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市场
改革开放近30年来，浙江成为中国发展最快、制度创新最为活跃的经济热土之一，经济和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大跨度变迁。在这一令人目不暇接的经济巨变和全方位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令世人惊讶又兴奋的独特的“浙江现象”。其中，专业市场现象是最值得研究的“浙江现
浙江专业市场最早产生于70年代末，主要分布于农村地区，经营主体大多为农民出身的个体户，经营商品主要是单件价值低、档次低的小商品和日用品。浙江许多知名专业市场所经营的都是某一单类商品，专业性很强，如嘉兴中国茧丝绸交易市场、绍兴中国轻纺城、永康中国科技五金城、余姚中国塑料城、桐乡濮院羊毛衫市场、海宁中国皮革城主要经营的分别是丝绸、布料、五金产品、塑料、羊毛衫、皮质服装、箱包或鞋类。不仅如此，市场内的许多商位还往往只经营某一小类商品或产品的某一个小部件，市场布局因此也采取“划行归市”的办法，将经营同类商品的商户集中于某一区块进行交易。
最初由于“专业市场”概念很难在英文中找到恰当的对应物，理论界对专业市场的定义存在一些不同。多数学者（金祥荣、郑勇军等，1998）把专业市场视为一种共有产权的组织形式，认为专业市场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交易扩展和专业化分工的重要制度；也有人（张旭昆、罗卫东等，1996）强调专业市场需要从产权特征和产品特征这两个方面来定义，总体上专业市场是由市场所有者来提供销售场地及相关服务，有许多货主销售具有互补关系一大批商品的场所。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专业市场是一种以现货批发为主，集中交易某一类商品或者若干类具有较强互补性和替代型商品的场所，是一种大规模集中交易的坐商式的市场制度安排。
学者的争论使专业市场的概念逐渐明晰，也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郑勇军等在对浙江专业市场系统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在《解读“市场大省”》一书中，从专业市场成长的生命周期角度，将浙江专业市场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产生（1978―1984）、成长（1985―1995）、和成熟与调整、转型（1996年以来）。对于专业市场的兴起，有些学者（张仁寿，1990，1996；朱国凡，2000等）从精神文化层面来考察，认为市场的产生和发展体现了典型的浙江民间商业精神，这种精神在传统重农抑商思想的重压之下，在广大的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的缝隙里，在政府几乎无法管制的领域，寻找到了避免压制的途径，并发展成为民间的经济理性和商业精神。在市场的发育和形成过程中，如果既有工商业者的自发行动，又有政府的因势利导、积极推进和有效规范，其进程就会大大加快。从实践方面看，产生在浙江的专业市场与西方工业化前期和初期的情形有很大不同，西方国家的专业市场大多分布在城市；而在浙江，改革以来所发展起来的专业市场首先在农村地区产生。对这一差别的解释，金明路（1996）认为浙江的专业市场是作为传统体制外的增量方式发展起来的，所以计划控制薄弱的农村地区具有较好的生成条件。
如果说由于政策障碍和观念束缚，20世纪80年代初期专业市场的发展相对缓慢。那么随着改革的推进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1985―1995的这十年间，浙江专业市场进入到了快速发展阶段。成交额从36.2亿元跃升到2165.7亿元，市场数从2285个增加到4349个。实践的发展推动了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郑勇军、袁亚春和林承亮（2001）将快速增长的原因归结为：在政府由禁止转向鼓励的大背景下，大多数专业市场以经营农村工业企业生产的工业品为主，专业市场成为浙江众多小规模的农村工业企业的共享式的销售网络。通过由专业市场及与专业市场关系密切的商人队伍组成的巨大销售网络，使浙江中小企业能够享受远程贸易所带来的收益，浙江工业品得以辐射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特别是东北、华北和西北农村地区。
