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现在，向未来

徐坤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北京作家协会驻会一级作家。北京市青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1993年开始发表小

“《八月狂想曲》，徐坤写得意气风发，写得波澜壮阔；她有澎湃的叙事激情，滔滔五十万字，她纵情歌唱――站在空旷的、华丽如天上宫阙的体育场，向着即将到来的日子、向着那时的欢腾万众。”

这是批评家李敬泽评论徐坤新著《八月狂想曲》的文章开头。我觉得他的标题“向现在，向未来”很好，用它来作为跟徐坤访谈的题目再恰当不过，很能体现徐坤当下的状态。

坐在我面前的徐坤，似乎还是十几年前初识的样子，很安静，很随和，不大爱讲话，总是一副谦虚模样认真倾听对方交谈。只有读过她的书，才能知晓她的棱角，并领略她胸中气象。上世纪90年代初，她刚毕业进中国社科院工作，一身学生气，带着年轻人成长过程中普遍的叛逆和冲撞精神。正是从那时起，她以《鸟粪》、《热狗》、《白话》、《先锋》、《梵歌》等一系列描写知识分子的小说登上文坛，一举成名。王蒙称徐坤“虽为女流，堪称大‘侃’；虽然年轻，实为老辣；虽为学人，直把学问玩弄于股掌之上；虽为新秀，写起来满不论（读吝），抡起来云山雾罩天昏地暗，如入无人之境”。那时，我们这群共同承继着80年代文化精神资源的年轻朋友，常在一起打牌喝酒聊天，讨论一些凌虚蹈空的知识分子前途命运问题。光阴荏苒，十几年时间过去，大家都经历了许多，心境有了太多变化和转折。期间徐坤也曾从前锋位置上后撤，写过一些女性主义小说，诸如《厨房》、《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等等，收敛起文化批判的锋芒。近几年，徐坤从社科院出来，到北京作家协会当了专业作家，她写作的战车又开始提速，五年时间，写出了三部长篇小说，两部话剧，获得过第九届庄重文文学奖、《人民日报》、《青年文学》《小说月报》、《中国作家》、《北京文学》的各种散文小说奖项，以及北京市庆祝建国55周年优秀作品奖、北京市文联优秀论文奖等。长篇小说《野草根》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2007年十大中文小说”，话剧《性情男女》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已经在北京和上海演过五十多场，并以一元钱的版权费出让给哈尔滨话剧院在哈市上演。刚刚由北京十月文艺社出版的五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八月狂想曲》也获得业内一致好评，中国出版集团与爱国者公司联手立即推出了“听书”版。

说到这些年来的“变”与“不变”，徐坤只是轻轻一笑，说，我也不过是表面完好无损，其实内心早已白发苍苍。

多难兴邦与八月狂想

问：我看到报上说你刚从地震灾区采访回来，你那篇在文县地震棚里发回的通讯《三声长哨与147条性命》，我也看了，非常感人！回来后你还立即把自己新书《八月狂想曲》的十万元稿酬捐给了豆坪乡小学重建校舍。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上榜的畅销书作家，一年也挣不了多少钱。一下子捐出去十万，应该是个很大的举动。能说说吗？

徐：这个……我希望，灾难应该迅速成为记忆，真的不想重提。每个有善心有责任感的作家，遇到这种事情，都会这样做的。我只想尽自己微薄之力，踏踏实实帮灾区人民做一点事情。古人云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一切遭际和痛苦，都应该化为一个民族前行的动力。

问：我看到李敬泽的评论里说，《八月狂想曲》，徐坤写得意气风发，写得波澜壮阔；她有澎湃的叙事激情，滔滔五十万字，她纵情歌唱……你哪来这么大的激情？

徐：实话讲，是被逼出来的。这部作品，最初是作为歌颂奥运的任务派下来的，不敢接，中途还曾经动摇过，因为难度太大。一步一步这么熬过来，四年时间，不断有挫折和反复，经历了艰难痛苦的从追踪采访、到集中写作的过程，写到最后，写顺手了，思路也打开，主题也已经从奥运宕开去，书写青春中国，为一代新人立传，为21世纪伟大中国这个沸腾的时代和当下历史存照。

问：的确是一个难度很大的文学写作。陈晓明说：“这部作品是如此丰厚，故事大起大落，人物命运也是一波三折，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可见出徐坤在驾驭大题材方面都毫不手软，才情纵横。”你是怎么来设计一个奥运故事的？又是怎样来刻画人物的？

徐：小说家的任务是要塑造人，直达人性深处，揭破生活和人性的本质。书中写了一群新人，处在高层挑大梁的一群三四十岁的年轻人，写他们的爱恨情仇，抱负志向。首先通过采访，了解他们的事迹，感受他们的精神气质、神韵，然后动用自己多年来的生活积累和库存，悉心打造形象。经过四年多的朝夕相处，我好像爱上了自己书中的两个男主角，年轻的常务副市长旷乃兴和英俊的奥运场馆总设计师黎曙光，跟他们一起熬过漫长光阴，经历酷暑严寒，领受大时代的历练考验，终于迎来工程竣工时的曙光和黎明！有时甚至有点恍惚，以为生活中真有这么两个人。一抬眼，再去找，却不见了，又回到书里，回到电脑中。总之，是因写作时用情太深，耗时太长所至。

