间的痛苦感受。
1976年阿根廷政变后，赫尔曼不得不逃离祖国，远遁欧洲，辗转于罗马、巴黎、纽约、墨西哥，但20岁的儿子马塞洛和怀有7个月身孕的19岁儿媳玛丽亚・克劳迪奥，却在镇压中失踪。赫尔曼晚年不懈地追踪亲人的下落，先于1989年，在一个沉于河底的水泥桶里找到儿子的遗骸，又于2000年在乌拉圭发现自己的孙女，当年一个军人家庭收养了她。
1988年，赫尔曼结束流亡生涯回到阿根廷，现与太太长住墨西哥。（康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