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标志性建筑国际化的趋势，图解了它对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强烈诉求，它塑造全新的、具有前瞻性的城市性格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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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7月，意大利著名的建筑、
这一年来的十几个受访者不仅有内地的张永和、马清运、王澍等建筑师，也有谢英俊这样的台湾建筑师，奥戴尔・黛克（Odile Decq）、承孝相等外国建筑师，以及徐冰这样的艺术家。唯一破例连续刊载两期的，是日本建筑师矶崎新的访谈。
那次访谈长达五个小时，从日中建筑与文化传统一直谈到中国当代城市与建筑设计，聊得很是尽兴、开心。记得我曾经提过这样一个问题：“矶崎先生一直对现实有着强烈的关注，是一个作为知识分子的建筑师，对您来讲，‘未建成’不仅是超出了一般‘功利’意义上的设计，更表达了对城市现实的某种深入关注、批判与建构。这一点不仅在您身上，也在包括丹下健三、黑川纪章、安藤忠雄等在内的几代日本建筑师身上都有所体现，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矶崎先生的回答是：“在一个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刻，肯定需要一个运动、一种力量来推动，对那时的日本来说，就是东京奥运会和大阪的万国博览会。当时国家的变化是政府推进城市/建筑发展，在操作中又需要建筑师来具体表现，比如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时，体育馆的设计找到了丹下健三，也就是说给了建筑师从社会角度去考虑和提出自己的见解的机会。当时丹下健三做奥运体育工程设计的时候是50岁，50岁作为一个建筑师来说是非常年轻的时代，然而当时的政府能够重用他，让他通过一个建筑就产生了非常大的国际影响。在这之前的十年，我一直是跟着丹下先生的，那时所做的设计都是未建成，但是这些未建成在十年之后的重要时刻就变成了建成。”
世界上有许多次奥运会都是举办国不仅藉以大兴土木，还把建筑设计的机会更多委托给本国建筑师，提升本国设计的国际竞争力，矶崎先生提到的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乃是其中最著名和成功的案例。丹下健三设计的国立室内综合体育竞技场在建筑结构（悬索结构）、建筑空间（钢筋混凝土）和建筑语言（象征性）方面的全面探索，不仅使它成为东京奥运会的标志性建筑，成为丹下一生最著名的作品，也成为日本经济腾飞时代“最完美的纪念碑”。
正是东京奥运会，推助丹下健三等建筑师走上了国际建筑舞台，也促动了以后几代日本建筑师的迅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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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巧合的是，在我做法国女建筑师奥戴尔・黛克的访谈时，她也谈到当年密特朗总统的巴黎“大建筑计划”对像她这一代法国建筑师（卡拉特拉瓦、让・努维尔等）崛起的重要意义：“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没有在法国谈及到建筑的问题了，而从那个时候起，我们逐渐开始谈及建筑上的问题。从那些大型建筑开始，法国政府开始将建筑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加以重视，努力展示给世界的是：法国将会以开放的态度寻找优秀的建筑师在城市中建设出好的建筑。同时，也有一些相对小的城市看到政府的态度，以政府的作为为榜样，为各自的城市在建筑领域内做出更多的贡献。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对法国建筑界起着积极的作用。”“那大概是在80年代初期。那时候法国逐渐开始有一些公共建筑的竞标活动，作为早期类似活动的首批参与者，我们那个时代的年轻建筑师是幸运的。那时，那种活动相比现在要开放，机会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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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同样的奇迹或机遇没有出现在超速城市化时代――尤其是奥运时代的北京，北京选择了另一种更为“常规的”国际化的模式，通过国际招标，以一系列举世震惊的设计，宣示了它再生的“野心”。
北京的奥运工程（如“鸟巢”和“水立方”）和与之有相同意义的一系列标志性建筑（如CCTV），确实为北京带来了全新而强烈的“激活”因素，国际建筑大师的强力介入和创作激情的爆发，使得新生的本土建筑师显得措手不及。
在一次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讲座中，CCTV的设计者雷姆・库哈斯强调他的CCTV新楼不是像悉尼歌剧院或者西班牙的古根海姆美术馆那样的城市地标式的建筑（那两个城市是因这两座建筑而声名远扬的），北京的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使它更接近巴黎和罗马，因此CCTV新楼不是那种“史诗”性的建筑，它只是北京CBD众多的地标建筑之一。紧接着，库哈斯对他的心爱建筑进行了一番政治文化阐释，他说，在西方，电视台的各个部门往往会因工作旨趣的差异而分散在几个地方，如制作部可能在更有历史和人文趣味的旧街区的Loft里，有的部门可能远在郊区，像CCTV这样把一个庞大的机构的所有部门集中在一起，并且建筑要负载某种象征意义的，是难得遇到的“挑战”。
他把CCTV新楼的功能解释为一个“环”，所有的部门在这个环里完成沟通运作的过程；同时，他也把那里设计成一个开敞的游乐中心，环线也是游客与建筑和城市亲和的通道。他说，CCTV试图为有关城市和建筑问题的讨论建立一个新的语境，建立一种普遍的置疑性，也为解决城市日益复杂问题展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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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奥运区域眼下正在成为中国的乌托邦，“鸟巢”、“水立方”和国家体育馆无不以恢宏的尺度和夸张的设计，传达着北京的2008情结――这个都市在用建筑彰显其急于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欲望。就像所有中国城市的空间营造奇迹一样，未来之城仍由农民工建造，“高技”建筑与“低技”施工现场奇观化地拼接着，国际化的野心与民族主义的激情混融着。但是，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鸟巢”，并不是像它夸张的外表一样的“形式主义设计”，它的“怪异”形式是力图成为平庸的北京新生区域的地标――即在“后奥运时期”，它仍能凭借自身的开敞的公共空间，成为激活区域的积极因素。
我个人认为在目前北京所有正在兴建的建筑中，能在建筑史上留得住的，应该就是“鸟巢”。它在体育场馆的设计方面，在对城市和中国文化的理解上，都具有相当的突破。我曾就此采访过设计师，当谈到有关“鸟巢”的规模问题时，他们提到“超场馆性”概念，即考虑到2008年奥运会之后它们的作用和功能，其实是有意识地希望把“鸟巢”设计成类似于埃菲尔铁塔那样的城市地标性建筑，在没有体育赛事的时候，可以吸引市民、游客前去观光，举办多层面的城市公共活动，比如展览、晚会和相关的商业运营――它是活的城市空间，充分考虑到建筑对于城市的“激活”意义，而不仅仅是一个体育或国家、民族主义的空间图腾。
我曾经在一篇名为《北京：漂浮的都市》的文章中指出：“近年北京一系列由国际著名建筑大师设计的标志性建筑，是在主流建筑界强烈的抵触情绪下浮现的，已经有许多人阐释了其将对北京城市空间产生的重要影响，但它其实还有着更为复合的文化内涵。北京标志性建筑国际化的趋势，图解了它对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强烈诉求，它塑造全新的、具有前瞻性的城市性格的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