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先生在文章中介绍说，“1986年至1987年，我在美国作研究”，而文章一开始更已经提到“上世纪70年代初，杨振宁教授曾送我一本《日本の国宝》精装本，那时候这种信息很少。我对其中的中国古籍善本‘国宝’特感兴趣，请同事翻译出来，但看了却不过瘾，太简单了。”这样深厚的资历和豪华的交游是很了不起的，这让我想起他先前出版过一部《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据说还有别的许多大著，由此可知沈先生乃是著名的版本目录专家，讲起本行业务来自然头头是道，令人极其佩服。可惜他在书评中没有将他那部《书志》大著表而出之，否则一定可以进一步加强人们对他的了解和敬意。
沈评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直截了当地将《书录》的作者和责编斥为“外行”，初读之下即大为震动。学术界现在很少看到这样痛快淋漓、针锋相对的文章，于是又细读了一遍，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想甚多，这里拟先就其中的一点来谈一谈。沈评写道：“……我以为严先生如果能写出以上的文字，版本学的知识应该较为丰富，但他并不是版本学家，我很怀疑这种文字是他能写出来的。果不其然，经人指点，我才了解到文中的什么存卷数、尺寸、元人修补、元人刻工姓名、移存国子监、封面新补及蓝色绢纸、民国间由清内阁大库流出之零本之语，全部抄自日本学者阿部隆一的《阿部隆一遗稿集》第一卷宋元版篇第308页。”“稍微翻了翻，《书录》即有不少小毛病，如若当时请版本学界的编目、鉴定高手把关（一定要高手，或有三四十年专业经验者），或可将讹误减至最低。这些版本学上的著录问题，搞版本研究的专家一看就明白。”《书录》中是否有许多低级错误，是否涉嫌抄袭，是笔者没有能力判断的问题，但是我想在一部几百万字的大书中有若干失误是难免的事情，而关于一些死材料的记录与前人大体一致或完全相同也毫不奇怪。记得先前曾有人指责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鲁迅的答辩有云：
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例如现有的汉人小说，他以为真，我以为假；唐人小说的分类他据森槐南，我却用我法。六朝小说他据《汉魏丛书》，我据别本及自己的辑本，这工夫曾费去两年多，稿本有十册在这里；唐人小说他据谬误最多的《唐人说?》，我是用《太平广记》的，此外还一本一本地搜起来……其余分量、取舍、考证的不同，尤难枚举。自然，大致是不能不同的，例如他说汉后有唐，唐后有宋，我也这样说，因为都是以中国史实为“蓝本”。（《华盖集续编・不是信》）
这里的情形也大抵是如此。版本的基本情况自然以原书为依据，如果记录得正确，总归是一样的。严著《书录》参考过大量的前人著作，书末已有说明（详见全书之末的附录之四：《书录》编著参考书目），而限于本书的体例，不可能在行文中逐一出注，这同抄袭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为他人订正错误当然很好，讲对了有功于士林，不仅作者得益而已。余嘉锡先生为订正《四库全书总目》之误写了一部专书《四库提要辨证》，他说自己只是希望充当总目提要撰写人的“诤友”，该书序录有云：
然而纪氏之为《提要》也难，而余之为辨证也易，何者？无期限之促迫，无考成之顾忌故也。且纪氏于其所未读，不能置之不言，而余则惟吾之趋避。譬之射然，纪氏控弦引满，下云中之飞鸟，余则树之鹄而后放矢耳。易地以处，纪氏必优于作《辨证》，而余之不能为《提要》决也。
这番话说得实实在在，具诤友之坦诚，无杀手之气焰，于是也就很动人。他订正了《四库全书总目》那么多错误和问题，但并没有痛斥纪昀为外行，也没有任何飘飘然的意思，表现出来的完全是一个纯正学者的风范，没有任何小家子气。据己之所长与所知找别人之书的一点毛病比较容易，而探索众所未知、就一个比较大的范围立言写书则相当难。写正讹纠谬的文章要考虑这样一个基本的前提。按照传统，朴学家的操守之一，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是“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而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陶渊明诗云：“疑义相与析”，互相讨论，唯求其是，这才是愉快而有益的事情。你不是内行专家，我才是武林高手这一类的意思，即使很有根据，大声疾呼以出之，也不免近于煞风景，伤雅道。在中国报刊上进行学术讨论与西方政要发表竞选演说，应当是两回事，态度也要有所区别才好。
