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如一位墨西哥批评家、《书海无边：富足时代的阅读与出版》（So Many Books:Reading and Publishing in an Age of Abundance）的作者扎伊德（Gabriel Zaid）所说：“随着出版变得不再昂贵，书写自我的诉求成为了出版自我的机遇。现在，人人都付得起在沙漠中布道的费用了。”他还为当前的读者为读书所付出的代价算了一笔账，并不无揶揄地说：“若一本大众市场上的平装书值10美元，一般需两小时才能读完，对于一个赚取最低工资的人，其所花费的时间则与该书的价格相等。然而，对于那些一小时可以挣50-500美元的人，买与读该书的代价是100-1000美元，这还不包括获取相关图书信息并将它购到手的时间。”当然，真要读书就不应该如此斤斤计较，否则除了学生的教材教辅与社会上指南手册类图书外，还有谁会读其他的书呢？不过，平庸之作（自费出版物及出版机构所谓的“关系稿”的大多数应属此类）确实浪费了我们许多宝贵时间。法国作家纪德（Andre Gidé,1869-1951）曾给那些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作者们泼去冷水说“就此打住吧！就此打住吧！（Découragez!Découragez!）”无独有偶，鲁迅先生在其临终遗嘱上告诫自己的亲人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并非所有的声响都是音乐，同样，远不是所有的印刷文字都是著作。在这个作者数量似乎要超过读者数量的今天，具有一双较强鉴赏力的眼睛与一个健全的精神的胃尤其重要！
对已被广泛接受的“真理”的理性颠覆，一是要靠科学的发展，二是要靠颠覆者的周密研究推理与勇气，两者必居其一。当代心理学家对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性格理论的颠覆以及东西方学术界对赛义德“东方主义”的质疑与批判均为很好的例子。但结果又如何呢？
近一百年前，弗洛伊德强调父母早年的行为给尚处于婴儿期的孩子打上鲜明烙印，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无（潜）意识思维”、“性压抑”、“俄狄普斯情节”、“伊德、自我与超我”心理结构三层面等概念来解释人的个性。然而，现代人类性格研究者几乎一致地认为，人的性格是由基因、同辈以及在童年或成年后经历的特殊而偶然的事件决定的。父母仅对上下辈的关系产生影响，与一个人的性格无关。弗洛伊德认为人可以通过长期的心理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自己的个性，而现代研究认为，只有认知疗法才稍微有点效果。丹尼尔・内特尔（Daniel Nettle）在其近著《个性：是什么创造了你的现状》（Personality.; What makes you the way you are. 298pp. Oxford University Press）里，用大量的事实来表明进化理论与遗传学是如何“共谋”去创造“居无定所者、忧心忡忡者、有控制欲者、富同情心者与诗人，以及胆大妄为者与羞怯向隅者”的。现代科学采用进化理论、基因工程、对生活在一起与分开生活的同卵双胞胎的研究以及大脑成像技术等理论与方法，来分辨人类神经系统构造的不同及其对他人与事件所做出反应的个性差异。研究证明尽管人们来自不同的文化，但他们特有的反应都可以归结为五类基本的要素：外向性或内向性、神经质、讨人喜欢或受人厌恶、认真或粗枝大叶、开放性或对新事物不感兴趣。内特尔为以上每个要素设置了一章的篇幅，详加讨论，并指出了这些性格特征没有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从进化论来看，均有其利与弊。行为―基因研究不断地发现个性特征的可遗传性，而且任何性格特征其遗传的比例都要占到50%左右。也许是受到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另50%的因素来自家庭“共有的环境”，如父母养育孩子的方法以及孩子与兄弟姐妹和父母之间共度的时光与经历。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那么领养的孩子与他们的领养父母之间就会存在很强的性格特征相关性，但事实证明这种关联很弱或根本不存在。这就意味着，若孩子与父母及祖父母之间性格雷同，原因在于他们与这些亲属享有相同的基因而非经历。那么，除基因外的另一半影响来自何方呢？内特尔很坦率地说，“我们尚不得而知”，不过他坚持认为“环境对个性的影响这一领域现仅有一些未被证实的概念”。现代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宣判了弗洛伊德个性化学说的没落，代之而起的是一种科学主义的注重实验经验的客观化性格形成理论。不过，弗洛伊德的观点不仅在医学科学，也在艺术创造、教育及政治活动等方面得到广泛地运用，而内特尔等人的著作一般基本不涉及现代性格形成理论对其他领域的意义，因此，要全面颠覆前人学说还有待时日。
在爱德华・赛义德去世五年后，虽然东西方学术界对他的后殖民尤其是“东方主义”理论从来没有停止过置疑与批判，但“赛义德之幽灵”仍然在“西方如何看待东方”这个课题的上空游荡着。对于西方各种文类的研究，不管它们是以东方为主题或仅仅偶然涉及东方，都无法绕开赛义德的理论或观点。最近，美国又出版了两部分析批判或者说意在彻底颠覆这位巴勒斯坦裔著名学者学说的专著：《阅读东方主义：言说与未被言说的》（Reading Orientalism?:Said and the unsaid,; by Daniel Martin Varisco.512pp.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与《为西方辩护：赛义德〈东方主义〉批判》（Defending the West.A Critique of EdwardSaid’s Orientalism,by Ibn Warraq.556pp.Amherst,NY:Prometheus）。第一本书的作者是一位人类学教授，专业是研究也门农业，看来赛义德像弗洛伊德那样，已引起了跨学科的浓厚兴趣。他主要从揭露赛义德的“修辞伎俩”与“篡改引言”立论，并指责赛义德对文学作品中的讽刺与幽默不是视而不见就是漠然处之。第二本书的作者是位印度裔穆斯林学者，他的攻击武器是尽量收罗赛义德的“硬伤”以及由于“缺乏语言知识”（据他看来，赛义德不仅在德语、法语上的理解错误频出，而且其本族语阿拉伯语和工作语言英语都不能让人满意）而犯下的原典错误。然而，不管是批判“方法论的缺陷”还是指责“史实存在问题”，似乎都欠些火候，因为后来的批评者往往注重的是细节，而赛义德建构的是一个全景图，是一只盘旋在西方上空的无处不在的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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