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进城到造城
龙港农民城建设起因于1981年平阳和苍南分县。新设的苍南县出于县域经济发展考虑，需择地建设本县港口和经济中心。经过反复考察，最后把地点选择在鳌江南岸的方岩下。但当时方岩下仅仅是处在鳌江南岸渡口的一个小渔村。不仅人口稀少，且多是匆匆过客。当地曾流传一个民谣：“方岩下，方岩下，只见人走过，不见人留下。”作为一个新建的县，要把这么一个地方建为县域经济中心，谈何容易？尽管在港区建设初期，他们仍然按照原有的思路，由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作了一定的投资，但很快就陷入资金难以为继的困境。
正在建设者们为之困惑的时候，《光明日报》上一则刊登山东潍坊“人民城市人民建”的报道启发了他们的思路。当时，苍南县有6500个万元户，其中有90%以上都在港区附近的江南三区。这部分农民经济上富裕了，也要求有一个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当时，他们还不敢想象进温州、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而这里毕竟是苍南县未来的港口城镇和经济中心，如果能把他们动员过来建设港区的话，这个经济中心就有希望了。
然而，尽管龙港镇在1983年10月12日就已正式获准建立，但是这个新建的龙港镇还仅仅是有个初步的框架，缺乏居民居住而人气不旺的空壳镇。1984年中央1号文件出台了“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的政策，从此，城乡户籍制度这堵筑在中国的城镇与农村之间关闭了几十年的高墙，终于稍稍开了个小口。为了动员农民进城，新任的龙港镇党委书记陈定模使出两个“绝招”，他说：“当年，我是一靠‘嘴皮’，二靠‘地皮’，来吸引农民进城的。‘嘴皮’是指宣传。‘地皮’是指出售土地使用权。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卖宅基地。我们规定农民进城建房需要宅基地的，按照不同地段，收取700元到5000元不等的费用。”
当农民们得知不管户口，只要能在龙港建房，就可以进城时，经过短暂的观望以后，为了解不开的城市情结，为了多年来做个城里人的梦，人们开始蜂拥携款进城。当年到年底就有三省七县5000多户申请到龙港建房落户，共收到地价款近1000万元，基本上解决了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的费用。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造城运动正式开始。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进城办公室前每天熙熙攘攘，人们怀着对未来城市的良好预期，有的要选择地段，有的要定址放样。通往龙港的新建公路上，一辆辆满载建筑材料的汽车在穿梭飞驰。新建的楼房天天在升高，新浇的街道日日在延伸。
由于没有国家投资，龙港的公共设施除了难以分配到户的公共绿地和广场等由政府统一建设外，能分配到户的都按房屋间数分配，由每户“市民”自己负责。如每家负责住房正对路面一半的浇路费用和绿化费用。其他则采取合伙投资、共同集资或无偿捐资等形式兴建。
不到3年时间，一座新兴的小城镇已经初具规模。数万名长期以来失去国家政策保护的农民，趁着制度约束稍微放松的时机，告别了乡村，离开了土地，迁入自己建造的城市――龙港，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市民群体。
二、从农民到市民
当温州农民为自己建造了“龙港”这座城市的同时，也等于为自己建造了一座把自己重新铸造成为现代市民的熔炉。
在80年代那个“万元户”就是富翁代名词的时代里，要在龙港立足，最少也要有大约3万元的资本，能够进得了龙港的都是当地的经济精英。这些刚刚离开土地进入自己建造的城市的农民，来不及洗净脚上的泥巴，就马上要面临城市全新的生活环境，一切都要重新学习。他们不懂基本的交通规则，也不知道公共卫生秩序，连建造的房子也是农村常见的顶天立地式的农民房。他们很有钱，也想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可上万元一件的衣服穿在身上，却像偷来的一样。在老家，他们可以用祖祖辈辈相传的方言畅通无阻地交流，言语间充满浓浓的乡情。可当他们带着平阳话、闽南话、蛮话、金乡话等不同方言从四面八方进入龙港时，马上就发现彼此之间沟通是那么地困难。虽然政府已经给了他们城市居民的户口，可是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里人，自身必须有一个脱胎换骨的改变。
