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元春 1931年生，湖北人，土壤学家。1956年北京农业大学土壤农化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工作
，1987-1995年任该校校长，曾任中国科协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务院资源环境委员会科学顾问，国家能源办公室专家组成员，现为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国家科技奖励委员会委员。
石元春1991年、1994年和1995年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是极少数同时兼任三院院士的中国科学家。
曾荣获包括1993年度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等在内的十多项国家和部委级奖励，以及陈嘉庚农业科学奖、王丹萍科学奖和何良何利农业科学奖；出版专著7部，发表文章100余篇。他长期参与制订国家重大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规划工作、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并担任农业组组长，从事农业和科技方面的宏观性和战略性研究，多次受邀为国家领导人授课和提供咨询。近年来着重关心国家能源战略，设计了中国生物质产业技术路线图。
暮春时节。在一个春雨淅沥的午后，笔者来到石元春院士位于北京北郊的家中。落地窗前，颇富细雨敲击的诗意。而石元春60年感悟和探索我国农业科技与发展的历程，却是那样的波澜壮阔。这丰富的经历浓缩在短短的几小时中时，是挥之不去的万千思绪。
从牛仔“粉丝”到农业科学家
今年3月，石元春先生受自己学习工作了近60年的母校中国农业大学之邀，为农大学子做了一场“感悟农业”的报告。报告伊始，打出一张美国西部牛仔的图片，紧接是石先生自己的一张照片。他问在座的学生：他们有关系么？在学生惊诧的目光中石先生自己给出了答案。
1931年2月，石元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那是一个战乱频仍的年代，国家的灾难、民族的屈辱和抗争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立志要为国家富强做一番事业。但使他最终选择农学并作为终生奋斗目标，却出于另一种机缘。
上高中的时候，正值二次大战结束，美国的救援物资大量运抵国内。他和一帮男同学对当时美国西部电影“牛仔”很着迷。周末放假时看了很多这样的影片。辽阔的牧场风光和纵马驰骋的勇士让年轻的心热血沸腾。1949年高考填志愿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能够与辽阔大地为伴的农学，憧憬着那种传奇和浪漫的生活。后来武汉大学和清华大学同时录取了石先生，自然地，有着浪漫情怀的18岁的男孩是一定要选择远离家乡的清华大学（后来清华大学农学院与北京大学农学院合并成为北京农业大学）。
说起这个选择，石先生说，“一个高中生到大学是人生的重要转折，现在的学生们比我们那时成熟得多，但重要的不是考什么学什么，而是你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好好学了”。石先生很快进入角色，喜欢上土壤学这个专业。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让年轻人充满激情与梦想的岁月，大学毕业时，石先生和同学们一样，9个志愿，全部是服从分配，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时苏联电影《农艺师》与集体农庄沸腾的生活再次点燃这个年轻人的激情。
同时，北京农业大学的老师们孜孜不倦、脚踏实地的钻研精神也感染着石元春，少年时代立下的志向和老师的谆谆教诲，促使他更加坚定地扎根农业，报效国家。回想从那时开始到现在近60载的研究与教学经历，石元春从一个cityboy(城市男孩)到一个农业科学家，年轻时代的激情却几乎伴随了他的一生，并积淀成为他对农业科学、农业教育的深沉的热爱。
也许，有万年发展历史的农业本身就是让人充满激情与梦想。到今天的现代农业也依然延续着这一特性，石元春讲到农业必须要有一次产业结构革命时，曾经引述美国2002年《生物质技术路线图》的话：“像阿波罗登月计划那样，整合这个行业是一项意义深远的挑战，需要大胆的想象力，在多个科技前沿领域同时取得进展……路线图的制订者相信，成功的回报将是巨大的，它将是未来人类事业的基础。”从这一点看来，未来农业的富于挑战的色彩仍然与石先生当年的牛仔愿望高度契合着。
机遇：完整的科研训练
一个成功的人，机遇必定是曾经垂顾于他，石元春大学毕业后的机遇让他在科学道路上受用不尽，也成为他一生的拐点。
1953年，他从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毕业，响应组织号召学校安排转读了土壤农业化学研究生，师从我国著名土壤地理学家李连捷先生。李先生是地质领域的权威，中国科学院当时的院长郭沫若以及副院长竺可桢都非常赏识他，并且有着非常密切的学术交往。因为转行，导师要求石先生必须补修地学、化学等课程，这样使他得以有机会接触名师袁复礼、王乃?的“第四纪地质学”、“地貌学”等课程，获益匪浅。专业知识的横向拓展，使他在踏入研究工作开始便打开了更加宽阔的视野空间。
