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威廉
去年11月9日贝廷娜・威廉来同济中德学院作报告，讲她爷爷的故事。她爷爷是理查德・威廉（Richard Wilhelm,1873-1930）。理查德・威廉又是
1899年德国同善会（AEPM）招募赴华的传教士，卫礼贤想摆脱“狭隘、僵化、俗常的生活”，寻求“人生、人世和宇宙之谜”的答案才应召来到中国青岛。青岛那时还是个渔村，在炮舰的威逼下清政府两年前“租借”给了德国。他住在一家中国人的草屋里，前任住户是个德国商人，因生意失败而举枪自杀。据说自此草屋常常闹鬼，可他作为新教牧师不怕什么鬼神。但他害怕下雨，外面大下，里面小下，房间里也得撑起雨伞。
来华之前他结识了克里斯托夫・布鲁姆哈特（Christoph Blumhardt）牧师，此人胸襟开阔，目光远大，对人世满怀悲悯之心，是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还将爱女莎乐美嫁给了卫理贤。翁婿二人都对基督有坚定的信仰，但对教会死板的条条框框甚是厌恶。来华前他曾这样叮嘱卫礼贤：“传教士所带去的应是生气，生命。要和中国人同呼吸共命运，并非是在宗教的层面上，而是在日常交往和日常生活中。中国人首要的并不是受洗成为基督徒，甚至永远也不要成为基督徒。”女婿完全秉承丈人的教导，虽则主持了青岛教堂的落成典礼，但拒绝建立教区，也没对一个中国人施行洗礼。在他看来，不少教徒虚伪，而非基督徒倒多是真诚之人。这种态度无可避免地导致他和上级教会的冲突，不过都被他一一化解。而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岳父最终被逐出教门。
卫礼贤要按照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过一种简单的生活，接触周围的百姓。为此他为平民办实事。首先兴办学校和医院，而今的“青岛九中”前身便是1901年建成的“礼贤书院”；1903年他又办起了女学，名为美懿（其夫人的中国名字）书院。由于“办学有功”，被清廷赏“四品顶戴”。他的两个妻妹也都前来执教，岳父的一个侄子来他的医院工作。
1900年，“由于西方列强侵略和迫在眉睫瓜分中国的危险，爆发了拳民起义”。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德国成了八国联军的首领。一向被视为孱弱的德皇威廉二世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匈奴演说”，大谈所谓“黄祸”，内中有这样的话：“格杀勿论，毫不留情，不要留下俘虏。你们应该这样运用你们手中武器，务使中国人一千年之后也不敢斜眼看一下德国人。……”贝廷娜不无羞愧地提到这段历史，她说她祖父坚决反对“黄祸论”，谴责“西方所谓文明民族的野蛮和残暴”；在拳民、中国平民与德国兵之间竭尽全力加以调停和沟通，尽量减少灾难和损失。他和一位“李博士”奋不顾身地救助伤员。卫礼贤的沟通和救助受到多方赞扬，也得到中国人民的理解和感佩。
卫礼贤一到青岛便潜心学习汉语，钻研中国的经典。作为传教士，他没有传播基督教义，也没有发展一个教徒，却成了孔夫子的信徒。他先后翻译了《论语》、《道德经》、《列子》、《庄子》、《孟子》、《大学》、《易经》、《吕氏春秋》、《礼记》等。他对中国经典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并能“沉下心来孜孜不倦地钻研”。他往往凭借直觉感受中国古人：“通过漫长的时间隧道，穿过对他片言只语评论的迷雾，孔夫子突然出现在我的身旁，是那样的高大伟岸，又是那样的和蔼可亲。我翻译他的谈话，时时又为其话语的现实性而深受感动。”
