椎间盘的病史32年了，时好时坏。我几乎在期待着手术。接住院通知后的主要盘算是为伤筋动骨一百天准备消遣物。家兄和我一样嗜书，遂成首席供应者。学生们要一同看我。我说，分开来，来时每人照我的书单带四五本书。于是开始了卧榻上昏天黑地的阅读，以往惜未一睹的好书都搭上便车。如此酣读了八十多天，过手七八十本
《战争与和平》中三个情节印象最深。初任副官的安德烈看到身经百战的巴格拉季翁将军在大战中的指挥目瞪口呆。将军对回报的前线指挥官或称赞，或鼓励，实际上没下任何命令，极力装出发生的一切都在他意料中。这颠覆了众生对战神的迷信，其实打起来后已经没什么好指挥的了，只剩下鼓舞士气。库图佐夫真正与拿破仑交战只一两次，可称不分胜负。他迟钝、冷静、不冲动，他尽最大可能抵制沙皇的干预和同僚的躁动。他依赖天时、地利和不犯错误。他最体恤士兵。沙皇让他追击穷寇时他说：让我用一个俄国士兵换三个法国士兵的性命，我不干。托翁告诉我们，莫斯科大火不是战略家的设计。北方城市的茅草、柴火，极端易燃，是生息在此的居民抑制着日常的火灾，当战火、抢劫、逃亡、空巢频仍时，火灾是一定的。此说合情入理。主动烧毁这座城市大概是故事，是为着拔高某些东西而编造。这种拔高和编造太多了，乃至我们几乎生活在历史的迷雾中。
读《卡拉马佐夫兄弟》令人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深层人格的开掘，比托尔斯泰都要略胜一筹。父子五人迥异的性格，一个个自己都无从预判的行动轨迹，错综交织的冲突，借主人公谈出的一番番哲理，构成极大的阅读享受。我最受震动的是那个主线之外的孩子伊留莎。他贫病孱弱，却高傲坚毅，父亲对强人的一丝媚态，都令他痛苦万分，他敢一个人对垒一群大孩子，他卑微的父亲也明白这孩子的高贵品格。这本书以伊留莎的葬礼结尾，大约可以说明我是陀翁的知音。这段子还令我想起上个世纪80年代的俄国影片《丑八怪》（又名《稻草人》）。俄国的艺术家最善于表现孩子间惊心动魄的冲突。
周扬对同仁说过：我们在文学的判断力上都赶不上胡风。而胡风一再盛赞：早慧的路翎。终于读到尘封60年的《财主底儿女们》。胡风写于40年代的序言对该书评价甚高。但我觉得其论据不得要领。这可以谅解，因为这部书超越时代，注定了后代人的评价才更到位。中国小说史中它是大大的异数，它努力展示的是人的复杂性，遭逢乱世时的复杂性，自己都说不清自己的复杂性。他并没有贬低虚荣心，却将之描写为其主人公，那个年轻人无往不在的行为动因。下卷开始时，描写的南京败落后中国士兵进入村庄后的奸淫抢掠和相互残杀，令人触目惊心。我以为，作者一定是目睹或耳闻，才能写出这样的段落。它是文学，也是历史。我以为悲剧的路翎是中国作家中最神似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这期间读到的《齐如山传》中也有对历史细节的出人意表的描述。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所有的商号、店铺统统被抢劫一空，而抢劫者多数是中国人。齐如山会外语，有外国朋友，那时成天在街面上走动，这是他目睹的。从道理上、逻辑上都可以说这是八国联军导致的。不彻底摧毁秩序，怎么可能盗贼蜂起？但毕竟是主干和枝叶共同组成了历史。政治正确剪刀下光秃秃的主干，不仅不是全部历史，而且会干扰我们理解历史，助长一种褊狭的历史观。齐如山是同文馆的第一代学生，书中对此做了翔实的描述。齐认为自己要比梅兰芳更懂京剧，我觉得有其道理。