名师出高徒。研究生实习期间，李连捷先生推荐他参加了中国科学院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在晋西野外考察时，有幸与著名的第四纪地质学家、刚刚去世的科学大家刘东生同行。与刘先生一起工作的这段经历让石元春受益匪浅。他称中国科学院的考察队是个“大熔炉”，各个方面的专家都在其中。他们身背装满黄土标本的地质包，一天登山爬坡几十里进行艰苦的考察。刘先生言传身教，一丝不苟。为了观察描述一个地址剖面的性状，他们甚至不畏艰险亲自攀上一二十米高的峭壁。而他的一些想法也得到刘先生的充分肯定。还是研究生的石元春就在两位导师的推荐和鼓励下，将这次考察成果《晋西黄土及其形成》，作为“中国第四纪地址研究会成立暨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大会报告学术论文在大会上报告，那是1956年的春天，才25岁的石元春开始在科学界崭露头角。
石元春研究生毕业后，又跟随李连捷先生参加了由李连捷先生任队长的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从准葛尔到塔里木，从阿尔泰到天山，穿沙漠涉冰川，多学科野外综合考察进行了4年，使他萌发了“地学综合体”的科学思想。这种长时间锻炼、培养起来的系统综合观察问题、深入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几乎影响了他的一生，反映在他以后的全部工作中。石先生感念在自己步入科研生涯之初就有了这样难得的机会，他说，没有谁告诉我怎样做科研，怎样写论文，而是在老科学家的言传身教中，通过自己实践中的学习和锻炼成长和成熟。“不是我自己有多么了不起，而是我想通过讲述自己是怎样成长的，告诉大家科研环境的重要。”
毕业留校当了教师的石元春并不满足于只是教课。他有着非常强烈的研究愿望。他关心我国的盐碱地问题，周末的时候他经常一个人坐着公共汽车从位于北京西部的农大出发到北京南部的大兴县去取土研究。虽然文革中因此成了“白专”道路的典型，但是他也因此为自己今后研究事业的腾飞奠定了基础。
农民树碑：科技造福曲周
70年代初，我国北方17个省市连续3年大旱，农业生产不景气，辽阔富饶的黄淮海平原深受旱涝盐渍之苦，产量低而不稳。1973年周恩来总理提出要以河北黑龙港地区为试点，围绕地下水的开发和旱涝盐碱的综合治理组织科学会战。石元春受当时的老校长之邀，坐火车前往河北邯郸考察。当时严峻的盐碱低产的现状，让石先生毅然相约几位教师到了河北省的一个低产穷县――曲周县“老碱窝”的中心，张庄大队安营扎寨，开始了黄淮海平原的旱涝盐碱综合治理试点工作。
通过土壤调查制图，水盐动态长期定位观察和向农民大量访问调查，大胆提出从地下碱水入手，以“浅井深沟”为主体，农林水并举的综合治理方案。这个方案与当时公认的传统观点和作法相背离而遭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指责和非难。在他领导下科学集体力排众议、顶住压力，十数年如一日坚持实验。使三万亩的大面积实验区，土地一年比一年好，生态环境一年比一年改善，粮棉产量和人均收入大幅度增长（粮食亩产由二三百斤增加到千斤以上，人均收入由三四十元增加到六七百元，以至千元以上）。曲周实验点成为做得最好的一个。来自新疆等全国各地和20多个国家的科学家、农民、干部、部长、总理等参观了这块曾经旱涝盐碱猖獗、田园荒芜，民不聊生的土地上用科学和劳动之笔绘制的美好农田和农村的图景。这一带农村妇孺皆知“农大老师”、“石老师”。石先生对当时的艰苦条件用“你们现在根本想象不到”来表述，他们一年时间里，有8个月时间都在田间。他当时对当地老乡的承诺是“有一条，不改好不走”。第二年夏天曾经颗粒无收的田地长出麦苗了，国家领导人来视察时老乡们争先恐后表述自己的感激之情。
“现在曲周好极了。”石先生说。1988年教师节，曲周县农民在北京农业大学树立了一座庄严的汉白玉石碑，上书“改土治碱，造福曲周”。表达对科学知识分子的感激之情，这里也凝结着石元春的汗水和功劳。石先生自豪地说，现在农大的老师到曲周去饭馆吃饭都不要钱。
石元春是杰出的科学家，十分重视和潜心于理论研究。他在国内外杂志发表了论文40余篇，出版专著4册，提出了“半湿润季风气候区水盐运动”的理论，和据此理论提出的“旱涝盐碱和地下咸水必须实行综合治理，综合治理的实质是对区域水盐运动的科学调节和管理，以及浅层地下水的开采回补是调节区域水盐运动的枢纽和杠杆”的观点。大量实践证明了这种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这种理论又在指导实践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1985年石元春主持召开了“国际盐渍土改良学术讨论会”，一些国际知名科学家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会议纪要和国际土壤学会会刊上写道：“对中国科学家提出的半湿润季风气候区盐渍土水盐运动及其调节的有关理论以及采用灌溉、排水、农业、林业对区域水管理的综合治理盐渍土的办法予以肯定，与会科学家认为，中国人民应为盐渍土改良利用已取得成就而自豪。”这是对石元春所创建科学理论的充分肯定。