对于女性主义的个人反思

问：《八月狂想曲》里的人物，身上有我们这代人青春的激情和成长痕迹。怎么说呢，看完之后，感觉你又回来了，当年那个热情有理想的、满怀正义的文学女青年，从《鸟粪》、《白话》、《先锋》那种高难度的歌唱开始，绕了《厨房》、《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那么大的弯儿后，又走回了《八月狂想曲》的标高和炫技的意气风发正路。说实在的，我不认为《厨房》是你最好的作品，写得拘谨，刻意，不如你前期写知识分子的小说那么潇洒，尽显才智。《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更不用说了，看了让人心疼，为一个人的经历，为那种婚变遭际所带来的对一个人写作才能的巨大损毁！真是觉得那不应该是你，或者，至少，不是我们这些朋友期盼中的、应该达到某种写作高度的你。

徐：或许你的说法有道理。从二十几岁登上文坛，我是在写作中成长的，从作品中能看到生活和成长的轨迹。人的成长是一个过程，中间会经历很多事情，必须给以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去完成蜕变。比方说，女性主义理论一度给我的创作带来很大影响。正如写作《影响的焦虑》和《西方正典》的美国批评家布鲁姆所说，类似女性主义批评、拉康的心理分析、解构主义和符号学等当代一些流行批评理论，难免要以颠覆以往的文学经典为代价，并特别重视社会文化问题。中国当代文坛女性主义研究和写作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困境，当我们用十几年时间走完了第一步，也就是对经典的打碎和颠覆阶段以后，下面却不知道该怎么走，打碎以后，我们却并没有能力重建。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跟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经典产生尖锐矛盾，几乎是不可弥合。所以，眼下的女性主义陷入困顿，走不下去了。

问：你也是较早的从事女性主义研究的学者吧？回过头来，你怎么看？

徐：十多年前，完全由于职业原因，使我成为一个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始作俑者之一。

站在2008年的今天，回过头去审视我们的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我想，其价值体系、文学审美谱系、躯体修辞学体系实际上是混乱的，充满矛盾困惑和不确定。一方面，它必须要颠覆和破开，建立自己的理论平台，另一方面，处于中国这样一个现实压力下，它又时刻想校正自己，达到跟传统文化精神和当代生活的和解，因而自身总处于悖论中。我自己也同样受过蛊惑，在上世纪90年代末写过一些生硬的“女性主义”作品，类似于《相聚粱山泊》、《爱人同志》之类，羞于提起。但是，不要忘了，任何一种文学反抗和实践，一开始都是新鲜的、蓬勃的、有生机的，都必须给它时间，让它完成标榜和检验自己的过程，直至走完困顿和无望的全境，而不能硬性的扼杀。

问：那么，你又是如何调整自己并最终走出来的？

徐：我也经历了一个波折起伏的过程。2006年底的中篇小说《杏林春暖》（《小说月报》原创版2007年第1期），刻意将女性主义发挥到极致，写男性的文化阉割恐惧。写完这个以后，就进行不下去了，发现有太多的歧途和无意义。于是我就开始反思，并逐渐醒悟。2007年的长篇小说《野草根》，使我重新找回写作的意义。后来，《野草根》与贾平凹《高兴》、曹乃谦《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等共同被香港《亚洲周刊》评选为“2007年的十大中文小说”。《亚洲周刊》认为它们均是在用爱情、乐观、贫穷等角度折射苦难与教训这个共同的景观，“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苦难与教训，是2007年中文十大小说的主旋律，而文学情怀往往是更高意义上的责任感与爱心”，是以“共和国经验作为重要灵感源泉”。我认为评委们的论断很中肯。目前我要做的，是回归经典，回归传统的文化价值观。2008年出版的《八月狂想曲》，我个人认为，是我创作过程中的又一次重要飞跃。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问：当了专业作家后，跟以前在社科院有什么区别吗？

徐坤：以前搞创作算自由写作，更多的精力放在本职工作搞研究上，是书斋里的苦行，可以读万卷书，行零里路。现在不行，创作是主要的，当一名职业作家的焦虑感和责任意识缠绕在身。像我这种从校门出来又一直在研究所工作的人，一马平川一帆风顺，当作家，在人生阅历、个人经历上简直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对广大的中国社会缺乏了解，对基层工作缺乏认识，光掌握了高超的写作技术，但写作资源匮乏，还怎么写？所以，现在，一有机会，就下去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问：你说的这个很有意思。从“读万卷书、行零里路”，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确是一次大转变。

徐：对，不光是由于工作性质变化使然，也是个人主观上的一种认识和努力。以前喜欢游山玩水，出门也就是照照相喝喝酒找朋友狂欢一通。现在出门开会采风，更喜欢下去，到工厂、农村、乡镇、企业、学校、基层采访，深入体验生活。写作《八月狂想曲》时就是不断的深入下去，采访建筑师、运动员、民工、老百姓；下到地震灾区后又去采访学校、医院、军队和政府机关。刚刚我又从鄂尔多斯神华集团回来，在大柳塔煤矿跟工人们一起下了矿井。每次下去，震撼都特别大，特别有收获。每次采访对心灵都是一种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