在城市这个大熔炉里，密集的人口增加了人们彼此交往的机会，频繁的接触加快了人们行为整合的速度，人口的集聚所带来的集中需求更促进了社会分工细化。尽管在渔村基础建设起来的龙港农民城里几乎没有土生土长的市民，但是城市的生活还是给人们的行为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频繁的人际交往促进了语言的融合。为了消除方言间的沟通障碍，人们不得不学习普通话。在教育普及、媒体传播、社会交往的作用下，多种方言并存的龙港，普通话普及率超过了60%。为了适应城市生活，人们需要学习文化，学习城市生活规则，于是在龙港各个社区里各种各样的文化补习学校便应运而生。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8000多名文盲半文盲龙港“市民”，许多进入了当地的补习学校补习从小学到初中的文化课程。除了一般的语文、数学等传统课程外，交通规则、卫生守则、法律常识乃至美容、化妆技术，都是人们补习的内容。
在个体生活嬗变的同时，社会结构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在以私有企业为主的市场主体结构下，社会阶层也逐步分化，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以个体私营企业主为主体的市民阶层。这些离开了原来的村落共同体的社会个体，在城市这一新的社会环境中，更多地通过契约性关系互相联结在一起。同时龙港建镇以后，由于他们一方面脱离了原有的农村共同体社会，成为了新的城市社区中的独立个体，另一方面又不像我国其他城市的市民一样有着“单位”这一可以依靠的组织，因此更是迫切希望寻求新的社会依托。于是在社会分化和整合过程中，各个异质性的社会群体基于共同的爱好或者共同的利益，在社会互动过程中，除了借助和依靠各种传统的社会组织以外，还自发形成一些类似于企业家协会和行业协会等新的社会组织。从而，使得龙港的社会结构真正分化为政府、企业以及此外的第三部门。相应地，社会主体的行为也有三种不同的形式：市场行为、政府行为和志愿行为。近年来上下联动推进的行业自治、社区自治、村民自治运动，更使得社会的公共领域自治性逐渐强化；同时像龙港的企业家协会这样高度自主化的社会团体和组织涌现，更使得在龙港这小小的城镇里逐渐衍生出新型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
对当地社会政治格局影响最大的，当数企业主阶层的崛起。龙港社会可谓是群英荟萃，而其中最显眼又是以这些企业主为代表的经济精英。他们掌握了现代社会极其重要的经济资源，加上善于整合资源的企业家才能，使得其很容易地获得某种政治的权力。尽管他们无法直接操控政府的决策，但是善于捕捉商机的本领帮助他们很快就熟悉了体制内的运作方式，因此可以通过个体的沟通斡旋和合法化的集体行动来影响政府的行为。加上他们中的还有相当数量的市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本来就有着更多的参与政治活动和结交其他社会精英的机会，所以他们除了自身拥有的经济资本以外还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使得自己的强势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作为一个内发的城镇，它是依靠内源资本积累兴建的城市，因此与全国其他城市相比，尽管它较少对旧体制的依赖，也较少旧体制的束缚，但是，在市民社会的成长过程中，它依然难以摆脱国家现有宏观制度的约束，也难以消除源于传统文化的非正式制度的影响。
三、从造城到建市
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龙港建镇也已经有24年的时间。在这二十四年多的时间里，龙港人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梦想，那就是希望自己建造的农民城能够早日正式建市。
其实这个梦想要追溯到港区建设之前。早在1982年，已故苍南籍城建专家同济大学殷体扬教授经过鳌江南岸的实地考察以后，指出：“鳌江和沿江（即后来的龙港）分处鳌江两岸，分别为两岸的经济中心，都在温州市区域规划范围之内，将来依靠鳌江流域航运之利，必能长足发展。今日是姐妹城镇，不久将来，必然浑然一体，成为一个宏伟的完整的现代化城市。预计今后鳌江和沿江相辅相成，两岸繁荣兴旺指日可待。一旦越江大桥建成，新的南北两港即可合并为一，建成一个中小型城市，对整个温州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有利因素和光辉的前景。”所以，当年龙港一开始就按照城市框架，规划发展蓝图；当地的群众也是冲着建市的希望才来龙港投资建房的。
24年来，学者们几乎一致地认为，龙港和鳌江这两个一江之隔的城镇应该早日合并设市，成为鳌江流域的区域中心城市。1986年北京大学经济地理系主任胡兆量教授就论证过龙港和鳌江两镇合并建市的必要性。他指出，“1981年的分县对鳌江口的开发既有消极一面，又有积极一面。一江分两镇，给城镇规划和建设增添许多麻烦。为合理开发河口资源，加速建设城镇，两镇应尽早合并建市。”1988年9月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江美球教授等人组成的课题组所作的《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龙港镇的发展问题》报告也指出，并镇建市，合则俱兴，分则两伤。