史景迁夫妇来北京时薛涌曾介绍他们和我见面。我当时不知深浅，侃侃而谈。后才知这是耶鲁大牌教授、第一名嘴。病前看过《皇帝与秀才》。病中读了《康熙皇帝与曹寅》、《王氏之死》、《天安门》。《皇帝与秀才》和《康熙皇帝与曹寅》最好，特别是后者，使读者在饶有趣味的阅读中增长了很多历史知识，比如包衣制度。它勾画出曹寅的独特的生活空间，借助他的主子康熙皇帝和他本人的汉人血统，得以和满汉两大精英集团密切交往。这样独特的环境中，才有了其孙旷世之才曹雪芹的问世。国内好像还没有这样的写法，将历史研究与故事笔法融于一体。《天安门》里的知识分子我都知道，但他捡出来的徐志摩的诗、老舍的文字，我竟然没见过，说明他的审美和选材非常独特。
住院期间，准确地说手术前读的《追风筝的人》。小说起伏跌宕，勾心斗角、一环套一环，我差不多是一气呵成。它帮我打发掉了最难耐的一天。回家卧床期间读了该作者的第二部小说《灿烂千阳》。第二部书的前半部不太能抓住人，所以它在畅销上大约不会追上《追风筝的人》，情节过半后突然紧张起来，让人认识到这是该作者的手笔。两书都是两种元素的合成，其一是塔利班的令人惊讶的残酷，其二是阿富汗社会的风俗。在民俗上，前书勾画出上个时代中该社会主仆间纯朴的关系，仆人对主人的忠诚耿直，主人对仆人的庇护关爱。后书勾勒出的是妇女在该社会的卑下地位。两书最叫座的是对塔利班的残忍的刻画，那些戏剧化的情节使它登上美国畅销榜。但我觉得最成功的是对该国上个时代民俗的描述。关于塔利班的部分，我恰恰觉得过于脸谱化、妖魔化，我一点都不怀疑那个特定时空下残忍的真实性，但我还是认为只有高度异化的人，没有天生的妖魔。人变成妖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作者没有展示出人性的复杂和深奥。我怀疑作者是否深入接触过塔利班高层成员。这两本书在美国图书市场的大获全胜，帮助我们了解美国读者的水准。这两本书都是成功的作品，但与前面讲过的三部小说不是一个水准。
读了《狼图腾》。当然是一本好书，但我的感觉没有一些朋友的评价那么高。我觉得作者的议论有点重复，甚至泛滥，其实真知灼见就那么多，点到为止挺好，说多了，伤害了故事的进展。半数读者可以体会的道理，大可隐而不发。过后读了一本《我们为什么不说话――以自闭者的奥秘解码动物行为之谜》。该书告诉我们，DNA的研究证明狼和狗13万年前就分道扬镳了。墓葬中发现的最早的人狗合葬是14000年前。很可能早期人和狼或狗相处的关系要比后来的人狗关系平等得多。“这基本上是两个有着互补技能的物种的合作互助，这种事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澳大利亚的一些人类学家认为，早期的人类从狼那里学到了复杂的社会结构、非血缘同性间的友谊、集体捕猎大动物。这些见解与《狼图腾》作者近似。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力推《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读后觉得如此精致的文字在今天已不多见，更难能的是这精致的文字是用地方话写出的。我希望一部分中国作家用地方话写作。地方文化包含在地方话中，水乳交融，不可割裂。尊重多元文化就要尊重地方话。不能任凭英语和中国的普通话通吃其他大小语言。对该书的评价汪曾祺说得最到位：他是开讨论会时抓时间读的，一口气读完，脱口而出：“好”。他说：这是非常真实的生活，是荒谬的，但又是真实的。作者曹乃谦对汪说：他有很多这样的题材，能写两年。汪说：“写两年吧。以后得换别样的题材，别样的写法。”曹已经成功了。他如果能变法，且成功，他就是大师。