20世纪90年代中期，浙江专业市场开始步入成熟阶段。1997年，全省共有集贸型有形市场4488个，名列全国第七；年成交额为2798元，占全国商品交易市场年交易总额的12.69%，名列第一。浙江市场的平均规模为年成交额6234亿元，名列全国第一。其中，超亿元市场309家，超10亿元市场57家，超百亿元市场2家，摊位数在2000个以上的特大型专业市场29家，全国规模最大的“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拥有摊位数2.7万个，年成交额190.37亿元。但是，学术界仍然对此保持着一份清醒，一些学者（罗卫东，1996；张仁寿，1996）认为浙江专业市场在取得骄人业绩的同时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专业市场的发展势头明显减弱，呈现两极分化态势，市场交易额的集中度不断提高；分布在城市的专业市场发展势头明显强于农村地区的专业市场，专业市场发展的战略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经销、代理等现代贸易方式和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商品信息网络开始出现。如果专业市场不能很好地应对这些变化，那么未来的发展令人担忧。
在同时期，《浙江社会科学》杂志组织了“专业市场与浙江经济丛谈”，讨论的热点就是浙江专业市场的发展前景，此后一系列的文章探讨了专业市场的转型问题。学术争论后的一个共识是：现阶段浙江专业市场的微观基础及其渠道是传统的，需要逐步向现代市场组织转变，重组市场优势；专业市场也要通过功能和业态创新，逐步植入现代市场组织的功能；专业市场要从简单的物业管理向为中小企业提供信息咨询、共同代理、展销展示等现代商贸功能拓展；结合城市化及其功能建设，大力发展专业特色街，实行专业市场的高级业态创新。
在这个共识基础上，一些学者更注重从行业、地区协作的角度来考虑专业市场未来发展，因为专业市场的发展带动了交通运输、房地产、金融、保险、餐饮、酒店、信息、通讯等诸多行业的飞速发展，产生了乘数效应，促进了全省经济社会的整体繁荣。通过产业配套、来料加工、劳务合作等方式，浙江的专业市场不仅带动了省内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还带动了国内许多省（市、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如全国目前有北京、江西、安徽、江苏、河南等16个省（市、自治区）的100多万农村妇女在为义乌市场做来料加工，每年从义乌市场领走的加工费达30多亿元。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一部分有条件的专业市场将自身打造成分工协作网络的枢纽或许更符合未来生产发展的要求。
义乌商圈案例
回首浙江专业市场的发展历程，成长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新世纪以来，浙江的专业市场曾一度走到了兴衰的十字路口。一大批中小生产企业上规模后，纷纷在全国各地开设专卖店、销售店，自建营销网络，逐步脱离批发市场渠道，使全省的专业市场失去了一批有实力企业的产品支撑。加之由于产品单一，市场范围狭窄，导致采购商无法实现一站式采购，失去采购成本优势，最终导致一部分市场的衰落，例如温州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妙果寺服装市场、桥头纽扣市场、信河街皮鞋大市场、东方灯具大市场、动力头和西站服装大市场，这些曾经在全国声明显赫的专业市场已经向义乌、柯桥、中山、广州等地转移。
与温州等地的专业市场普遍衰落形成明显对比的是，浙江的另一些专业市场却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其中一个典型案例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创立和发展。历史上，义乌人口稠密、人均耕地少、土地贫瘠，为了提高土地肥力、增加产出，当地农民以自己生产的蔗糖为原料制作成“敲糖”，在农闲时节手摇拨浪鼓、肩挑货郎担，外出到周边地区用“敲糖”换取鸡毛作为农田的肥料，被习惯性地称之为“鸡毛换糖”。改革开放以后，正是那些“鸡毛换糖”的“苦行者”，最先萌生了做小商品生意、办小商品市场的要求。最早在1982年开放的湖清门、廿三里两个小商品市场，严格地说只是小商品市场的雏形，市场摊位简陋，交易品种很少，被形象地称为“马路市场”、“草帽市场”，由于当时商户稀少、形不成集聚效应，廿三里小商品市场最终并入地处稠城的义乌小商品城市场；斗转星移、沧海桑田，20多年过去了，义乌人凭着自己的勤奋和智慧创造了从“鸡毛换糖”到国际商贸的奇迹。自1982年设立以来，经过五代商品市场的更替，市场总体功能逐步健全、市场主体日益多元化，逐渐形成了“买全球、卖全球”的大格局，到2007年底，拥有经营面积260万平方米，商位5.8万多个，从业人员20多万，日客流量20多万人次，年成交额418亿元，被联合国、摩根士丹利等相关机构誉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义乌的市场外向度达到60%以上，产品出口国家和地区增加到215个；常住义乌的境外客商超过1万人，经批准成立的境外公司企业代表处有1340家，占浙江省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全球20强海运集团已有12家在义乌设立办事处，联合国难民署、家乐福等在义乌市场建立了采购中心，沃尔玛、麦德隆、欧尚、乐购等20多家跨国零售集团常年在义乌采购商品。
