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翻译出版事业迅速发展，成就令人瞩目，但它也经历过风风雨雨的曲折过程。回顾三十年来走过的道路，思考和探索应坚持和该扬弃的，对于推进翻译出版事业更加健康地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若对翻译出版三十年的发展粗略划分，我以为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①日本电影《追捕》在80年代初风靡全国②曾于1980年引发争议的《飘》（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③《尤利西斯》问世72年之后在中国出版其一字不删的中译本④创造翻译图书销量奇迹的《哈利・波特》
打开“窗口年”阶段（1978―1988年）
十年动乱我国翻译出版属于重灾区，那时除翻译出版马列著作，以及像越南的《南方来信》这样极少数所谓外国进步文学以外，翻译出版几乎成了空白。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极左路线逐步被纠正，翻译出版事业也相继得到恢复与发展。一直到1988年的这十年，可以说是翻译出版打开“窗口”的阶段。
一、打开“窗口”，突破“禁区”，积极引进外国特别是西方大国的作品。
1978年为克服当时全国性书荒，国家出版局决定赶印35种中外文学名著，其中包括巴尔扎克、狄更斯等西方作家的经典名著。这些书虽只是重印，但毕竟开始冲破对西方文化的禁锢，成了翻译出版打开“窗口”的前奏曲。接着一批当代西方电影如《望乡》、《追捕》、《丽蓓卡》、《战地钟声》等相继放映，更给长期闭塞的中国观众吹来了一缕新奇的空气，促进了人们思想的开放。
反映在翻译出版上，就是突破“禁区”，首次出版了一批西方有影响的图书。例如，在邓小平同志大力支持下，长达11卷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985年顺利在我国翻译出版。四川人民社“走向未来丛书”引进的西方学术新作，一时备受关注。文学类图书窗口开得更大。人文社和上海译文社，加快了由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等“三套丛书”出版的步伐。新创刊的大型翻译杂志《译林》，及时译载了一大批西方当代文学新作，随后成立的译林社，又推出了反映西方当今社会现实的“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和“译林文库”。还有漓江社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丛书”，湖南文艺社的世界名著重译等等，都为80年代翻译出版的振兴做出了贡献。六七十年代曾经只限内部发行的一批西方作品（俗称黄皮书），如《麦田里的守望者》、《战争风云》、《愤怒的回顾》等，此时也冲出“内部”公开出版了。
二、引进西方现代思潮与流派，活跃了学术思想。
实行对外开放初期，有一批后来被誉为“开放的翻译家”如董乐山、施咸荣、袁可嘉、柳鸣九等人，他们思想解放，熟悉西方文化，积极走在促进新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前列。他们参与翻译或主编的《等待戈多》、《一九八四》、《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等，使中国读者第一次接触到了西方现代的思潮与流派。
1980年4月15日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去世，正受到对外开放鼓舞的中国出版界，竞相出版《鼠疫》、《局外人》、《萨特自述》等存在主义图书，柳鸣九、施康强等专家还发表《给萨特以历史地位》和《萨特的存在主义释义》等文章，使读书界特别是高校学生中一时兴起了“存在主义热”。这个时期翻译出版的外国文艺思潮和流派还有：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心理小说、法国新小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日本推理小说和后现代主义等。
在政治学术著作方面，早在60年代初，曾指定几家出版社翻译出版外国政治学术著作和当代文艺作品，作为“反面材料”（即黄皮书）内部发行，“文革”期间被中断。1980年4月，国家出版局、中央编译局、中国社科院及人民出版社相关负责人再次商定，参照“黄皮书”的出版办法，继续出版有参考价值的外国政治学术著作。经专家推荐，确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民主与社会主义》、《笫四国际》等167种书目，交给26家出版社分工出版。到1983年出版了63种。这套书虽限内部发行，但从挑选书目到组织翻译出版，都需要搜集和研究外国的资料，这对于促进思想解放，活跃学术空气，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拨乱反正尚有阻力，翻译读物的价值评价存在分歧。