星火燎原：黄淮海平原开发
“前面都是因，后面是果。”石元春在试验区和理论上取得成就的同时，70年代末即开始领导和组织了黄淮海平原旱涝盐碱综合治理区域的研究；黄淮海平原农业发展战略的研究；黄淮海平原水均衡分析；中国的耕地问题及对策的研究和主持编制了黄淮海平原农业图集等，系统积累整理和分析研究了大量科学资料和成果，提出了许多重要理论观点和建议。
他知识面广，思想敏捷活跃，具有较强组织领导能力，充分体现了他的科研统帅的能力，在“六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黄淮海平原中低产地区综合治理的研究中任项目专家组组长和“七五”项目的主持人。这是100多科研单位，上万名科研人员参与的科学会战。
1988年初，当国务院提出开发黄淮海平原的部署后，石元春认为这是多年科研成果在生产中发挥作用的大好时机，是广大科学工作者盼望已久的。他立即组织一批专家教授和北京农业大学400余师生投入这个新的战役，1988年北京农业大学推广了36项技术，增产粮食3.4亿斤、棉花8100万斤、油料5300万斤，直接经济效益3.48亿元。
石元春所主持的工作得到了科学界和社会各方面的承认。1978年获全国科技大会奖；1980年获农牧渔业部“农业技术改进”一等奖；1983年获“农业区划”一等奖；1984年获国家经委、国家科委、农业部、林业部颁发的“全国农业科技推广奖”；1985年、1986年获四委一部颁发的“六五”国家科技攻关奖励；1987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1988年获国务院黄淮海平原农业开发一等奖。
多年以来，他始终坚持在教学、科研和生产第一线，为发展我国土壤科学，建立一支自己国家的土壤科学队伍和为黄淮海地区农业开发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由于他求实的科学态度，勤奋的进取精神和独创性的成就，终于成为国内外著名的土壤学家。
对于这个延续了十余年的项目，石先生说，我一个月也讲不完，他说，现在想起来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走活农业这盘棋：关注农业信息化和国家能源战略
从1983年开始担任学校领导职务开始，一直到90年代中期退休。石先生对这段时光一笔带过。退休以后他要转变角色，“换一种活法”。
石先生果然洒脱。他很快开始宏观农业问题的研究。在校长任上时，由于工作关系，关注与农业相关的植保、畜牧等等各个学科，又担任国家863，973等等或者高技术或者基础研究计划的专家组成员，培养了自己的眼界。2003年，作为农业组组长出山主持国家中长期规划中农业发展规划。
本来就对科学孜孜以求，始终关注着农业科技的最前沿，尤其是在农业信息化方面的石先生一发不可收。不断在报章上看到他“惊世骇俗”的新观点。
其中一个重要领域是就生物质能源。早在20世纪90年代，石元春就开始思考着农业科技革命和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到2003年提出在中国发展生物质能源之时，石教授已经做了大量的调查和试验研究工作。于2006年5月16日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农业的三个战场”的文章，提到了为农业开辟第三战场和在土地里种出一个大庆油田的大胆设想。这一问题引起社会轰动，人们都在关注这一崭新课题。
求解“三农”问题，是石先生另一个念兹在兹的心结，他纵览国内外农业发展趋势，提出现代农业，必须经历一场农业产业革命的变化，他抓住一切机会，到处演讲传播他的思想，去年7月，他联合中石油的老总和中国工程院的领导，上书总书记胡锦涛，由他执笔的信中写到：“三农”体量大，滞惰性强，唯激活“三农”自身能量为上策。农工一体化和注入引入资金是“酵母”，增加农民收入和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是“加温”。“三农”一旦被激活，资源约束可以通过技术替代；资本约束是可以在发展生物能源和农产品加工业中引入；农村富余劳动力可以向新兴的生物产业及中小城镇就近转移，这盘棋就有望走活了。
对于石元春院士来说，探求农业发展，是他永远下不完的一盘棋。他自己总结从1949年开始近60年的科教历程时写到：我目睹了中国农村之贫困和落后；我感受了中国农民之勤劳与艰辛；我经历了中国农村的巨变和农业的长足发展；我见证了中国几千年粮食不能自给历史的终结；我看过了苏联的集体农庄和美国的家庭农场；我感悟着现代农业和为她而欢呼与呐喊；我为中国“三农”困境而困惑与求解；我思考着农业的未来……
石元春先生与所有科学家一样专注、执着。他65岁学习使用电脑，现在他的演讲投影都是一流的水准，他喜欢读书研读历史，他为学生们注解白居易的“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利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给学生们留下深刻印象。但是在他身上还体现了“一个人的综合素质”，他说，其实人的智商、勤奋程度都差不太多，但是一个人的交往能力以及性格却有可能改变未来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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