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皮封《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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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子 |
墨子思想大概因为太超前吧，被中国历史上的崇儒大潮淹没了两千多年。19世纪末期，德国在华传教士把墨子思想传回欧洲，很快引起德国知识分子关注，有人称墨子思想为“宗教社会主义”，有人称其为“伦理社会主义”，也有人干脆称其为“一种地道的社会主义观”。把墨子思想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大概与德国有工人运动传统，是马克思主义发祥地不无关系。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Wilhelm）的岳父布鲁姆哈特在与他的通信中，就特别关注和讨论过墨子思想的社会主义倾向。
1922年，德国汉学家阿尔弗雷德・福克（AlfredForke）翻译出版了《墨子》。它的出现引起年轻布莱希特的注目，他当时正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对中国古代哲学发生了兴趣。据他的作曲家朋友汉斯・艾斯勒说，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们开始合作时，布莱希特曾经把自己的《墨子》推荐给他阅读，艾斯勒称《墨子》是他们当年的一个“重大发现”，这本书给了布莱希特许多“思想启迪”。
流亡期间，布莱希特抛弃了许多珍爱的书籍和私家财产，这本皮封《墨子》却始终伴随着他。流亡丹麦期间，有一次他出示这本书给情人露特・贝尔劳，引起这位年轻丹麦共产党人的好奇，她想借回家去阅读，可布莱希特怎么也不肯，只允许她当面翻阅。他视这本奇书如同圣经，走到哪里读到哪里，还模仿该书“耕柱篇”的对话风格，撰写了许多小故事，后来他把其中一部分编为《寇一纳故事集》，另一部分战后被研究者编成《墨子6易经》。这两本书充满了中国式的智慧，它们是布莱希特研究者探讨他与中国文化关系的重要文献。
“先填饱肚子，再讲道德”
墨子对布莱希特的“思想启迪”，最早表现在1928年创作的《三毛钱歌剧》里。这出戏首次公演后，有评论家著文指责作者剽窃了法国诗人维永（FrancoisVillon）的诗歌，但他并未发现剧本中还引用了墨子的言论。二战以后苏联学者弗拉德金发现，剧中“先填饱肚子，再讲道德”和有关台词，来源于中国墨子思想。这个发现大大推动了学术界对《三毛钱歌剧》和布莱希特其他作品的深入认识。《三毛钱歌剧》第三场戏的末尾有一首“三毛钱终曲”，歌词内容主要是讲人的道德与财产的关系：
“……世界贫穷，人心叵测。6谁不想有个人间天堂？6可实际情况允许吗？6不，它当然不会允许。6你的兄弟，他指望你糊口，6如果一块肉不够两个人吃，6他会对你口出怨言……6你老婆，她本来靠你养活，6如果你的爱不能满足她，6她会对你口出怨言……6同样，你的孩子赖你为生，6如果你连自己都养不活，6他会对你口出怨言……”
这些排比句中国人听起来好耳熟。如果你读过《墨子》，你就会记得《墨子・节葬篇》就有类似的排比句。墨子在批判儒家“厚葬久丧”主张时，说它一不能使贫变富，二不能增添人口，三不能安危治乱。如果让主张厚葬久丧者主持政务，则国家必贫，人口必少，刑政必乱。依照他们的主张行事，则当官的不理政，为民的不干活。下面一段话译成现代汉语大意是这样：
“上面的官员不听政，刑政必乱；下面的百姓不干活，必然缺乏衣食之财。财物不足，弟弟向哥哥索要而不得，弟弟不再尊重哥哥，反倒会怨恨他；儿子向父亲索要而不得，儿子不再孝敬父亲，反倒会怨恨他；臣子向君王索要而不得，臣子不再忠于君王，反倒会犯上作乱。老百姓外出无衣，居家无食，心里顾不得羞耻，难免引发淫暴行为，以至于闹到无法控制。”