党中央关于拨乱反正的方针，为翻译出版松了绑，但翻译出版仍不时遇到阻力。这种阻力，有的是来自“左”毒尚未彻底肃清；有的则是习惯于使用长期受禁锢时眼光看待新事物，导致了对翻译读物价值评价的分歧。
（1）《尼罗河上的惨案》和《飘》的风波。1979年11月《译林》创刊号上，译载了正在全国热映的电影小说原著《尼罗河上的惨案》。不料一位著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上书胡乔木，批评江苏出版《尼罗河上的惨案》和浙江出版《飘》，是“趋时媚俗”、“我国出版界从五四以来从来没有如此堕落过”、“不知把社会主义飘到哪里去了”。此信被批转江浙两省省委“研究处理”。后来江苏省出版局党组上报省委，认为《尼罗河上的惨案》既不诲淫，又不诲盗，还揭露了英国上层社会勾心斗角的丑陋面目，电影已经放映，出版它的小说原著，没有什么不对。1980年5月在中国作协召开的“全国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中宣部王任重部长在总结时针对这件事说：“这些信和江苏省委转发时写的按语，我和耀邦同志都看了。耀邦同志要我说一下，这件事就这样处理，就到此结束。”事后那位专家也向江苏出版局和《译林》的同志表示了歉意。
对出版《飘》的批评，一度来势也不小。1980年1月，一家大市的报纸连续发表了《〈飘〉热和〈根〉热》、《〈飘〉到哪里去？》两篇文章，拉开了批《飘》序幕。4月18日一位文化界知名人士在接待外宾时说，中国“也出版了像《飘》那样不好的东西”。23日报上又刊登了《揭开〈飘〉的纱幕》，其他内部通报上也有批《飘》的声言。与此相对应，在1980年5月召开的“期刊会议”和“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许多人都不赞成批《飘》，不少出版人还认为，批《飘》除作品因素外，实际上还反映出当时有些人对地方出版社实行“立足本省、面向全国”这个新方针的不满情绪。《飘》的出版，后来不但得到了国家出版局的支持，还惊动了邓小平同志。1980年6月13日，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费城坦普尔大学代表团时说：“你们有一本小说叫《飘》，是写南北战争的，小说写得不错。中国现在对这本书有争论，有人说这本书的观点是支持南方庄园主的。我们翻译出版了这本书。出版了也没有关系嘛，大家看一看，评论一下。”小平同志的这些看法，不仅为这本书引发的风波做了结论，更为翻译出版工作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2）“清除精神污染”带来的反复。1983年随着对“人道主义”和“异化”批判的升级，接着提出要“清除精神污染”。一开始把奇装异服、流行歌曲都看成是“污染”。在翻译出版上则要求清查自1980年以来各种书报刊的译作。在这种压力下，“萨特热”、“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笫22条军规》等都挨批了，就连《译林》上涉及日本妓女身世的短篇小说《我的茉莉子》，也被“戴黄眼镜的人”当成责难的靶子。更不可理解的是，本来就是当作“反面教材”内部发行的“黄皮书”，这时也被某些权威人士认为“扩散这些东西，这不能不说是精神污染”，“助长了自由化思想的泛滥”，以至不得不叫停原定的出版计划。1984年虽还允许三联、商务、社科、新华、世界知识五家出版社可以少量出版这类“黄皮书”，但因有顾虑，都无意再冒风险。至此，翻译出版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一事夭折。
（3）《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停印的争议。此书是英国著名作家劳伦斯的名著，在西方曾一度被教会势力认为渲染色情，但后来已获平反。80年代初，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立即受到批评，已印的书被限令售完停印。此书该不该停印，当时和现在都存在争议，虽尚无定论，但当年被停印，至少反映了对某些翻译读物的价值评价存在不同的认识。
1983年底，胡耀邦同志在一次与新闻界人士谈话中，强调要分清“精神污染”的界限，其中关于翻译出版他指出，世界公认的名著不能封闭，资产阶级作家写作的有名小说中，即使有点色情描写也不要紧。我们要禁止的是专门描写性生活的作品。这个精神贯彻以后，出版界一度困惑的思想得到了澄清。总之，“清除精神污染”这一反复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使当时翻译出版正在上升的势头明显受到了挫折。
四、膨胀过快，翻译出版一度呈现滥和乱的现象。
“清除精神污染”不当做法被纠正以后，学术、文艺界各种思想、观点的发表和讨论很活跃，翻译出版的门类、品种和印数都迅速增加，但到80年代后几年，翻译出版却膨胀过快，以至出现了过滥和混乱的现象。表现在：
（1）内部发行书失控。以前有些翻译书实行内部发行；公开发行但控制印数；不标明“内部发行”但限内部征订等不同发行方式。80年代后期，不少原定内部发行的外国政治学术著作，被出版社改为公开销售；原先经专家选定的外国政治类翻译书目，也被有些社自行扩大了。这类书引进欠慎，膨胀过快，以至在部分读者特别是青年中产生了消极影响。
