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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派建筑”:转型与突破

2008-07-23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曾昭奋(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我有话说

安德鲁方案的胜出和付诸实施,国家大剧院的建成,是“京派建筑”的一次转型和突破,它比“海派建筑”和“广派建筑”的转型和突破要晚了几十年,但却具有更深远的历史意义。

北京,是政治的首都,也是传统建筑文化的首都。北京建筑的现代化过程是如此地曲折,几乎每一次变化都引发

关注和争议。

1930年代,长安街上出现了洋建筑师设计的三层高的洋楼。当时,梁思成先生认为那是“民族的耻辱”。

1950年代,中国建筑界全面学苏,在“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口号声中,大搞复古主义大屋顶。北京老太太见到那么多新的大屋顶,嘟囔道:“共产党不信神,干嘛盖那么多的庙?”

1980年代,已经改革开放。1983年,美国建筑师设计的长城饭店,因为用了玻璃幕墙,太现代了。于是,不让它盖在长安街,把它赶到了东三环的外侧。

近二三十年来,由于城市的迅速发展和建设量的激增,在北京,在长安街,具有现代气息的新建筑越来越多,但似乎常被视为异类。

1983年,我在一篇建筑评论文章中,把新中国30多年间的建筑创作实践、理念和风格,归纳为三派:京派、海派和广派(岭南派),它们分别以北京、上海、广东的创作成果为代表,表现出不同的特色。京派建筑,表现了与海派建筑的兼容并包、与岭南建筑求新求变所不同的对传统的固守。“它是新中国最早形成的、影响最广的、地位相当稳固的一个建筑流派。它表现在城市总体构图和重大建筑物在城市的规划和安排中,表现在建筑群体的平面布局和空间处理中,也表现在个体建筑的平立面和细部设计的模式和手法中。它强调城市的中轴线和向心性,把规模较小的、功能比较单纯的北京旧城的模式保持在新首都的规划图上;它推崇建筑群体的对称、均衡,把某些低层的、体量较小的建筑群体的平面和空间布局套用到多高层的、体量大了几倍几十倍的新群体上;它喜爱传统建筑的大屋顶和装饰,把它们原封不动或稍事改良之后,搬用到应用现代材料和技术兴建的新建筑上。它过于强调过去,标志和说明过去,而少于表现现在,更少于憧憬未来。它对过去常常感到满足,似乎传统是用之不竭的源泉。创新不足,鲜于探求。”“对称、均衡的平立面构图手法和大小琉璃瓦顶一类形式,毫无例外地应用于功能截然不同的住宅、旅馆、疗养院、文化宫、展览馆、剧场、办公楼、美术馆、火车站以及其他各类建筑物或建筑群体中。”从上世纪50年代的“民族形式”复古主义到80年代、90年代的“维护古都风貌”和“夺回古都风貌”建筑方针的推行,令北京建筑创作长期处于一种保守和禁锢的状态中。

在国家大剧院国际建筑设计竞赛开始时,业主在《中国国家大剧院建筑设计方案竞赛文件・附件》中,对国家大剧院的建筑风格(体量、形式、色彩、文化氛围以至民族传统和时代精神)提出了三方面要求。这些要求后来被通俗地转述为“三看”:一看是一座大剧院,二看是一座中国剧院,三看是一座天安门地区的剧院。

从历史发展看,“三看”正是“维护”和“夺回古都风貌”的余绪。它束缚了参赛的中国建筑师的手脚,而把“三看”完全置诸脑后的安德鲁,却在竞赛中胜出。

安德鲁方案的胜出和付诸实施,国家大剧院的建成,方才宣告了“维护”和“夺回古都风貌”的真正退场。这是“京派建筑”的一次转型和突破,它比“海派建筑”和“广派建筑”的转型和突破要晚了几十年,但却具有更深远的历史意义。对国家大剧院,反对者说它带了个坏头,带出来那么多畸形建筑和妖魔鬼怪建筑,是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和羞辱;赞成者说它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没有这个开端,鸟巢、中央电视台大楼就不可能跟着出现。

关于北京建筑的争论仍在持续,但无论如何,国家大剧院可视为“京派建筑”转型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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