把前面提到的那首“三毛钱终曲”的歌词与《墨子》这段文字相比较，不难看出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布莱希特吸纳了《墨子》排比句的表达方式，把君臣关系一句改成了夫妻关系，保留了兄弟关系和父子关系两句。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墨子认为“厚葬久丧”浪费人力和社会财富，容易引发社会动乱。布莱希特则把这个思想引申为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会引发社会动乱，道德堕落，在家庭里连最起码的兄弟、夫妻和父子关系都无法维持，还谈什么社会秩序，人间道德？所以作者在第六场戏结尾的第二首“三毛钱终曲”里，把人类的物质生活与伦理道德的关系，归结为一句粗话：“先填饱肚子，再讲道德。”与当年魏玛共和国关于民主、自由的夸夸其谈相比，这条人生的最起码权利，显得更实在，更具体，更贴近人生，没有任何迷惑人，欺骗人的色彩。当年的年轻观众，一下子理解了这句台词的含义，把它变成街头巷尾的口头禅，借以发泄对现实的不满。二战以后，不少学者以这句台词为标题，著文阐释布莱希特作品的社会意义和审美特点。
除《三毛钱歌剧》之外，读者在《四川好人》里还能发现作者援引墨子批判儒家因循守旧，不事创新的话：“君子若钟，击之则鸣，弗击不鸣”（《公孟篇》），揭示并批判杨孙母子那种被剥削而不觉悟，十分被动的处世态度；在《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里，作者又借用墨子关于“最锋利的锥子最先折断”（《亲士篇》）的议论，预言了大胆妈妈母子将在战乱中“毁于一己之长”的命运。
“为义”之人格鲁雪
《高加索灰阑记》是运用墨子哲学思想，进行人物性格塑造的一个典范。这出戏是作者流亡期间多年研究墨子思想的结晶，就像《大胆妈妈》是作者在研究《庄子》基础上创作的一样。《高加索灰阑记》中女主人公格鲁雪就是以墨子“兼爱”思想为基础塑造的一个“为义”之人。总督府女佣人格鲁雪，在总督被暴动的侯爵砍了头，总督夫人仓皇逃遁之后，搭救了总督的儿子米歇尔，这一“义举”使格鲁雪一再陷入困境。从此她成了搜捕总督子嗣的侯爵追踪捉拿的对象；为了搭救孩子，她迫不得已嫁给一个农民，从而危及她与士兵西蒙的婚约；她为孩子所做的牺牲，使她们有了生死相依的感情，这反倒增添了格鲁雪的忧虑，担心有朝一日会丢掉这个本不属于自己的孩子，因为一旦动乱结束，总督夫人为了继承遗产，肯定会来讨还孩子。前面的困难她可以凭着受苦人的朴素智慧来克服，后面这一关她是无论如何也无法逾越。幸好这是个混乱的时代，偶然当上法官的村文书阿兹达克，巧妙运用中国式“灰阑断案”之计，既不顾剥削阶级法律，也不讲血缘关系，硬是把孩子断给了她。
剧情的这个结尾是出人意料的，作者为了表达他的寓意，最后采用中国元杂剧“题目正名”手法，由歌手唱了一首歌，作为全剧的“结束语”：
“……但是《灰阑记》故事的听众，6请记住古人的教训：6一切归善于对待的，比如说6孩子归慈爱的母亲，为了成材成器，6车辆归好车夫，6开起来顺利，6山谷归灌溉人，好让它开花结果。”
这个“结束语”与开头的“楔子”形成前后呼应的效果，指明“山谷之争”应该遵循的指导思想。值得注意的是，这首歌词里的“古人”，显然指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墨子。我们在《墨子》“节用”，“辞过”等篇章里读到，墨子在阐释“俭节则昌，淫佚则亡”的道理时，多次讲到车能“负重致远”，有利于人类劳动与生活。这话给布莱希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不止一次用“车”表达他对事物的理解和认识。“车”在这个“结束语”里，是孩子和山谷的象征。
格鲁雪拯救米歇尔的行为证明，在血腥的乱世，还是有好人出于爱心，搭救身处危难之人的。按墨子的说法，格鲁雪的行为就是“为义”，即做有利于他人之事，而无沽名钓誉之心。不过，有时“为义”之人为了使自己的作为有利于他人，是要付出代价的，墨子称这叫“任侠”，即见义勇为（《经上篇》），或舍生取义（《大取篇》）。格鲁雪在兵荒马乱之中，冒着风险搭救米歇尔，就是“见义勇为”。尤其是当亲生母亲只顾逃命，扔掉了孩子，其余仆人皆作鸟兽散并劝告她也像自己一样逃生时，格鲁雪依旧不避危险，留下来照看孩子。作者通过对格鲁雪守望孩子，然后把他带出险境这一系列行动的描写，向观众展示了格鲁雪的大爱和“侠义精神”。当别人警告她，带着总督的子嗣会招来杀身之祸时，她仍然不肯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急得别人说她“心肠虽好”，可“并不聪明”，甚至骂她是“傻瓜”。格鲁雪的行为，正如墨子在《贵义篇》中所说，当今天下无人行义，惟独她不怕难，不畏险，苦苦行义，而且“行义”还不怕人说自己是“傻瓜”，犹如墨子不怕人说有“狂病”（《耕柱篇》）。这些描写无处不透露出布莱希特对《墨子》的接受和借鉴。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格鲁雪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并未一味表现她的爱心和善良，更未刻意渲染她作为女人的“母性”，而是更着重描绘了她那由于出身低贱所带来的迟钝、固执、容易上当受骗等个性。通过对格鲁雪这些特点的描写，作者显然是有意识地与墨子的“义者不自愚且贱者出，必自贵且知者出”（《天志篇》）的说法划清了界限，而总督夫人抛弃幼子的行为，恰恰证明了这个“贵人”的不义，与她相比，倒是出身低贱，看似“傻瓜”的女佣人，还有那个执意把孩子断给她的不称职的法官，是真正的“义士”。由此可见，布莱希特吸纳《墨子》是有鉴别的。
