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狂飙时代的四部剧作来看，可以看出席勒自身苦苦挣扎的精神轨迹。《强盗》（1780）展现的是“冲创意志”；《斐爱斯柯在热那亚的谋叛》（1783）追问的是“共和与专制”问题；《阴谋与爱情》（1784）关注的是市民社会的“正常生活”之可能；《唐・卡洛斯》（1787）则期盼出现拯救民众的“英雄人物”。但我们会发现，
既然，文学的手段无法解决内心无穷的困惑，华丽的文字不能载去内心的迷茫，那么一旦接触到康德哲学的形而上思考，向真理心切的席勒，自然无法抗拒抽象思辨的无穷魅力，慨然放下缪斯之笔，而追逐着思维的乐趣，沉入“哲学王国”去了。然而无论是命笔创造，还是爬梳史料，乃至构建体系，席勒对“自由”的思考，都贯穿其生命始终。作为挚友的歌德，将席勒的思想一言以蔽之，谓“自由”。在他看来：“贯穿席勒全部作品的就是自由的思想，然而随着席勒逐步提高自己的文化教养并成为另一个人，这个理想的面貌改变了。在他的青年时期，身体的自由占据了他，也影响着他的诗歌；到了晚年，这个自由就变成理想的自由了。”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生前挚友的歌德，将席勒的生命追求――自由，分为两个层次：一为“身体自由”，一为“理想自由”。这两者究竟有什么样的联系与区别呢？这必须结合席勒个体的生命体验来理解，席勒少年时代是在军事学校的严格管制下度过的，那时连基本的人身自由都没有，遑论其它？这就是所谓的“身体自由”阶段；而所谓的“理想自由”呢，是必须在获得“身体自由”的前提下去追求的。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一种探索真理的阶段。
然而，对于自由――这一贯穿席勒戏剧，甚至其整个思想的主要线索，我们必须有清醒的反思。“自由”这个概念，不仅是在席勒，在整个人类精神发展史上的意义，同样至关重要。法国国民公会致信席勒，授予其荣誉公民的称号，高度赞扬其《强盗》的思想价值，看重的恐怕正是其中所表现的对于“自由”的苦苦追索。
“自由”在德国自有其传统。海涅曾如此总结德国思想史，并从中梳理出德国思想自由的历史脉络，他认为自宗教改革之后：“德国产生了所谓精神的自由或有如人们所说的思想自由。思想变成了一种权利，而理性的权能变得合法化了。……思想自由开出的一朵重要的具有世界意义的花朵便是德国哲学。”
不过，同样是德国人，歌德的自由思想就与席勒不同，在他看来：“自由是一种奇怪的东西。每个人都有足够的自由，只要他知足。多余的自由有什么用，如果我们不会用它？……市民和贵族都一样自由，只要他遵守上帝给他的出身地位所规定的那个界限。”如此立论，自然与歌德自身的阅历与判断有关，但绝不是说歌德就对自由毫不关心，1813年，歌德的这段阐释或许可以为我们理解他的自由思想提供一些门径：
您可别以为我对自由、人民、祖国等伟大思想无动于衷。不，这些思想就在我们心中；它们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没有人能摆脱它们。我也总把德国萦怀在心中。每当我想起作为个人如此值得尊敬而作为整体却那么可怜的德国人民来就感到切肤之痛。把德国人民和其他民族相比会使我们感到羞愧难堪。我千方百计地想摆脱这种感觉，在科学和艺术中我找到了可以使自己升腾起来以超越这种情绪的翅膀。但它们所能给予的安慰只是一种令人不快的安慰，并不能替代那种因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伟大的、令人敬畏的人民而产生的自豪感。对祖国未来的信念所给人的安慰也不过如此而已。
歌德之与席勒如并峙奇峰，不可相互取代，就在于二者有所共通，但又在思想上分道而行，各自构建起自己的思想体系。即便是在民族危亡的情况下，歌德也总会情不自禁地超越民族-国家的概念，而去思考更为宏阔的问题，他更是一个胸怀世界的思想者。他甚至会为此批判自由的观念：
