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对外开放，人们通常想到它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其实对外开放的这种地缘环境，对造就人才的作用更不可小视。近日在研究翻译史中，我发现早期沿海对外开放的地区，造就了很多翻译人才。对外开放越早越广，在翻译领域出现的人才和成果也越多。从19世纪末以来，林纾、严复、辜鸿铭、林语堂等福建翻译家对翻译事业所作
早在明朝万历年间，仁和（今杭州）人李之藻（1569―1630），就随传教士利玛窦学习西方科学，并于1601年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乾坤体仪》，这是我国最早引进的几何学。随后他又翻译了《圜容较义》、《名理探》等多种数理著作，对于当时乃至以后传播西方科学知识，起了重要的开拓作用。到了“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其中浙籍翻译家所起的作用也更加凸显，尤其在人文科学领域，许多重要的外国名著中译本，多是由浙籍翻译家独自或合作翻译的。例如，绍兴蔡元培翻译的《哲学要领》、《伦理学原理》，义乌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的宣言》，绍兴鲁迅翻译的《死魂灵》、《毁灭》，桐乡茅盾翻译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上虞胡愈之翻译的《星火》，桐乡丰子恺翻译的《源氏物语》，义乌冯雪峰翻译的普列汉诺夫文艺理论，嘉兴朱生豪及余杭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金华?东华翻译的《飘》，等等，有的当时影响相当大，有的至今仍是备受读者喜爱的佳译。特别是鲁迅，他不仅写作了大量小说和杂文，而且翻译了14国的200多种作品，仅译作就多达230万字，对推动中国文学翻译事业的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浙籍翻译家有两支队伍：一支长年在浙江本土笔耕；另一支则分布在北京、上海等地。在浙江的，仅从文学翻译领域来讲，成就卓著的就有：曾与鲁迅一起编辑《译文》杂志、翻译过高尔基作品的黄源；曾合作翻译《西行漫记》的前杭州大学副校长林淡秋；翻译屠格涅夫《阿细雅》的著名作家陈学昭；翻译罗素《权力》的沈炼之；翻译外国诗库的飞白；翻译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等几十种英美作品的宋兆霖；翻译澳大利亚文学备受澳方称誉的朱炯强；著名科幻作品翻译家郭建中；翻译过《天使的愤怒》等美国流行小说的林珍珍；还有翻译俄苏文学的翁本泽，等等。至于分布在外地的浙籍翻译家，那就更多了。仅举名气较大的就有：夏衍、徐志摩、郁达夫、柔石、周作人、戴望舒、萧珊、叶水夫、罗大冈、毕修勺、查良铮、徐迟、冯亦代、赵萝蕤、施蛰存、孙大雨、王佐良、董乐山、施咸荣、王道乾、李?民、陈冠商、钱稻孙、曹未风、草婴、沈苏儒、罗新璋、叶廷芳、许钧、刘以鬯、金圣华，等等。上述这些人，可以说都是当代翻译界的精英，都对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做过或还在做着重要的贡献。
这两支队伍身处异地，虽仅籍贯相同，但在他们身上却表现出某些共同的素质。首先，他们思想都比较解放，对开展中外文化交流都怀有较高的热情。从明万历李之藻翻译几何，到鲁迅、朱生豪那一辈人翻译欧美名著，再到宋兆霖、林珍珍等人翻译西方当代作品，都表现出他们对认识新生事物的敏锐眼光。思想先导，敢于顶住压力，积极走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前列，正是这些翻译家的共同特征。其次，这些浙籍翻译家不仅掌握外文，而且知识面丰富，很多人既是作家、教授、学者，又是不同语种的翻译家。他们一专多能、兼收并蓄的这种知识结构，是很值得传承的优良传统。浙籍翻译家这些素质的形成，当然与他们所处的地缘环境密不可分。从近代起浙江就较早实行对外开放，对外贸易发达，对外交往广泛，加上浙江经济发达，人们看重文化，崇尚知识，学外语，出国去，往往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一种竞相追求。据称，直到今天，浙江中学生报考高校外语专业的比例，仍大大高于其他专业，这也许是地缘环境造就人才的又一佐证。
浙江出了这么多有成就的翻译家，这是一项很有价值的思想文化资源。他们通外文，掌握外国信息快，出国机会多，同国外朋友联系广泛，特别是他们思想开放，比较容易吸收外国先进的新观念、新思潮。这种反映在信息、观念、知识上的无形资源，一旦加以挖掘和开发，势必会释放出有形的物质力量，成为经济建设加分的因素。因在舟山桃花岛建立射雕影视城而带动了当地旅游经济，靠的显然不是金庸的经济投入，而主要是靠他和他的作品的影响力。与此相同，早些年在厦门举办过一次“林语堂学术研讨会”，不仅引来了一批林语堂的海外亲友、故旧与学生，其中不乏外国及港台企业家，结果研讨之余，还促成了市里一些经济合作项目。由此不难看出，重视整合、开发和利用翻译家的思想文化资源，有着多么现实的意义。福建省已经组织出版了一本《福建翻译家研究》，受到好评，这无疑是值得欢迎的有价值的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