布莱希特在描写阿兹达克如何当上法官的故事时，援用墨子“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尚贤上》）的思想，十分辛辣地嘲弄、讽刺了现代资产阶级假民主的鬼把戏。阿兹达克当上法官以后，放手破坏剥削阶级法律，推行“带刺的公理”，弄得主仆换位，贫富颠倒，连总督夫人的亲生儿子也断给了使唤丫头。布莱希特让他趁着乱世之机，用自己的独特方式主持公道，维护正义。这些人物描写，在欧洲人看来均属“神来之笔”，彰显了布莱希特笔下人物机智，诡异的精神风貌，故事也富于异国情调。
“断指存臂”的辩证法
《墨子・大取篇》关于“断指存臂，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的论述，也给布莱希特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这些充满辩证法的论述，曾经启发布莱希特思考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理解死亡的代价；二是如何看待害中取小害。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曾连续三次用“教育剧”的形式表现这两个问题。其中与作曲家库尔特・魏尔合作的校园歌剧《说是的人》，与汉斯・艾斯勒合作的清唱剧《措施》最具代表性。
《说是的人》改编自日本能剧《谷行》。说的是一个日本少年，为了给母亲治病，跟随老师和三名同学，翻山越岭去采药。半路上少年病了，三位同学无法扶他翻过险峻山崖，只好放下他继续前进。老师按照这类行动的神圣规则，告诉少年，他必须留在这里。按照规矩，老师得征求少年的意见，由他亲口答应自己留下来，其余人继续前进，去完成他们采药救人的使命。少年按照要求作了回答，然后请求他们把自己抛下山谷，免得孤独地死在这里。他们满足了少年的愿望。少年用自己的死维护了采药救人的共同善行。该剧于1930年在柏林中央教育研究院演出以后，引起热烈讨论，人们从中看到了牺牲自己，拯救受难者的高尚基督精神。
《措施》与《说是的人》的人物关系，结构框架都十分相似，也是表现为共同的事业牺牲自己。作品说的是四名宣传员向党组织报告他们在中国从事地下工作时处死一名年轻同志的原委。合唱队扮演党的检察机关，四个宣传员分别扮演被处死的年轻同志。从剧中角色来说，这个年轻同志颇似《说是的人》中的日本少年，他充满革命热情，反对剥削和愚昧，拥护党为无阶级社会而斗争的纲领。但他是个重感情的人，出于对中国被压迫劳动者的同情，他违背了地下工作纪律，暴露了身份，使整个地下工作面临彻底失败的危险。为了顾全大局，征得年轻同志的同意，同伴们处死了他，把尸体投入石灰窑销尸灭迹。这出戏演出之后，一些习惯于欧洲思维方式的评论家，由于无法理解墨子这种“断指存臂”的辩证思维，对剧本的主题思想产生了争论。作者直到晚年仍然认为，它是未来戏剧的方向。
值得关注的是，剧中的《赞美党》这首歌词，是从《墨子・尚同下》关于古代圣王选择贤良才俊，帮助自己体察民情，倾听民意的议论脱胎而来的。墨子的原话是“一目之视也，不若二目之视也。一耳之听也，不若二耳之听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强也。”墨子这些话颇似现代的“民主集中制”思想。布莱希特在创作《赞美党》这首歌词的时候，显然是受了这些话的启发。把它译成汉语是这样：
一个人有两只眼睛6党有千只眼睛。6党能看见七个国家6一个人只能看见一座城市。6一个人只有他自己的时间6但是党有许多时间。6一个人可以被毁灭6但是党不能被毁灭6因为它是群众的先锋队……
稍加对比便可看出，二者从表达方式到思想内涵，都是十分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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