（2）外国文艺书刊充斥市场。那时出版外国文艺书刊很赚钱，许多公营出版社包括专业性很强的专业出版社，纷纷挤向这个领域，加上民营书商的介入，翻译出版的数量顿时倍增，翻译出版市场在鱼龙混杂之下，出现了一批赤裸渲染色情和暴力的翻译书。1987年先是出现美国“杰姬・柯林斯热”，随后又出现日本“西村寿行热”，仅后者的书就多达35种。刺激的封面，低俗的内容，一时在柜台、书摊到处可见。像柯林斯的《玫瑰梦》这类淫秽的翻译书，后来虽遭到查禁，但已经在读者中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3）引进外国漫画书把关不严。这期间，电视台和出版社都引进了不少外国的特别是日本的儿童漫画，其中有健康的，但也确有过分宣传暴力、恐怖等消极倾向的，引起社会上不少舆论的非议。因为漫画书需要翻译的文字很少，翻印图像成书快，成本低，利润高，促使很多人尤其是一些书商竞相争抢这块“洋蛋糕”，结果难免又带来了滥。
整顿调整阶段（1989―1993年）
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出版界根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要求，严厉批评了“对待西方文化上的无政府状态”，着手“整顿出版阵地”。涉及翻译出版的整顿措施包括：
――曾有错误倾向的“走向未来丛书”停止出版。
――压缩、限定出版外国政治学术著作的出版社，地方只限省级人民出版社出版。
――随着查禁带来恶劣影响的《性风俗》一书，大力制止出版中的“性作品热”。
――通报西村寿行一些渲染性暴力、性变态的小说，如《暴力与色欲》、《暴虐》、《恐怖黑唇》等，要求清查，从严控制出版。
――开展图书和音像制品的“扫黄”斗争。
――规定出版外国漫画图书，其选题必须事先报批。
――《加里森敢死队》等存在不健康内容的电视连续剧停止播出，相关图书不安排出版。
――1991年在桂林召开全国外国文学出版工作会议，对外国文学翻译出版进行整顿和提高。会议同时还成立了“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外国文学出版研究会”，开展行业活动。
――两批核定全国38家出版社可以出版外国文学，还规定必须配备必要的外文编辑，方可出版翻译书。
―全国整顿掉20家出版社。外国文学刊物经过整顿，加上其他原因停刊的，从高峰时的二十多家，降到现在的七八家。
这个阶段与翻译出版密切相关的事件还有：1990年我国颁布《著作权法》以及1992年加入“世界版权公约”。自此之后，翻译出版外国版权保护期内的作品，必须事先获得合法授权。起初许多出版社还不熟悉或舍不得花钱去买版权，以至翻译出版外国当代新作的数量明显减少。一方面由于整顿，另一方面要先买版权，这使得1993年前后，翻译出版的新品种降到了谷底。
面向市场阶段（1994年以后）
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出版主管部门在整顿调整之后，强调要进行出版改革，狠抓出版繁荣。在这种形势下，加上渐渐适应了“先买版权才能翻译”这种新观念，于是从1994年开始，翻译出版界又迎来了新一轮面向市场的快速发展。
一、出版业向市场经济转型，翻译出版更加开放。
随着出版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出版社确定选题的自主性更大了，而主管部门出台的各项繁荣出版的措施，更激发了出版社多出好书的积极性。新闻出版署原署长宋木文指出：“要下功夫抓出一批健康有益的、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出版读物，特别需要一批真正优秀的通俗文学读物”，“为党政机关和教学、研究单位提供各种资料，包括反面资料，今后也要在正确的指导思想下继续做好”。这一切带给翻译出版的变化就是更加开放了。例如，商务印务馆的“汉译名著系列”，以前大多翻译20世纪以前的外国学术著作，后来大大增加了当代名著的比重。三联书店更推出了“学术前沿丛书”，首次翻译出版了哈贝马斯、哈耶克等富有前沿思想的理论著作。一度沉寂的萨特、庞蒂、巴特等反映法国新思潮的作品，又活跃在翻译图书市场。
在外国文学领域，西方各种获奖小说、流派新作、争议作品，几乎没有限制地出版了中文本。翻译图书已不存在“内部发行”了。引人瞩目的是，曾在西方引起争议、又备受世界文坛赞誉的当代名著《尤利西斯》，在问世72年之后，1995年终于在中国首次出现了两种中译本，而且一字不删，这件事曾被外国媒体广泛报道，认为这是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信号。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网络翻译的开放程度，那就更不用说了。
二、翻译出版空前繁荣，引进图书趋向注重实用。
1978―1990年我国出版翻译书2.85万种，年均2192种；1995―2003年增为9.44万种，年均1.05万种，年均增幅大约4倍。这期间不仅翻译总量大增，翻译出版的门类、体裁、题材、出版形式等等，更是琳琅满目，空前繁荣。社科类除老牌丛书持续看好外，又涌现一批较有影响的新译丛：如商务的“文化与传播译丛”；社科社的“国际学术前沿观察丛书”、“点金石译丛”；上海世纪的“东方编译所译丛”；南京大学社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译林社的“人与社会译丛”等等。文学类更是翻译得又多又快。近几年西方文学大奖的获奖作品和影响大的作品，几乎全有中译本。除小说外，外国政治家、大企业家、明星、球星等的人物传记和回忆录也备受青睐，以至引进的版税率不断被抬高。进入新世纪以后，跟风追逐市场的现象有所转变，引进的书目趋向注重实用，例如重视引进经管、企管、生活、心理、健康等方面有更多实用价值的书。
