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鲁迅曾于1926年9月至1927年1月在厦门大学执教一个学期，同时创作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藤野先生》等著名的文学篇章，他在厦门大学所做的《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的演讲激励了不少青年学子投身时代大潮。而立足当下文艺发展的现实，探讨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代新文化学人，对待文化传统的态度与立场，以促进社会主义文艺大繁荣大发展，正是“鲁迅・新文化传统・当代文艺”理论研讨会的主旨。
这次理论研讨会由北京市文联、厦门大学文学院和北京鲁迅博物馆在厦门大学联合举办。正如北京市文联党组副书记索谦所说，召开这次研讨会，是希望在这个时代，也应秉承鲁迅先生始终关注现实的思想精神，寻找对于今天的文化现实有益的启示和经验；同时，力图提出有针对性的话题引发文艺界人士的讨论，促进和加强文艺评论工作。
我们现在在哪里？王富仁（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新文化传统・当代文艺”这个题目现在重新得到关注，我觉得与改革开放30年有很大关系。我们回顾30年想想，我们到底做了什么？往前推从1949年－1979年，这也是30年。从1949年往前推到1919年，也是30年。从1919年向前推到1889年，又是30年。这120年的时间，我们又完成了什么？1889年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理想就是中体西用。这120年来我们完成了当时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的一个理想。中华民族经过这30年的努力完成了120年前的知识分子没有完成的理想，但是我们没有完成的还很多。假如我们是研究鲁迅、思考鲁迅的知识分子，我们就应该存在一种危机感。我们的经济发展是否与思想文化齐头并进？在这30年我们消解了什么？实际上消解了的是鲁迅、新文化传统。五四以前康有为要把儒家写入宪法变成儒教，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重新出现了国学热，有人提出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儒家共和国,这便陷入一个文化怪圈。我们仍然在研究新文化，但是我们所说的新文化是要把儒家定位为儒教的这样一种把新的旧的掺和在一起的文化。这样的想法可能不一定对，只是我想问我们现在在哪里？
鲁迅的忧郁徐坤（作家）
鲁迅的精神遗产中，爱情是重要一条。从鲁迅来厦大后的经历来说，爱情很伟大。不管是何种精神斗士，都可能受到爱情的影响。鲁迅将在黑暗中徘徊，如果没有许广平的话。厦大是鲁迅人生拐点，从1926年单身来此到后来去广州与许广平团圆，选择写作来养家，这些变化从厦门开始。
厦大这里没有呐喊，只有伤逝和彷徨。有他和许对爱情的试探，尤其是《伤逝》中，对许的爱情想象想了一个遍。厦大如何挤走鲁迅？鲁迅在《两地书》中一味夸大厦大缺点，是三一八惨案后，鲁迅态度激烈，受到压迫，在厦大生活。未到目的地，风言风语多，与爱人小别离，鲁迅心情不好，一切有关厦门的坏话表现在两地书里。这里风光优美，对照两地书，其实出入很大。在这里鲁迅思考的主要是如何处置爱情，只写了《伤逝》，其他都为此书作注解。当时鲁迅已经46岁，他和许也不可能在北京居住，他善良，京城论敌多，逃离是权宜，但不是最终。爱情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三条路》表达了三点：我和朱安没法了断；我比你大17岁；我没有钱，工作不稳定，要受苦。感谢许广平，是许带给他勇气，接到情信，鲁迅立刻交了辞呈。他们在广州过渡，在上海安家10年，鲁迅有家居生活，心情明快，用自己的笔表达理想，满足生活必需。对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也发起过左翼作家联盟，最后病逝。厦大的经历，一说明爱情伟大，触到人内心柔软处，二说明自由撰稿人的制度很好。中国出版博物馆在上海兴建，有自由的撰稿身份，鲁迅才能脱离体制自由写作。因而我们要健全出版制度，保护发言权力，现代性启蒙任务才有接续的可能。这也是鲁迅留给我们的遗产。
接受鲁迅的难点孙郁（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研究员）
中学语文教科书里有17篇鲁迅的文章，中学老师普遍反应不好讲。这是鲁迅的问题还是讲解者的问题？
鲁迅先生一直在寻找一种特有的精神的表达方式，他对汉语的表达具有警惕心理。有时候看鲁迅的文章，我们会发现我们所使用的语系恰好是当年鲁迅很厌恶的语系。用这样的语系去研究鲁迅，这便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鲁迅的藏书一共有14000册，其中有个关于朝鲜半岛的考古报道，他为什么对这样的东西感兴趣？鲁迅是有种暗功夫的，他的这种暗功夫在他的文本上没有明确的显现。从他的藏书里我们可以感觉到他对域外文化的深切理解，充分尊重他人的自我。我们真正意义上的考古起于1927年，那时鲁迅在上海，他给当时的考古专家写信要求专家写一个西行日记。鲁迅觉得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是有问题的，考古工作的进展唤起了他的研究欲望。鲁迅认为考古工作可以丰富我们对历史的认识。
鲁迅一直想寻找鲜活的个性式的文本，寻找独有的表达方式。他的作品其实都是此种观念的闪现。他的小说、杂文经常用一种非常悖论的方式，用反逻辑化的东西还原世界本真。当前讲解鲁迅时都是用当下流行的时尚的话语，这样的讲解与描述可以理解，但是它是否真的契合了鲁迅本来的世界？
鲁迅自省的当下启示朱水涌（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厦门时期的鲁迅可以用“温暖、无聊、喜怒”六个字来概括。1926年10月30日他在大婚之夜写过一句话：“一面是埋葬，一面是留恋。”他埋葬什么？留恋什么？鲁迅要埋葬的就是他先前所信奉的进化论。
鲁迅在五四时期在新文化时期想从戏台中退出是很不容易的。重要的文学思想家需要自己独立的精神。
鲁迅在厦门的徘徊中为自己摆出了三条道路后来把三条道路并成两个选择，是继续教书当教授还是继续写文章走文艺道路？鲁迅的精神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他想以文学来改变中国社会的状态。
现代社会显现出与五四时期很不一样的状态。那时有个想象的目标和价值的预设。五四时期以西方现有资源作为参照，个人观点总是与民族国家社会密不可分。这与当前空间焦虑的状态很不一样。现代人依然找不着一个可供寄托的载体。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是当下文学所缺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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