基佐谈到过去时代各民族对高卢族的影响时，我对他关于日耳曼民族所说的一番话特别注意。他说，“日耳曼人给我们带来了个人自由的思想，这种思想尤其是日耳曼民族所特有的。”这话不是说得很好吗？他不是完全说对了吗？个人自由的思想不是直到今天还在我们中间起作用吗？宗教改革的思想根源在此，瓦尔特堡大学生们的造反阴谋也是如此，好事和坏事都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我们文学界的杂乱情况也与此有关，诗人们都渴望显出独创性，每人都相信有必要另辟蹊径，乃至我们的学者们分散孤立，人各一说，各执己见，都是出于同一个来源。法国人和英国人却不然，他们彼此聚会的机会多得多，可以互相观摩切磋。他们在仪表和服装方面都显出一致性。他们怕标新立异，怕惹人注目或讥笑。德国人却各按自己的心意行事，只求满足自己，不管旁人如何。基佐看得很正确，个人自由的思想产生了很多很好的东西，却也产生了很多很荒谬的东西。
我们说过，作为一个具有宏大情怀的“世界诗人”，歌德不是最合适的“德国特色”代表，包括他的自由思想。而在席勒，则大不一样。一旦面临重大的现实问题，他马上回到此岸世界，沸腾起作为德意志儿子的伟大热血。《威廉・退尔》就是最好的例证。
别林斯基曾以一种极为困顿的语言表达了对席勒的敬意与惶惑：“席勒是……我的死敌，我费尽气力，才做到对他发乎恨，而止乎我所能的起码礼数。”这段话，看似颇为费劲，好在他自己做了解释，因为在他看来，席勒的戏剧作品，诸如《强盗》、《阴谋与爱情》、《斐爱斯柯》等“以一种抽象、同地理与历史发展条件毫无关系的社会理想，诱发我心里一股对社会秩序的狂野仇视。”确实，像席勒这样具有思想史上极为重要的标本意义的作家，极为罕见，所以，他会被法国革命时代的国民议会尊为时代伟人，同样也会在身后给后来的精神跋涉者，留下可资继承的精神遗产。
终其一生，席勒的精神是彷徨的，但这种彷徨，乃是对真理追求的坚定信念者的“自由彷徨”，他对理性主义的原则坚守，他对真理之道的孜孜以求，真可谓“虽九死犹未悔”，在与封建专制、物质生存、病魔缠身的斗争中，席勒保持的，始终是一个“自由战士”的风采。生命不止，而自由追求不息、真理探索亦不止。
席勒的“自由彷徨”，确实是对社会理想的苦苦探询，对真理之道的艰难迈步。在我看来，“自由彷徨”，如果将自由的概念结合席勒的生命历程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人身自由、物质自由、审美自由。在青年时代，席勒苦苦追寻的是“人身自由”，打破公爵的锁链，获得个体的人身自由（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了“精神自由”的因素）；然而，旋即，他又落入了一种不自由，即物质的极大贫乏，导致他不可能不去为最初级的物质生存而斗争，歌德甚至认为他的早逝与其过度劳累写作有关，而这种写作则是为了“谋利”；这一物质自由之难得，使得他一生之中都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因为他无法获得物质自由，所以他也不可能达到审美自由的境界。相反，在这方面，歌德是比他更为成功的。歌德将席勒的自由诉求总结为“身体自由”与“理想自由”，似乎略微粗糙了些。我对席勒三种自由的概念，略做解释：人身自由，以不再受到粗暴的干涉与控制为标志；物质自由，以相对能够过上比较稳定中等的经济生活为标志；审美自由，以心灵的超越与飞翔为标志，达到一种审美的境界。
这三个阶段，是必须依次递进的过程吗？还是可以同时展开？就席勒个体的精神历程来看，他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但同时又非绝对的，所谓“由贫困国家到自由王国之路经过美的形象王国”，这一结论，可以看出在席勒整个思想体系中，“审美自由”之重要。审美是“必由之路”，其理想彼岸则为“自由王国”。而在《强盗》时期，席勒仍处于其自由追求的最初阶段，即以“人身自由”为第一诉求，“精神自由”等只是附带产品，从“人身自由”发展到“审美自由”阶段，仍需丰满的生命历程与艰辛的理论思辨，在获得人身自由之后（摆脱公爵统治）而经历的生存艰难（对物质自由的追求），再到对康德哲学的接近与文史哲通融阶段的苦苦探索，乃至“美学”的发明过程，则是席勒通向“自由王国”的个体生命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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