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施皮茨维格的画作《可怜的诗人》（Derarme Poet），1837年
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如今，诗歌与大多数人无关了。没有诗歌的生活，好像
帕里尼说，19世纪的时候，像司各特、拜伦和朗费罗这些诗人，都在世界上拥有广大的读者，作品非常畅销，他们本人也是时代的文化英雄。对今天的人们来说，这也许造成了一种错误印象，即，那个时代的大众发自内心地喜欢诗。而事实上，当时的人们只是选择太少。他们没有音乐电视和卫星节目，是诗歌带给他们娱乐和灵感，让他们找到与自己情感相通的文字。
到了20世纪，情况出现了变化，诗变得“难”了。因为诗人们开始去表现现代文化复杂和分裂的特性。例如，要想自如地阅读庞德和艾略特，你得具备希腊语和拉丁语诗歌的某些知识。对过去受过教育的读者来说，这些知识相当普及，因为它们本来就包含了在中上阶层的基础教育中。20世纪或今日读者的情形却大为不同，教育日益民主化，研究则日益专业化，现代主义大师们的诗作如果没有厚厚的注解，一般人很难卒读。
诗歌在读者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拿我自己来说，”帕里尼写道，“至少四十年来，我一直都在读诗，写诗。每个早晨，作为一天之始，我都会在早餐桌上打开一本诗集。我会读上一首诗，或两首。我思考着诗，经常在日记里写下心得。读诗让我每天充满活力，照亮我的前路，产生更多丰富的感受……我深信不疑的是，如果没有诗歌，没有它的韵律和深远的智慧，我的生活会变得无比贫乏。”
人们忘记了诗歌也包含着睿智。帕里尼回忆，不久前在摩洛哥，有人告诉他，经书上说，诗人是危险的，正人君子应予远离。无独有偶，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亦无诗人的容身之地。在柏拉图看来，现实应该是一个完美的观念世界，作为对其理想模型的模仿，物质世界总是不完美的，而艺术模仿的是自然，去除了理想的原型，因而尤为可疑。同时，诗人惯于挑动读者的感情：色欲、愤怒、痛苦和欢愉，“使激情得到滋润而不是干爽”。因此，法律和理性远胜于滥情的诗歌，只有“对神的赞歌和对伟人的颂扬”才值得一读。
柏拉图要将诗人逐出其理想国，事实上，几乎历代的诗人都是正统社会的边缘人物，甚至浪漫时代的那些诗人，如拜伦、柯尔律治、济慈、雪莱、华兹华斯，也是如此，到了当代，则有艾伦・金斯堡之辈，依然是不受社会欢迎的挑战者。
雪莱在《保卫诗歌》一文中声称：“诗人是这个世界上不被承认的立法者。”但帕里尼更欣赏奥朋（George Oppen）对这句话谨慎的修正版：“诗人是不被承认的世界的立法者。”
“我并不是很希望由诗人来为世界制定法律或规则，”帕里尼说，“在很大程度上，诗人投身公共领域的表现都会非常糟糕。”诗人的世界是智慧和感情的内在世界，诗歌建构的也是一个内在的王国。
1942年，世界大乱，华莱士・史蒂文斯在普林斯顿大学演讲，痛感20世纪从肉体和精神两个层面上均已变得“如此暴力”。他意有所指地将诗歌定义为“一种内在的暴力，保护我们免受外部暴力的侵袭。它是一种反向而行的想像，对抗着现实的压力。说到底，它似乎关乎我们的自我保存；无疑，这正是诗歌的文句和声音有助于我们活得像人一样的原因所在”。
帕里尼说，现实的压力的确巨大，而诗歌能够提供某种反压力，对抗可能压服和摧毁个人的外部力量。我们读诗的时候，诗歌发散出寂静的、小小的声音，但足以抵得住庸俗文化的喧嚣的和社会的轰鸣。诗歌不会改变世界，不会左右股市的涨跌，不会让暴君自愿下台，它只以自己的方式悄悄运行，修整读者内心的空间，给他们的思考增添细微的纹路，让他们眼中的世界不再只有黑白两色。
“我不可能无诗而活，”帕里尼最后写道，“诗歌始终令我的存在更为具体，更为深切。它塑造了我的思想，生动了我的心灵。它让我得以忍受、甚至喜欢上了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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