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英国的主流媒体《每日电讯报》的《评论副刊》上看到一个标题――“为什么散文仍然重要”，顿觉耳目一新，原来这是英国作家安德鲁・奥黑根（AndrewO’Hagan）的新作――散文集《大西洋：关于英国与美国的散文集》（The Atlantic Ocean. Essays on Britain and America.365pp.Faber.）的前言，一篇关于散文的散文。
作者回忆起自己的老师曾告诉他说：“散文的作用是愉悦、教育人并表达某种个人的情愫，可称之为英国文学里最具名门望族谱系的创作形式，是皇冠上的珍宝。”这个评价很高，初一想，与之匹配的恐怕只有培根的论说文集以及18世纪的约翰逊、斯梯尔、艾狄生等报刊小品大家的作品了。作者还断言：“在过去的400年里，英国最优秀的散文家们建立了一种壮丽、文雅、时尚的同时又是乡土的文学形式。自从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去世以来，我们已习惯于听人说，生活变得太忙碌、媒体太芜杂，以致于对人的心灵具有潜移默化功能的散文不再能对英国的普通读者产生吸引力了。然而，这是个好论争的时代，散文正以其更为优雅的形式强劲回归。小说与戏剧可能会继续主宰文坛，但腿脚快捷的散文（所谓英国文学中的“四分钟一英里的赛跑手”）正在唤醒新的一代人去享受好文章的快乐以及心智的交锋。”作者显然清楚，法国的蒙田乃西方散文传统的创始者，然而在英国是培根首次成功地将之移植到本土俗语文学之中并予以发扬光大。作者还很有把握地将英国文学史上一些伟大的戏剧家、诗人、小说家与他们的“散文影响源”一一对应列出，如莎士比亚之于培根、狄更斯之于卡莱尔、王尔德之于佩特和罗斯金、华兹华斯和科尔律治之于黑兹利特，等等。他坚信，重要的散文作家就是“花粉的伟大传播者”，而那些登载这些散文的优秀期刊便是文化的壮丽蜂窝。奥黑根的这部散文集共有24篇作品，其中19篇原先曾发表在《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杂志上。该著的书名可能会误导人们觉得作者讨论的是英美两国的关系问题，其实这仅是第一篇的标题，讲述的是他本人的经历，特别是与散文结下的缘分。其余篇章亦无贯穿的主题，写的大多是他在“前言”里所谓英国散文所反映的“个性的脉搏”与“社会的律动”。他为此辩解说：“一个散文集可能因主题也可能因氛围而结合在了一起。”
名家散文向来受到青睐，这不仅是因为“爱屋及乌”的名人效应，恐怕更主要的原因是散文这个文体更能直接地表现作者的真性情。最近出版的美国作家史泰龙（William Stylon,1925-2006）的《肯尼迪王朝时期的哈瓦那雪茄》（Havanas in Camelot. Personal Essays. By William Styron.162pp.Random House.）与英国诗人《奥登全集・散文》（第三卷，1949-1955）（The Complete Works of W H Auden,Prose Volume III,1949-1955.ed.by Edward Mendelson. 600pp. Faber&Faber.）便是这样的作品。
贯穿史泰龙散文集始终的是编者在努力寻找作为出席总统晚宴或站在演讲厅讲坛上的公众人物史泰龙与极度个人化并具有高度自我意识的作家史泰龙之间的平衡点。他在文中说：“曾经有过一个时期，作家们纯粹因为出版了作品而受到总统们的邀请去参加晚宴。但在肯尼迪之后，这种荣誉更多的是被摇滚明星、单人表演的喜剧演员以及高尔夫球明星享用了。据估计，我是最后的几位一直享有该荣誉的作家。”散文集里记述了其中的两次晚宴，邀请人一次是同样对雪茄烟有着强烈嗜好的肯尼迪，一次是被众多崇拜者前呼后拥的密特朗。他说，一个非常罕见的时刻，肯尼迪并未注意到有人正在注视着他。他站在楼梯的最底下一级，一时感到茫然若失、无人理睬。还有一次，他注意到常有报道说对食物并无嗜好的密特朗实际上让人感觉是喜欢晚宴的：“人们从他津津有味地大吃精美、雪白的芦笋嫩芽，就可知道他对于吃至少与对有魅力的年轻女性具有同样的兴趣。”散文集还讲述了自己所遭受的慢性前列腺炎的折磨以及在“二战”期间与梅毒的“小规模冲突”。这些就如同作为小说家的史泰龙具有超强的把个人经历与整个20世纪历史的总体把握结合在一起的能力，他在散文中照样善于从整体上去把握个人无法摆脱的困境。
作为南方作家，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是美国历史上的奴隶制以及当今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史泰龙把这个主题放在了自己与其他美国南方作家之间的关系中去陈述，他们是卡波特（Truman Capote,1924-）、鲍德温（James Baldwin,1924-）和萨瑟恩（Terry Southern）。关于曾激励他创作长篇小说《南特・特纳的自白》（The Confessions of NatTurner,1967）的黑人作家鲍德温，他说：“对于写小说我们抱着共同的态度，这就是在创作小说时作者应该自由地拆除肤色之间的藩篱，越过边境线，从另一种肤色人的视角去写作。他已经对此实现了跨越，而且已获得相当的成功。”本书中最具可读性的篇什是对自己文学生涯的思考。例如，在简单地陈述了自己少年时代对电影的痴迷后，他对“大众文化的汹涌浪潮为文学灵感敲响了丧钟”的说法提出了挑战，并反驳说：“正相反，以电影的方式进行思考的冲动对作家的工作会具有明显的正面影响。”
英国诗人奥登以现代诗闻名，以致两次大战之间的那一代青年诗人被统称为“奥登一代”。然而，“二战”后，他移居美国，诗名每况愈下，散文产量却急剧升高，但据英国当代诗人拉金的说法，这个时期的他“成为了活的《读者文摘》”。在美国，奥登失去了其真正的创作主题―――欧洲及其预兆不祥的政治，但成了公众人物，接受访谈、上电视以及做讲座成了其文学生涯的重要内容。包括在《奥登全集・散文》（第三卷，1949-1955）里的便有大量以上公共场合的产物，当然也有他应约写的文学评论（如关于爱略特的诗剧）与书评（评当时出版的弗洛伊德、约翰逊的传记）。就总体而言，有评论说，他的这些作品多为应时之作，目的是为了赚取稿酬。这让人吃惊，不过倒似乎在应验奥登自己所说的一句话：“所有维多利亚的小说家都把钱看做是金制仙女。”“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可以这么说吗？
在当代，学者与文人的分野已相当厉害，学术与文章似乎已到了互不相干的地步，相视无言，感觉别扭，互不看好。因此，在这种大气候下，学者能写一手好文章已越来越少。最近，剑桥大学的知识阶层史与英国文学教授斯蒂芬・科利尼出版了《普通阅读：批评家、历史学家、公众》（Common Reading.Critics,historians,publics.ByStefanCollini.368pp.Oxford University Press），被认为是“自由撰稿人古老的文学素质在现代大学里确实存活了下来，有时还能一鸣惊人”的一个活例证。其实，这位教授所面对的内容并无特殊之处，无非是他所关注的作家作品以及更为广泛的当代文学文化问题。所不同的是，他放下了学者的架子，把自己摆在散文家、书评者与广泛的文学文化问题讨论的参与者的位置上，因此少了建构所谓的“总体史”、“知识场”、“氛围”甚至重构“作家在21世纪的地位”等对普通读者来说非常不合时宜的宏大叙事或“幻想曲”的图谋，多了一份散文家应有的个性、人情味与力求短小隽永的“小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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