我从《工作的终结》开始重视里夫金。病中读了他的《欧洲梦》，是一部大作了。他是扬欧抑美的，虽然他好像是美国人。他关于欧美的很多对比，富于启发。对欧共体建立的历程有翔实的讲述。这确实是欧洲政治家、思想家反省两次大战后，殚精竭虑、历时几十年、精诚合作的产物，是人类制度文明的一座里程碑。
我教授城市社会学，当然知道卡斯泰尔，但没读过他的《Urban Question》。后读过中译本《网络社会的崛起》大失所望。他的学生告诉我，他最好的书还是《Urban Question》，但我知道他后来放弃了这书中的主要观点，我们还怎么好称道和研读呢。病中读了《千年终结》，感觉很好，全球视野。对东亚四小龙崛起的描述和分析内容翔实，有理有据。对南美毒枭与其社会水乳交融的状况作了生动的评述，兼有趣味和深度。
高尔泰的《寻找家园》和杨曦光（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原来的名字）的《牛鬼蛇神录》合起来堪称中国版《古拉格群岛》。前书中的夹边沟劳改农场更像古拉格群岛，大批右派分子活活饿死在那里。“寂寞三清宫”一文极美。作者在1962―1966年独自住在敦煌三清宫中，在革命的年代中那是何等奇异的时空。敦煌积淀数千年的美学因素仿佛浓缩在那里，等待着一位叛逆的美学家融入其中。后书讲述了文革十年中湖南省监狱中的各色人等，一流的商人，高超的工程师，出色的数学教师，右翼的老共产党员，乃至大小盗贼，都在监狱相逢，真是一场盛会。最为悲哀的是很多一流人才没有挺过那个时代。我要我的研究生每人读一遍《牛鬼蛇神录》。
作知青时，到处找书读。鲁迅的书不犯禁，好找。我差不多稀里糊涂地通读了《鲁迅全集》。但《中国小说史略》漏掉了。病中一了夙愿。鲁迅文字之好不必说了，而这是鲁迅少见的文言作品。这位白话文旗手为什么要写文言文？他自白：“又虑钞者之劳也，乃复缩为文言。”恐不足信。窃以为，是他技痒。这倒可以让我们全面地品味鲁迅的文字。这部史略从汉代六朝说到清末，他所看重的作品多摘录片断，摘录的文字好极了。这毫无疑问是他多年积累，临时抱佛脚断乎不成。由其摘录我们可以明白，鲁迅何以成为白话文运动的第一刀笔。他自少年时代起遍读古书中偏近白话的美文。天分已经过人，后天的营养又为他人不及，如何能望其项背。该书二十二编着重评价了《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且抄录了几段，由此可以窥见鲁翁格调性情。
《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两书心仪已久，《阅微》无缘，《聊斋》只翻看过，终于因病如愿。比较二书，讲阅人阅世，析人情事理，纪昀言人未言，入木三分，毕竟阅历搁着呢。讲文笔，任凭纪昀如何自负，蒲翁走笔行云流水，潇洒风尘之外。十七大期间刚好读到《阅微草堂笔记》中的一段文字，对其洞明世事却借助狐语说事的睿智极为钦佩，当即抄录，挂到我的博客上：“张明经晴岚言：一寺藏经阁上有狐居，诸僧多栖止阁下。一日，天酷暑，有打包僧厌其嚣杂，径移坐具住阁上。诸僧忽闻梁上狐语曰：‘大众且各归房，我眷属不少，将移住阁下。’僧问：‘久居阁上，何忽又欲据此？’曰：‘和尚在彼。’问：‘汝避和尚耶？’曰：‘和尚佛子，安敢不避？’又问：‘我辈非和尚耶？’狐不答。固问之，曰：‘汝辈自以为和尚，我复何言！’从兄懋园闻之曰：‘此狐黑白太明，然亦可使三教中人，各发深省。’”
