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怀特在《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一文中曾指出，现代西方生态危机的价值根源是基督教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自那时以来，挖掘现代生态危机的文化、哲学和价值根源，就一直是西方环境伦理学学者的一个重要工作。像现代环境伦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利奥波德那样，大多数环境伦理学家都认
哈格洛夫系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哲学系教授，是国际环境伦理学界最著名的学术杂志《环境伦理学》（季刊，创建于1979年）的创始人和主编。《环境伦理学基础》一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西方思想史上抑制人们环境思想的哲学观点、科学理论和土地使用的态度，第二部分揭示和说明了西方传统的审美、科学态度与现代环境哲学之间的亲和性，第三部分则试图把自然美作为环境伦理学的基础。该书不仅扩展了环境伦理学的研究视野，还为我们深入理解“西方哲学是如何遗忘自然的”这一主题提供了迄今最为详尽的文本。
哈格洛夫认为，西方传统哲学对于塑造西方人的环境态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历史上的自然目的论、神学目的论和理性至上论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都阻碍了西方人重视自然的客观存在，造成了西方哲学史对“自然的遗忘”。在他看来，“几乎从三千年前开始，当西方人第一次开始哲学思考时，哲学就要么与环境思考无关，要么与之相互冲突。”（第20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哈格洛夫通过分析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和西方近代哲学的基本观念，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答案。
古希腊哲学假设，世界的合理结构是简单的。希腊哲学寻求的是那些能够用理性从中推导出所有其他知识的第一原理。对第一原理的寻求使得希腊哲学漠视感性事物和感性知识。生态关系是复杂的和感性的关系，生态知识属于感性知识。所以，从希腊哲学的视角出发，很难形成生态学的观念。亚里士多德虽然是唯一从生态学视角理解自然的希腊哲学家，并发展出了对生态学、植物学、地质学的兴趣，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论的形而上学观点决定了他不可能发展出环境保护的思想。因为，亚里士多德明确认为，在动物出生后，植物就是为了动物的缘故而存在的，而其他动物又是为了人的缘故而存在的。这种露骨的人类中心主义与现代环境意识和环境伦理是格格不入的。
古希腊哲学还抑制了对自然界的审美欣赏。在柏拉图的形而上学看来，自然界是不完善的，其中没有任何事物是美丽的。对于希腊哲学家来说，他们最强烈感受到的是世界的秩序而不是它的美。希腊的哲学家们过分忙于对物质、原子和其他假设的实体这类没有被他们的感觉直接体验过的事物的思考，因而他们不拥有形象化的或审美的体验，不能发展出对自然的审美欣赏。希腊哲学对自然美的这种冷淡也被传递给了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后者错误地把这种冷淡看成整个希腊文化的特征，并从一开始就试图效仿它。
古希腊的形而上学也难以形成保护自然的理念。古希腊哲学认为，世界是由某种终极的实体或物质构成的。这种终极的实体是永恒的和不变的，它没有开端，不可毁灭，不可动摇，也不会终结。因此，在希腊形而上学看来，存在就是存在，它不可能变成不存在；不存在就是不存在，它也不可能变成存在。变化着的现实世界时隐时现，不停地产生和消失。它实质上是某种“非存在”，它的存在只是一种幻觉。“所以，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任何东西具有足够的持久性，使得对自然的保护变得有意义；另一方面，由于终极实在的世界（物质的或形式的）具有不可毁灭的和不变的特性，因而终极实在世界中的事物是如此永恒，以至对自然的保护变得没有意义。”（第40页）
在古希腊之后的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或经院哲学对待自然或环境问题的态度也没什么大的改变，因为，中世纪中期和晚期哲学家的主要任务完全是站在基督教的角度重新消化和吸收希腊哲学（特别是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因此，中世纪的哲学观念无非是对希腊哲学的消化和吸收；中世纪哲学忠实地继承了希腊哲学对自然的漠视或遗忘。
西方现代哲学也继承了古代和中世纪哲学遗忘自然的传统。哈格洛夫所理解的西方现代哲学始于17世纪早期，并包括了20世纪大部分时期的哲学。由于笛卡尔是“西方现代哲学问题之父”，西方现代哲学完全是在笛卡尔式的哲学框架内展开的，因而哈格洛夫将笛卡尔哲学作为西方现代哲学的标本来加以剖析。
首先，笛卡尔的第一哲学及其方法导致了对外部自然之客观性的怀疑。笛卡尔的怀疑主义哲学认为，世界上唯一可以确定其存在之真实性的是怀疑着的自我，而且，这个自我只是一个精神实体，而不是一个物质实体。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对笛卡尔的这一思想予以“发扬光大”。贝克莱认为，客观物质是一种不必要的假设；不仅物质的第二属性（颜色、气味、滋味等）是主观的，物质的第一属性（广延性）也是主观的。休谟则进一步指出，严格地说，我们能够知道的仅仅是已经存在的感觉或印象。因此，笛卡尔的哲学导致了西方哲学的理念论。根据这种哲学，存在的仅仅是精神实体，外部世界是不存在的。这种怀疑外部世界之客观性的哲学当然不可能关心自然的保护。
其次，笛卡尔的二元论及其神学预设也使得保护自然变得毫无疑义。笛卡尔的二元论认为，现实世界是由物质和精神这两种不同的实体组成的。精神和物质都是由上帝（一个不是被创造的实体）创造出来的被造实体；它们之间既无共同之处，也不能相互影响。物质或精神这两种实体都不是永恒的或不可毁灭的，它们的偶然存在完全取决于上帝的意志。由于“客观物质的存在直接地依赖于上帝的力量，所以，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和关怀就仍然找不到恰当的位置。自然中的变化，无论好坏，都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因而超出了人类的控制。”（47页）
最后，笛卡尔遵循希腊的主流思想，认为感觉干扰了对自然的研究，所以他也试图在经验世界之外去发现适用于最基本的终极实在的原则。对自然的“观察”在其思想体系中没有位置可言的。笛卡尔的还原主义的方法虽然在物理学和化学中十分有效，但在研究地理学和生物学关系方面并不有效。关于科学研究的这种方法论不仅影响了博物学的发展，还阻碍了环境视野的兴起。
总之，在哈格洛夫看来，在笛卡尔及现代西方哲学家的影响下形成的思维模式和科学研究模式鼓励哲学家和科学家不去思考环境问题，从而导致了对自然的漠视和对环境的遗忘。当然，哈格洛夫并不认为，西方传统哲学对环境伦理学的建立和发展毫无用处。在他看来，“环境伦理学是[西方]哲学修正自身巨大错误――拒斥在真实的生活中所具体体验到的自然世界――的一次机会。”他的著作《环境伦理学基础》的任务之一就是在西方思想传统中为环境伦理学找到根基。
哈格洛夫认为，存在着一些现存的西方观念，它们可以作为环境伦理学的合适的基础。因此，“我们不需要一件新的外衣；我们需要的是一件进行了重要修补的外衣”。至于哈格洛夫对西方传统哲学这件“旧外衣”的“修补”是否必要及合理，经过他“修补”后的西方传统哲学能否为环境保护和环境伦理学提供有力的支持，则需要由现实的实践来检验。在发展环境伦理学的中国学派时，我们是直接披上“洋装”，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这件“旧大衣”进行“修补”以及如何进行“修补”，哈格洛夫的《环境伦理学基础》或许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借鉴和启迪。
《环境伦理学基础》，[美]尤金・哈格洛夫著，杨通进等译，重庆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35.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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