辛亥革命后清朝的达官显宦纷纷来青岛避难，其中不乏像劳乃宣这样的名宿硕儒。卫礼贤和他的结识颇有些神话色彩：“我梦见一位须发皆白的蔼然长者，向我走来。他自称崂山，他想将崂山中的秘密告知我。我向他鞠躬致敬，刹那间他却倏而不见了。”不久，德国青岛总督便介绍劳乃宣充当他的汉学老师。卫礼贤说劳乃宣和他梦中的老者分毫不差。劳乃宣（1843-1921）曾任京师大学堂的总监，还是著名的音韵学家，卫礼贤对他执弟子礼，并养老送终。在劳的帮助下，卫礼贤穷十年之功将《易经》译成了德语。他们二人是这样合作的：劳先一句句讲解，卫一一记录。然后他参考《易经》原文，并根据记录，将其转换成德文，而后他又把德文译文还原成中文，念给劳听，得到劳的首肯才算罢休。从中可以看出，他翻译态度之认真，译文之可靠。
1920年，卫礼贤返回阔别22年的祖国。在德国，他与友人创立了智慧学校，积极介绍和宣扬中国文化。1922年，他二度来华，这次他不再是传教士了，而是德国公使馆的学术顾问。他所面对的是一个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中国。他和王国维、罗振玉、辜鸿铭等人筹建了“东方学社”，以促进东西文化的交流。他说：“将现代的学术研究和中国古老文化思想结合起来才能达至真文化。”他和新派知识分子梁启超、蔡元培、胡适等人的交往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校长蔡元培聘他为北大德文教授，他对蔡更是钦敬之至。首先他们思想上一致：“蔡元培也像我的祖父一样，主张中国传统和西方学术相结合。”蔡曾留学德国，他和卫礼贤有共同语言，两人都推崇学术自由的原则。“北大活跃的学术气氛，教授中洋溢着创新的快乐，师生之间关系密切，使得我祖父惊叹不止，这在当今的大学里也是极为少见的。”贝廷娜说。然而经济上的窘迫，再加上故国法兰克福大学的召唤，于是卫礼贤束装就道，1924年年末重又回到了德国。回国后，他先就职法兰克福大学汉学系，担任讲座教授，旋即办了一个汉语培训班，后又成立了中华书院，并自任院长。书院每年举行一次年会，著名学界人物汉斯・德里施（1867-1941）、马丁・布伯、文学诺奖得主黑塞、心理学家容格都曾积极参加。我国学者胡适也曾应邀在年会上发表演讲。中华书院还经常举办中国绘画、陶瓷、图书、民间艺术等等的展览；中国音乐周的举办也曾使西方听众耳目一新；还上演过中国戏剧，并创办刊物《汉学》（Sinika）。
卫礼贤热爱中国，热爱它的人民和文化。他的“根本性的发现”乃是根本立场的转变，标志他能从较为客观、公正立场出发来看待中国人，特别是下层人民。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思想能与时俱进，从初来中国狂热信仰孔夫子，与遗老守旧人士组织“尊孔文社”，后来转而认为“他的思想中有些是注定要灭亡的东西”，并与具有科学与民主精神的新派知识分子密切过从。然而同时他坚信儒家“天人合一”的说法，或者如卫所说的“自然与文化的和谐”，具有永恒的价值。
一战后欧洲百业萧条，人也万念俱灰，此时卫译中国经典，大举进入西方，正好填补了精神上的缺失。黑塞甚至说：“卫译中国经典给我们开启了一个新世界，无此新世界，真不愿苟活于世。”他除翻译而外，他还写了诸如《中国心灵》、《孔子事略》、《中国哲学》、《中国经济心理》等十余种专著。他的翻译和著作，他为中西文化交流仆仆风尘的奔走，都为中西方的相互沟通和理解作出了贡献，缠绕着中国人的“黄祸”论的梦魇也随之趋于消解，怪不得他被称为“中国的西方使者”，“德意志中国人”，是他改变了中国在西方的形象。中国经典固然有其魅力，然若无人较为完美的传达，也不会为世人所知。正如贝廷娜所云，她祖父译文语言深受歌德和浪漫派的影响，精准通达，明白晓畅，优美典雅，西方文化和思想界的代表人物都为之倾倒，容格说他的生活由于卫礼贤而“大大充实丰富起来”，在卫病危时，他感情激动地写道：“你可不能一病不起啊，你对这个世界太重要了！”
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顾彬教授也办了一个汉学刊物，名为Minima Sinika（《袖珍汉学》），一来是薪火相传，表示承继前辈卫礼贤的未竟之业；所谓“袖珍”者，表示谦逊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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