2006年5月，浙江省政府专门发文，要求“总结义乌发展经验”，并在“全省推广学习”。对于这个由专业市场带动的经济繁荣，学术界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许多学者（马力宏，2005；郭占恒2006等）认为，小商品市场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应归功于政府的科学有为。无论在当初的市场设立问题上，还是在后来市场的五代变迁中，当地政府都表现出了胆识和魄力，以及对历史潮流的准确判断。在剖析义乌案例的基础上，王祖强（2003）认为浙江地方政府推行兴商政策，并直接参与市场的组建，对专业市场的发展起到了加速作用。
也有学者（陆立军和杨海军，2005；郑勇军和金小星，2006）强调，在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展过程中，专业市场和地方产业集群的发展互为依托、相辅相成，这是其持久繁荣、长盛不衰的重要因素。更进一步，陆立军（2006）认为，对义乌发展经验的全面总结不应只停留在义乌本身，更应看到它与周边区域的经济交换关系。作为一个大型专业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成功一方面得益于对市场的功能体系、形态结构、运作流程、交易模式、商品品质、竞争策略等实施再造工程，借助于电子商务这一新型交易方式和展览会这一新兴交易平台，依托现代物流配送网络，通过实施品牌战略以逐步实现市场功能、交易主体、交易规模、交易范围、交易方式、交易手段等的创新与提升；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周边产业和区域的支撑。市场的繁荣、产业的兴起，带动了义乌交通运输、金融、餐饮、酒店、广告、零售、通讯等服务业和建筑、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并延伸至公共基础设施、城市建设、社会事业等领域，激活了整个经济社会体系，进入新世纪后，这一趋势不断向外辐射，逐渐显现出现代区域层面上的“商圈”特征。如果把“义乌商圈”看成一个人体的话，那么构成义乌商圈的要素中，市场体系就相当于心脏和血管，产业支撑相当于骨骼，商人群体相当于大脑，物流网络相当于肌肉和神经。在《义乌商圈》一书中，“义乌商圈”被扩展为一个“大商圈”的概念，它指的是国内外所有与义乌小商品市场或企业有着紧密联系的经济主体和区域，既包括前向的产品销售区域，也包括后向的产业支撑区域，以及由此形成的跨区域分工协作网络。
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分工需要市场这种组织形式来实现相互交换与合作一样，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分工也需要一种有效的形式来实现城市之间的交换与合作，不同区域共享的大规模市场便是实现这一交换与合作的组织与机制。对于“义乌商圈”来说，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持续繁荣，不仅推动了义乌本地产品不断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也带动了周边县市乃至全省、全国许多地区小商品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义乌市统计局的一项调查数据表明，截止到2006年底，周边地区已有近1万家经营户在义乌市场经商，占义乌市场经营户总数的20％左右。浦江水晶、磐安仿古相框、兰溪毛巾、永康五金产品、黄岩塑料制品、温州眼镜、仙居木制玩具、诸暨珍珠、武义文体用品、上虞雨具、东阳服装纺织品等区域产品，都通过义乌市场源源不断地销往国内外市场。迄今为止，周边县市已有6万多家中小企业与义乌市场建立了密切的业务联系，已经形成了一个围绕义乌市场发展的经济圈。从这一层面来看，“义乌商圈”既是辐射全国、全球的，更是浙江中西部地区的共创、共享、共荣的创业平台。
■陆立军（浙江省委党校教授、浙江省特级专家）
■任光辉（浙江工商大学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