这个阶段形成“翻译出版热”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引进版获利很丰。近几年来，引领畅销书风骚的有不少都是翻译书。如文学类的《廊桥遗梦》、《马语者》、《致加西亚的信》、《挪威的森林》、《魔戒》、《达・芬奇的密码》；经管类的《穷爸爸、富爸爸》、《谁动了我的奶酪》、《蓝海战略》；少儿类的《哈利・波特》、《冒险小虎队》等等。特别是《哈利・波特》，以7卷累计发行5000万册的巨量，创造了翻译书发行的奇迹，并且带动印刷、纸张、书店、物流等相关行业跟着升温，被誉为出版业的“哈利・波特现象”。
三、实施“走出去”战略，建立优秀翻译图书的奖励机制。
2003年以前我国图书版权贸易，输出大约仅占引进的6%，2006年上升到18%，当年输出的图书版权也只有2050种，因为有部分是原版输出，实际的对外翻译出版还更少。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国家实施了“走出去”战略，鼓励对外传播中国文化，加快中国出版跻身世界的步伐。主要大事有：（1）举办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大力扩大书刊、音像制品对外版权贸易。（2）推行“国内翻译、国外出版”的新模式，充分利用国外的出版资源。（3）启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由政府资助翻译费，鼓励外国出版机构和译者翻译出版中国作品。仅2006年，就向19个国家的210个项目，资助了人民币翻译费一千多万元。（4）在外国建立孔子学院，既传授中文，也传播中国文化。（5）扶植“熊猫丛书”等外向型图书的扩大出版，同时国家还组织有实力的出版社，联合出版外文本《大中华文库》，有计划地翻译出版中国古典名著。英文本100种出版计划现已接近完成，即将展开法文本和西班牙本的翻译。尤其可喜的是，这套文库在国外正在产生品牌效应，有些书已实现保本并开始盈利，市场前景看好。
为了提高翻译图书的质量，向读者推荐优秀的翻译图书，从1991年起，先后组织了6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的评奖，还有三十多种翻译书，分别荣获了“国家图书奖”及该奖的“提名奖”。此外在“中国图书奖”、“鲁迅文学奖”以及“彩虹翻译奖”中，都设有优秀翻译图书的奖项，这些对鼓励多出优质翻译书，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四、受利益驱动，翻译出版无序现象令人关注。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出于追逐利润，翻译出版领域译德水准下降、诚信缺失、竞争无序的现象日趋明显。主要表现是：翻译结构失衡，翻译质量下降，重复出版严重，抄袭屡禁不止，盗版依然猖獗，评论不受重视，导向声音薄弱，以及翻译资质缺乏必要监管等。这些问题，我在2008年1月16日《中华读书报》发表的《引进版图书现状浅析》中已有分析，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翻译出版三十年走过的道路，留给翻译界和出版界诸多思考和回味。令我感触至深的是：
一，翻译出版出现的反复，与思想解放的起伏相同步。80年代头几年以及面向市场阶段，翻译出版所以能够振兴、繁荣，莫不与这个时期思想解放有关。如果说，多出好书是出版工作的永恒主题，那么，解放思想就是实现这个主题的必要条件。
二，正确的导向，是翻译出版健康发展的保证。早在1984年3月14日，邓小平就对胡乔木、邓力群说过，翻译世界名著“这个工作很重要，需要用几十年的时间。除了组织国内人力进行翻译，还可以在英国、日本、西欧分别成立编辑部，组织外籍华人和华侨中的学者进行这一工作，订立合同，稿费从优”。同时他又指出，对于西方文化“要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用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宋木文同志根据这个精神强调：“对待外国思想理论著作也要讲两点论，避免片面性；既要重视翻译出版，同时又注意选择，做好评论工作。”我理解这就是翻译出版的导向原则，对所有翻译书都应该适用。什么时候坚持了上述两点论，翻译出版就繁荣了，反之，不讲导向，非出问题不可。
最后是，翻译出版界当前面临企业改制、竞争激烈、数字传播技术日新月异等等众多新的挑战，出版人必须认真吸取三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继续解放思想，深入改革，与时俱进，努力构建和谐翻译出版的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