刚巧病前看了云门舞集在北京上演的“水月”。听别人议论坐在我前面的就是林怀民。舞蹈刚开始，就见他离席向台后奔跑，我估计有事，果然舞蹈戛然停止，林登台，恳请一些观众为了演员和其他观众停止照、关闭手机。我估计在内地演出，他这套把戏玩了不止一次。他心思深，知道非如此不能保证演出质量。他多年来操练的不仅是排练舞蹈，更是在社会上造就一个欣赏舞者的大氛围。因此上述把戏是他的分内之事。吹埙大师曹节先生和我说，他最怕在国内演出，看到台下嗑瓜子、聊天、打手机，曾下决心不在内地演出。病中读了林怀民的《云门舞集与我》感动于他的美文。当然了，他原本就是两栖动物，用他自己的话说：“舞蹈是初恋，写作是妻子，结婚后遇到老情人，旧情复发。两个都爱。”书中一段实在感人。1925年丹尼斯与丈夫铁雄率丹尼雄舞团到北京演出三天，虽仰慕但抽不出时间去看梅兰芳的戏。梅慷慨地带自己的剧班到丹尼雄演出的剧场，舞蹈结束后续演一折戏。观众欣喜若狂，舞者未卸妆就赶到观众席欣赏。2002年林怀民到铁雄的剧场演出。演出结束后，主办者将当年梅兰芳与铁雄夫妇合影照片赠送给他。这些均是至诚舞者间的交往。该书中还有大量的其他图片，看着是享受。
病前在一些杂志上看到《屠夫看世界》中关于卖肉经的摘要，觉饶有趣味。北京出版社早就赠送过我这本书，这期间通读了全书。觉得最有趣的是两部分，一是卖肉经。觉得各行各业中的一些通文墨的人都应该将本行的真经写出来。虽然说出了真相日后在业内难混，但书会畅销的，日后有改换门庭的可能。不然就是一些作家可以深入到一些底层行业中，写出行内的真经，绝对有卖点，且有益于读者和社会。二是作者的个案说明了在媒体争夺眼球的时代，一个人成为新闻人物后是如何的被打扰，被包围，被利用，终至不得安宁。在这一过程中，一个人很容易闪失。
老实说，我在学术著作上有点崇洋。我读的书译著占大多数。若给自己辩护，一个国家学者的质量和数量怎么能够与全世界的学者相比呢？如果说得更直率，国内还在认真搞学术或思想的人少之又少。这种偏向使我与一些好书失之交臂。早就听说本行中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竟然没有读过。这次时间充裕，且我一直向我的研究生鼓吹做经验研究，而我自己又不做经验研究，于是面临着给他们介绍范本的问题。因此想看看这本书。看后很是钦佩。我觉得我应该能写出这种风格和水准的书，且有这种追求和向往，但是没有写出来，很可能永远也写不出来了。该书通过若干精彩的细节展示出地区、县、乡、策略不同的移民，多方间的博弈。道出了激进派只有打死“贪官”别无退路的正常冲突中的中国特色。写出了县级领导在接到地区决议几天后做出了不同决议，佯称是在收到地区决议前做出的，希望地区谅解，其策略精妙令人惊叹。该书最耐专业人士寻味的是其文体。正文是叙事体，大量的页下注是抽象或宏观一点的讨论，比如“工作组”在中国的由来，“变通”作为制度运作的常规方式，等等。文后的注释则讨论更为理论化的问题。这是一种开创。专业人可通读三种叙述，爱好者可只读正文。但是一个疑问始终在我脑子里盘旋。这是博士论文。作者是慑于“学术规范”的压力，才做出“注释”，以显示理论造诣，还是主动尝试新的文体。我怀疑是前者，我听说即使如此其论文答辩仍然历尽坎坷。我以为叙事体也可以是博士论文的文体选择，不必硬搬理论的盔甲，理论可以融化在叙事中。但不管原因如何，该书的文体完成了一种变异，值得讨论。我希望有机会同作者对话，讨论该书文体尝试的初衷与过后对其得失的反思。