建市梦想第一次升温是在1994年建镇10周年前夕。为了能借纪念建镇10周年之际，推动设市的进程。3月1日他们在北京举办龙港建镇10周年成就新闻发布会。3月6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为期3天的“建镇十周年成果展览会”。同时，民间也自发成立了龙港建市促进会，与政府配合，为建市游说和呼吁。但最终不仅连设市方案都没有上报，反而连龙港建市促进会也被勒令解散。
虽然龙港立市的努力未能取得成功，但是1995年国家体改委等11个部委的小城镇改革综合试点，使得龙港获得了部分县级的管理权限。这次改革中，镇政府开始下设两委五办七局，同时建立起省内第一个镇级金库。温州市政府将龙港镇列为市级计划单列城镇，赋予龙港行使县级计划项目的审批权和管理权。按常住地登记的原则和在龙港建城区内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和生活来源等条件，将原有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自理口粮户口以及其他类型的户口统一按程序登记为常住户口，即城镇居民户口。这种镇下设局的行政管理体制不仅与现行体制不甚协调，而且由于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不久其中许多权力又上收了。对此，龙港的企业家只能无奈地感叹：“农民创造了龙港城，但农民不能决定龙港的政府体制。”龙港的市民是多么希望能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自己管理自己的城市啊？
既然自己不能用手投票，他们只能选择用脚投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全国大中城市也都对农民开放。龙港的企业家们早就可以凭自己的能力，选择更好的发展空间。既然进入大中城市的壁垒也已经大大降低，他们便把目光转向温州、杭州、上海等大城市。由于企业外迁，曾经是温州第一经济强镇的龙港，如今也早以被其它城镇超越。
2003年新任的龙港镇镇长汤宝林看到破旧不堪的“中国第一农民城”路碑，怎么看怎么不顺眼。这“农民”两字几乎是一种耻辱，“第一”两字更是一种讽刺。经过冷静的思考，他大胆做出了砸掉“中国第一农民城”路碑的决定。砸碑之举，不仅反映了龙港不满足于永久性地被人视为农民城的态度，更显示了龙港人锲而不舍努力建市的决心。如今，路碑已经砸去，直接连接鳌江和龙港两镇的瓯南大桥也已经正式通车，浙江省和温州市的城市发展规划也早就把龙港和鳌江作为鳌江流域中心城市来规划。但由于体制的障碍和区域的矛盾，这座2007年人口24.7万人、生产总值81.6亿元、工业总产值190.8亿元、财政总收入7.6亿元、人均纯收入8902元、辖区面积83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16平方公里、城区高楼也超过了30座的农民城的建市，至今仍然遥遥无期。
四、启示
24年过去，当年农民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早成了历史的记忆。虽然龙港农民城至今仍留下未能建市的遗憾，但是，回顾这段历史，仍给人许多深刻的启示。
龙港城市化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大胆创新，突破土地政策的禁区，利用市场化的方式，组织农民建设城市，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不依赖国家投资、主要靠农民自身力量建设现代化城镇的新路子，被海内外誉为“中国农民自费造城的样板”和“中国第一座农民城”。在龙港成功的激励下，温州市在人民路改建中进一步发展了龙港的经验，取得了“政府一毛不拔，事业兴旺发达”的良好绩效。龙港农民城建设成为温州模式城市化道路的典型。
龙港城市化更深远的意义在于，超越了当时“离土不离乡”的乡村工业化思维，自费造城，自求发展，促进了农民向市民的转变，加快了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结构的转型，进而推进了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的形成。尽管龙港的出现有着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的某种特殊性，但这座由体制外的社会个体自己出资建造的新城所显现出来的社会问题，对未来中国的其他城市来讲，有着某种先导意义。尤其是城市化进程中市民社会的成长，更是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对当地的社会政治格局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同时龙港对建市锲而不舍的不懈努力，也极大地冲击了我国僵化的行政区划体制和城市管理体制，对推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