沈评给严著的最后判词是：“《书录》的真正价值，只是告诉国内的学者、研究者：日本如今所藏的部分中国珍本古籍有哪些，收藏在何处，而且编著者将极小一部分的珍本，利用他所获得的日方出版的图书资料，或整段地抄录，或利用日方的著录予以汇集。如果日方没有信息可以抄录，那你也就无法从这本书中得到什么。在现今，要想知道日本收藏的部分汉籍也只能靠它了”；“外行人做内行人事，难免错误多多”。照这么说，严书全是抄来的，而且竟然抄出错误多多。换言之，事情是由一个外行来写《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这样的大书，又由另一个外行来编辑并大肆吹捧。那不完全是胡闹吗，但“现今只能靠它了”。这无异于一份死刑缓期执行的判决书。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即使撰写中、出版前请几位肯慷慨出山救苦救难或毛遂自荐一展身手的版本学界的编目、鉴定高手来把关，又有什么用？莫非他们有什么特异功能，几个穴位点一点就能起死回生？
“稍微翻了翻”《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这样一部篇幅很大的书，就得出这样令人惊恐的结论来，恐怕过于匆忙，失之峻急。宣判死刑包括死缓要慎之又慎，千万不能草菅人命，哪怕你是绝顶高手也是如此。发您的脾气，要我的性命，那样的时代早已过去了。
事实上《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是一部很有新意的著作，不能单用传统版本学目录学的标准来衡量和判决。严先生在本书自序中写道：
我在日本藏汉籍的调查与整理中，十分留意考察文本传递的“文化语境”，尽量把握汉籍在日本列岛流布的学术图谱，注意日本相关文献中关于此典籍的历史的、文化的等多种形态的记载，收集由汉籍传入而相应在日本国内产生的“文化变异”以及由此出现的“和刊本”和“日人写本”等物化标记，尽量摘记文本上留存的各种手识文，甚而至于中国商船输入时的卖出价与日本书商收购时的买入价等等。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描述一部汉籍进入日本列岛而形成的文化氛围，由此提示东传汉籍在日本列岛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我的这样的做法，与传统的“目录学”著录就很不一样了，显得十分的“另类”。
所以该书在正文及按语中记录书名、卷数、作者、版本、收藏处所、版面、行格、版心、中缝、刻工姓名、原书序跋、细目、书牌、后人题跋、藏章等等，此外又特设附录一项，用以收录以东传汉籍为中心的中日文化关系史的原始材料。这些散见于各书著录之下的附录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日本古文献（包括相关的古书志学、古代文学作品以及历史著作等等）中与《书录》著录本相关的材料，分层次地予以收录记载；二是提供《书录》著录本传入日本列岛的各种文献线索，包括政府使臣往来，学者僧侣访书求学、商业贸易等有关“书物”的原始资料；三是记录日本人关于相应汉籍的手写本、刻印本和活字本，时间上起自奈良时代，下讫江户时代的末年。这样一些丰富多彩的内容是过去的书录书志类著作中没有的，读起来令人特别感到有兴味。既然要讲究原典，当然免不了要抄书，但这里实在是非抄不可，否则便失去依据，无法进行。能够这样来汇集资料并加以分析的学者岂可多得，干这个活儿亦复谈何容易。沈先生说《书录》的真正价值只是告诉国内的学者一点什么简单的信息，却对这些丰富的内容视而不见，未免缩小或凌迟了此书的价值。沈评对原书的工作思路似乎完全置之不理，只谈传统的目录学著录规范，这就难免接不上头了。
乐黛云先生2007年11月在关于严著《书录》的学术座谈会上发言，其中指出：
这部书的价值应该更充分地挖掘，它绝对不光是一个文献整理，也不光是一个目录学著作，实际上最根本的，对我们当前最有用的是一个文化关系的研究史……这部书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这个成果决不光是文献或目录学的，它是关于社会学、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都在他写书的过程中决定取舍，哪些详，哪些略，肯定都是有关系的。我们要看到绍?所以能做出这部书来，首先是他有一个开阔的胸襟，他能够看到日本政治、文化发展的总体情况。（转引自聂友军、钟厚涛《二十余年铸一剑，几代学人梦始圆――严绍?〈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在京出版》，《中国比较文学通讯》2007年第2期）
这是十分深刻中肯的分析和评价。崔文印先生在他的书评里也曾畅述此书在“跨文化综合研究”方面的意义，起到很好的导读作用。多少年来崔先生为他人作嫁衣裳，功不可没。钱锺书先生《管锥编》一书的责编周振甫先生曾就该书写过许多文章，甚至还有专书呢；崔先生为《书录》只写了两三篇文章，又何足为奇。尽管他一再阐述此书的学术理念和工作特色，不是还有人不甚理解，仍然只在传统目录学的狭小范围内谈论问题吗。
关于版本目录和比较文化，笔者全是外行，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罢了。无知让人无畏，这里大胆地随便谈谈，请沈津先生，严、崔二先生和各位先进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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