长期以来一直痛感社会学教师们将学生引向了一个误区，以为贴标签就是懂理论，舍此很难显示出自己的理论水平。一直想好好对同学们讲讲“什么是理论”。但当真要做的时候才发现，难乎其难。甚至这方面的研究都不易找到。陈嘉映先生在两本书中讨论过这个问题。《无法还原的象》中有一节“何为理论”。他区分了理性态度和理论态度的本质差别。一般而言理性是反理论的，它以为理论是不务实的、奢侈的。中国人是最富理性的民族，但远不是最富理论兴趣的民族。理论态度起源于解释性的神话。是希腊人将理性引入到解释当中，这是一种罕见的、开创性的组合。我的新作《与本科生谈：论文与治学》中吸收了该文中的一些思想。《哲学科学常识》一书将这些思想进一步展开。但我更喜欢“何为理论”这篇短文，其中几乎包含后者中主要内容。在《哲学科学常识》一书的序言中陈嘉映说，他的下一本书将讨论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性质。我在热切地期待着。
“保卫公共社会学”是《公共社会学》中的第一篇。我以为这是一面旗帜，一篇奇文。后拿到我的研究生们的读书会上讨论。该文提出了四种社会学：专业社会学（面对专业内的、工具性的），批判社会学（面对专业内的，反思性的），政策社会学（卖给客户―政府或商家的、工具性的），公共社会学（面对公众的，反思性的）。四种社会学各有其自身的病理。专业社会学是自买自卖，政策社会学是屈从性，公共社会学是时尚性，反思社会学是教条主义（我不能理解，我以为批判精神是最少教条的）。每一种社会学其实都含有这四种特征，它们复合在一起构成了社会学家的气质。传统的公共社会学诉诸媒体，当代的公共社会学与地方、群体、运动相结合。我对同学们说：这篇文章帮助理解我们这个学科的分工和自己的位置，自己与社会的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搞明白这些。有些人有巨大的投入热忱，不需要明白自己的工作与社会的关系，比如陈景润。但多数人有明白这些的愿望，明白了心里踏实。社会学家的气质是有专业知识，有批判精神，有公共关怀。政策研究在今日中国往往是决策者思想的注脚，选择这一角色牺牲的太多。一个人选择社会学研究，应该有三个动力作支点：出人头地，智力生活的乐趣，社会正义的关怀。出人头地是众多人生存的基本动力。社会学家出人头地的特殊性在于要通过智力生活和社会关怀来实现。而后两个动机缺少了任意一个，动力和成就都将显得单薄。中国社会学界致力于公共社会学的人太少。这是一个苍白孱弱的学科。说他们自娱自乐都恭维了他们，因为自娱自乐也需要有较高品质的智力生活。很多人是为“生存”，而不是为智力生活与社会关怀而来的。他们甚至不进入智力生活与社会生活之中，而是直奔主题：猎取一些标签和头衔，借此出人头地。
《弱者的武器》是一本优秀的社会学著作。书很出色，而最妙的是它的标题，画龙点睛。作者告诉我们，日常发生的弱者的反抗，绝不是革命、暴动，而是消极怠工，惜乎其为研究者忽视。厌倦文革作了知青后，我再没有积极过。我尽可能偷懒，尽管很难，偷不成太多的懒。但我毕竟没有助长“抓革命促生产”的氛围，而是增添了小环境中消极的气氛。微观地看，这是一己行为。但宏观地看，此一族类越来越大，他们在用脚投票。如果任凭政策如何糟糕，大家都逆来顺受，拼命劳作，这政策还需要变革吗？所以说，是那个时代亿万弱者的不合作导致的低效率，最终使悖逆人心的政策濒临死亡。这本书与我共鸣，为我青春时代的行为平反正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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