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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时期戏剧台前幕后

2008-06-11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归启 我有话说

一个时代有它自身启、承、转、合的周期,有始,就有终。从1949年到民“文革”结束,或到改革开放前夕,不到30年;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也近30年。一个时代的全景渐渐浮现,它的潜力已经释放,问题也暴露得日

益充分。只有这种时候,才便于对这个行将结束、又尚未结束的时代进行全面、整体的分析、评价和总结。历史写作的条件,到这个时候才算成熟。

高音《北京新时期戏剧史》所涉及的时段,是从“文革”结束到21世纪初。在这20多年里,从中国社会的思想成份看,有革命文化的遗存和复现,有启蒙主义,有后启蒙或反启蒙,再加上社会转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所谓的“封闭”到对外开放,思想变迁和社会变迁非常剧烈。戏剧浓缩了社会思想的变迁和冲突――当然,浓缩得好坏与否是另一个问题,但客观地讲,这一段历史的确不易把握。这大概就是做当代史研究的困难所在。因为事件的整体尚未全部呈现,事件的意义尚未经过历史沉淀。

对待当代史的这个难题,高音采取了一种比较有效的办法,就是大量采用当年的原始材料,包括剧本段落、剧评和主创人员自述等等,剧评还经常包括对立双方的观点,并且在裁剪时尽可能保留意义上的相对完整性。这样做,不但将当年戏剧演出的思想、人物、情节等内容呈现出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复原了当年的情绪和氛围,给人相当真实的、整体的感受。这可以说是她这本戏剧史的一个特点。就这种类型和选题的戏剧史写作而言,近期内也许很难再超越高音的这一部了。它就像一个容器,把20多年的戏剧内容,从戏内的主题、人物、情节到戏外的评论、制度、市场等等,都既简略又真切地容纳进来。作为一部个人专著,是很不容易的。但是,这个优点,在某种意义上也构成了她的缺点。高音对当年走红的戏剧作品,包括当年受到似乎是政治保守主义者批评的一些作品,基本上毫无保留地持肯定态度,缺少一种从后来历史演变所应当取得的“历史理性”。就是说,后来者应当对当年的事件有一种更复杂、更周延的观点,而不是一味遵从当年某一方当事人的立场。义理、考据、辞章,能够兼得的确太难。高音偏于考据,能给人提供一个史实的平台,让人能在她的基础上对这20多年的戏剧做一个整体的思考和评价。她写的是新时期北京戏剧史。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全国看北京,在这个意义上,北京也像是一座舞台。

最近不少人纷纷回顾80年代,但大多是从思想文化入手,甚至止于思想文化。其实,对于一个社会的核心内容――政治经济来说,文化不过是一种表象,一种征候。对文化问题的最终解答,要到政治经济这些深层的、真正利益攸关的领域去找。我们现在沿用的学科专业分类,仅仅是19世纪后期欧洲的产物,按现在的说法,是一种“地方性的知识”,局限很大。学术知识的生产,其实也应该随着社会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变迁而调整。目前的专业划分,严重影响到思想视野和思想水平。说到思想视野和思想水平,这又不仅仅是当前戏剧研究界的问题,也是戏剧创作界,乃至于一般文艺创作界的问题了。关键在于,要能够把戏剧现象同经济、市场、制度真正联系起来,把戏里戏外、台前幕后即小剧场与大社会的因果链建立起来。特别希望戏剧研究界能够出现这样的著作。

《北京新时期戏剧史》,高音著,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12月第一版,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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