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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我的眼镜和手表

2008-06-25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邹文婧 我有话说

1939-1943年我在西南联大上学,当时正是抗日战争十分艰苦时期,一切只能因陋就简。校舍分散在几处,在昆明大西门外原是一片种韭菜的菜园处,新建起校本部和文、理、法三个学院,联大图书馆就座落在这个新校舍内,面南座北,虽然建筑简易,但规模宏大,气势不凡,在当时的校园里堪称庞然大物。

联大的教室及

宿舍都是平房茅舍、斗室层床(学生宿舍40人一个大房间,学生们用双人上下床隔开形成许多个小单间,有如斗室)。看去“鳞次栉比,一望无垠”;特别是西南联大的师资力量雄厚,图书馆藏书博大精深,更使我们当时刚入学的大学一年级新生倍感欣慰,深受鼓舞。

西南联大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师资力量于一校,名师荟萃。联大学生英才峥嵘,奋发进取。西南联大教师坚持“树人大计,质量第一”,对学生严格要求、严格训练,考试分数掌握很严。记得邵循正教授讲授的中国近代史第一次考试全班40多名学生及格者不足10人,其他课程不及格者也常是为数不少。很多课学年考试得59分的颇不乏人;而且在西南联大凡是参加考试不及格者不能补考(只有因病、因事未参加考试经校医室证明、教务处批准才可补考)。学校规定凡学年成绩不及格的课就必须重修;有些课不及格就影响到下一年应选学的课程,比如:中国通史不及格,下一年就不能选学中国断代史;西洋通史不及格,就不能选学国别史,以致4年学不完应修课程而不能毕业。

为保证学习质量,西南联大还规定一年级学生学习成绩有1/2以上课程不及格者就令其退学,转往他校。在这样的严格要求下,西南联大学生勤奋学习蔚然成风,图书馆便成了众多学生埋首书丛、汲取营养的沃土;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大后方人员增多,物资匮乏,不仅参考书稀少,教科书也不能人手一册,所以只有依靠图书馆,尤其是西南联大教师不只要求学生精读教科书,而且还列出许多参考书让学生阅读,考试也从参考书中出题,这就必须到图书馆中借阅。由于借书人多,而图书馆的书有限,为了能借到书,所以图书馆开馆时同学们争先恐后地排队去挤图书馆,每天晚饭后挤图书馆尤其困难。记得有一次挤图书馆时我的眼镜被前面同学的后脑勺挤碎,另一次手表被门框挤坏。联大图书馆藏书丰富,图书馆正中还陈列着各种工具书。一部鸿编巨制的英国原版的Webster大字典则另放在借书台外特制的架上,首先映入眼帘,供人查阅。

我的学习成绩的获得是和图书馆分不开的,有些在图书馆学到的知识至今记忆犹新。我在大学读历史系,历来文史不分,我在图书馆借阅了很多文史并茂的名著,毕业后半个世纪以来,当年在图书馆涉猎的诸多文献,对于我以后的工作仍然大有助益。

司马迁在《史记・李将军列传》中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赞誉李广将军,我认为也可以用这句话赞誉西南联大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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