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日本模式》，[日]天野郁夫著，陈武元译，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28.00元
今天，我们已经可以站在一个宏观的历史高度审视16世纪以来，尤其是19世纪以来西人东来的进程。无
在19世纪以来的西力东渐过程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三个国家：日、中、印。因为它们代表了不同的东方文化支脉的应对方式。而无论是就政治意义上的港城开埠，还是文化意义上的大学建构来说，日本都拔得先筹。
虽然，从战争角度来看，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鸦片战争结果）要比1854年的《日美神奈川条约》（开港）早上十余年；但从思想层面来衡量，中国精英面对西潮之来的应对方式并不先于日本人。尤其是，作为现代文化/思想核心生产基地的大学，日本的现代大学建立较之中国，早了几十年。1877年，东京大学建立（由东京开成学校、东京医学校合并而成；设法、文、理、医四部）；较之京师大学堂早21年（比蔡元培改革北大早40年）。更重要的是，当此校建立之际，就努力达致现代大学的水平，所以其与中国的差距，至少是40年。
天野郁夫在此书中指出：“日本虽说是新兴国家，但与美国不同，它有独特的、非近代的、但却是高水平的学术研究与教育的悠久传统。结果，虽然日本以欧美各国，特别是德国和美国为模式，但现实的高等教育系统却是沿着具有‘日本式’的结构和特征的方向发展。”（《中文版序》第I-II页）应该说，这一论断是有见地的，而且不仅日本大学是先后主要资鉴了“德国模式”、“美国模式”，将这一论述引申为现代日本的整体趋势，亦为恰当。至于“日本模式”成立与否，却还需要略打问号，但总体来说，我倾向于认为日本具有自身独特的、独立于中国儒家文明之外的日本文化。具体言之，如果存在一个独立于西方文化之外的作为整体的“东方文化”的话，那么日本必然作为一支有别于中国文化的支脉扮演重要角色，即作为“东学东脉”的日本学术。
我们考察日、中两国在近代以来的兴衰，不能不将现代大学制度作为重要的衡量标志纳入进来，否则很容易就事论事。1895年的甲午战败，其实在此时已欲露端倪。中国的洋务运动虽然至此同样经办有年，但办外语学校和办现代大学（同文馆、东京外国语学校分别建于1862年、1873年），其间理念差距毕竟不可以道理计。无论是1898年，还是1917年，中国现代大学的筹建和改革都慢了不止一拍，原因何在，深值思考。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有明治日本的迅速崛起。这种崛起，粗观之，谓“崛起环岛，称霸东亚，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但若仔细考察，则日本明治维新后“使西方各门科学能够按照其原有的逻辑关系全面地移植进来，并且有计划地、稳定地持续发展下去”，这种发展使得日本“原有的知识结构”得到很大改变，“爆发出巨大的知识能量”，于是乎迅速完成其近代化过程。其具体过程中，正是在科学史、教育史、思想史的整合视域中方能考究的更显清晰。譬如，杉本勋就认为在1877年东京大学建立前后，“外籍教师数字达到顶点，自然科学教育全部用外语进行。这些外籍教师中的优秀分子，在日本使固有的问题发出近代科学的光芒，用西文写成论文把它介绍到海外。日本学生的地位是在外籍教师的指导下担当调查工作，距离出现独立的科学研究者还相当远。”但不必否认的是，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日本大学缔造了属于自己的“高等教育的日本模式”。但这种日本模式，无论再怎样强调“脱亚入欧”及其对西方的成功模仿，都不能改变其作为东方民族的本质。任何一个民族，其在国际上的地位首先是取决于你自身民族性的体现，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作者将美、日分别作为两类国家的典型来考察他们对于“德国大学模式”的接受问题，强调是“非复制型继承”。这样的论断，就必然要求作者突出日、美现代大学的自身特色，在日本是“（私立）专门学校”，在美国则为“赠地学院”。就19世纪后期以来的新兴国家而言，日、美、俄均十分具有代表性，相比较美国最终的成功崛起，日本过早地迈向帝国之路，其中“学德国步入歧途”的问题确实是存在的；美国作为西方文明的后起之秀，“到1900年为止，横渡大西洋到欧洲伟大的学术研究中心，主要是德国的大学留学的差不多1万名美国学者，坚定地服膺于学术研究和以科研为基础的教学和学习的思想回到美国。”
这种国家兴衰的标志也集中表现在为民族精神灯塔的“大学发展模式”上。相比较美国大学在19世纪全面学习德国并获得成功，日本大学的发展并未取得想象中的成就。应该承认，作为现代大国角逐进程的新兴参与者，日、美、俄各有所长，不分轩轾。可为什么最后日、俄相继淡出，美国人相对胜出了呢？大学发展或许是核心要素之一。
借助东京大学（帝国大学）的建立为个案，作者深入剖析了日本大学的发展特征，强调“它尽管具有很强的西方‘遗传性状’，但同时也是适应日本环境的、具有日本特性的大学”。（第167页）其实这种大学模式的日本性，尤其表现在受到本土文化传统的制约，所谓“日本的高等教育制度是极其等级性的”（第242页）正反映出日本严格的等级社会的特点。虽然作者强调变革的重要性，主张批判僵硬的、封闭的、缺乏流动性和开放性等诸多缺点，但并不主张触动等级制度本身，这或许也可以看做是本土文化的潜在的重大的影响力的体现吧。
尽管作者并不讳言日本大学模式的诸多缺点，但作为局外人，我们必须认识到的是，日本大学的学术积累能量是巨大的，在很多方面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让我很惊讶的是，日本学者居然可以如此自豪地认为：“日语现代学术文献非常丰富，因此不需要借助于英语资料。”对比东方其他国家，至今为止的日本大学与学术是处于领先地位的，这一点，稍微比较一下大学的世界排名就可以了。
所以，诚如作者所强调的那样，就世界范围内大学史发展进程而言，除了我们一般均予以重视的西方大学之外，突出东方大学的模式是非常必要的。这其中既包括了已标立其地位的日本大学模式，也还应包括印度大学、伊斯兰大学（包括伊朗-阿拉伯系国家）等，当然我们不会忘却具有东方文明代表意义的自家的文化――中国现代大学模式也是建构了一种新的不可替代的模式的，诚如杜威所言：“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到第二个。”
但无论如何，自19世纪以来迅速崛起的日本民族，在经历二战重挫之后又顽强挣扎而生、并越来越接近世界大国地位的日本，仍值得我们予以充分重视。更不用说它作为邻国对于中国的重要意义。而在近代西学东渐与西力东渐的双重背景下，中日两国的应对比较无疑同样发人深省：同为东方国家，日本开埠在中国之后，大学史发展却要远早于中国，这或许也不妨理解作面对西方的一种重要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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