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几乎一辈子处于争议漩涡中的俄罗斯大作家、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лженицын
一、“他想在夏天死去”
索尔仁尼琴死于因心脏问题引起的中风。事实上，此前数年，他一直衰弱不堪，不得不终止公开活动，亦不接受采访。不过，2007年新年期间，中华读书报常驻莫斯科的特约记者孙越仍然通过他夫人娜塔利娅・索尔仁尼琴娜的引见，进入里屋，当面拜访了“身体依然非常衰弱，但健康状况稳定”的索尔仁尼琴，并向他赠送了中国特产乐陵红枣。
“刚才还有朋友来电话说，也许中医和中药对我的病更有疗效。”索尔仁尼琴对读书报特约记者说，“看看，话音未落，你就送来了中国的红枣。”
在读书报随后刊发的报道中，孙越这样形容他见到的索尔仁尼琴：“他看上去很忧郁，不愿意讲话。”（《中华读书报》，2007年1月3日）但收下枣后，他又按捺不住，对俄罗斯的现状发表了一通议论。
索尔仁尼琴去世后，俄联邦总统梅德韦捷夫、总理普京和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都表达了对死者的敬意。普京在声明中说，索尔仁尼琴“整个一生的艰辛之路”都将“给我们留下一个范例，印证着对人民、对祖国，以及对自由、公正和人道主义的全心投入与无私奉献”。戈尔巴乔夫则称，索尔仁尼琴是一个“命运的特例，他的名字将存留于俄国历史”。
2007年，时任总统的普京向索尔仁尼琴颁发了俄罗斯的最高荣誉――国家奖。俄罗斯科学院院长尤里・奥西波夫在宣布获奖者时称，若没有索尔仁尼琴的作品，“20世纪的历史是不可想象的”。
在最早出版索尔仁尼琴一系列作品的法国，以及他生前客居多年的美国，两国总统也对索氏的去世表达了哀悼。
南非大作家、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M・库切则认为，索尔仁尼琴是“我们时代的巨人”，“一位伟大的俄国爱国者……无可置疑的托尔斯泰的继承人。”
娜塔利娅・索尔仁尼琴娜告诉国际文传电讯社，丈夫是以他希望的方式死去的。
“他想在夏天死去，他死在了夏天。”索夫人说，“他想在家里死去，他也死在了家里。总的说来，我认为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这辈子活得艰难，但还是幸福的。”
二、既艰难又幸福的一生
这的确是既艰难又幸福的一生――在中国台湾，他的汉字译名是“索忍尼辛”。他上过战场，立过战功，蹲过大狱，被劳改，被流放，被驱逐，但也登上过作家可以享有的荣誉巅峰，而且到了晚年，他总算活着回到了祖国，不必客死在他厌恶的另一个世界――沉沦于物欲汪洋的消费主义的美国。
1918年，索尔仁尼琴生于一个哥萨克炮兵军官家庭，不及他降生，父亲便死于狩猎事故。23年后，他也进入炮校学习，1942年上前线，因英勇多谋，两获军功章，官至大尉炮兵连长，然而1945年2月，在对德战争胜利前夜，红军打到东普鲁士时，他被抓起来了。其原因，据说是因为与在乌克兰第一战线作战的中学同学柯克在信中比较了列宁与斯大林的著作（蓝英年：《被现实撞碎的生命之舟》，花城出版社，1999），但事实上，他并未在信中提及领袖的名字，而只是写了一个“长胡子的人”。他被缺席判处八年劳改，“当时这要算温和的判决。”他说（《诺贝尔演讲集・文学卷，1968-1980》，ToreFrangsmyr主编，世界科学出版公司，1993）。
劳改营的八年生活永久改变了索尔仁尼琴的人生轨迹，决定了他的文学道路、作品主题，甚至思维方式和个人性格。1962年，经政治局开会批准，《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杂志发表，惊艳全国与世界。索尔仁尼琴以此横空出世，用《新世界》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话说，便是“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不经索氏本人提出申请，苏联作协便将他吸收为会员。
但索尔仁尼琴想要得到更多。1967年，他给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写公开信，要求完全的创作自由，并指责作协领导是无用的废物。这封信以及描写玛甫里诺特殊监狱的小说《第一圈》1968年不经批准在西方的发表，大大恶化了双方的关系，于是，在未听取他本人申辩的情况下，作协又将他开除。
1970年，《癌病房》俄文版在巴黎出版。同年，瑞典学院宣布，因为索尔仁尼琴“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授予他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他害怕出国后回不来，未去斯德哥尔摩领奖，奖金也暂存在国外，直到四年后，他被驱逐出国，才去领了这一大笔钱。
他与作协的耐心都到了极限。此时，他后来的妻子娜塔利娅・斯维特洛娃已经进入了索尔仁尼琴的生活，两人在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别墅里同居了，他一边忙于和1950年出狱后复婚的结发妻子娜塔利娅・列舍托夫斯卡娅离婚，一边请了多人，昼夜不停地秘密打印他的小说《古拉格群岛》的手稿，并拍成缩微胶卷，找人偷带出国。1973年底，《古拉格群岛》首卷在巴黎出版，索尔仁尼琴的命运再无回转余地。转年2月12日，经最高当局反复研究决定，他以叛国罪被捕，第二天即被押上飞往西德的飞机，驱逐出国。
他在欧洲盘桓两年，1976年抵达美国佛蒙特的卡文迪许镇，一住就是18年。然而，尽管对镇上的邻居始终充满感激，但对整个西方世界，他很快就失望了。1978年，他接受了哈佛大学的荣誉学位，随即在6月8日的毕业典礼上，发表了谴责西方文化的著名的哈佛演讲。
在这篇轰动一时的讲话中，他将美国称为精神上的矮子，沉于庸俗唯物主义，只知享受，目光短浅，缺乏毅力，没有追求。他通过翻译，用俄语大声宣布，美国人是一群懦夫，几乎没人愿意为了理想去死。他既抨击福特政府的越南政策软弱，也批评美国的乡村歌曲俗不可耐，而美国新闻界无法无天，肆意践踏个人隐私。
“许多西方人都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招惹了这个人。人们本以为他是伟大的作家以及不服从俄国权威的英雄。”《纽约时报》写道，“然而，他好像要把每个人都狠狠揍上一顿――民主派、世俗派、资本家、自由派和消费者。”《纽约客》主编大卫・雷姆尼克则认为，此后的索尔仁尼琴“常常被视作反复无常的怪人、君主专制主义者、反犹分子和易怒者”。时任国务卿的基辛格甚至在一份备忘录中建议福特总统离索尔仁尼琴远点儿，因为他“与总统的会面不仅将触怒苏联人，也会因索尔仁尼琴对美国及其盟友的观点而引发争议。”福特听从了基辛格的劝告，对索氏避而不见。
三、“他发疯了”
索尔仁尼琴此后在佛蒙特小镇深居简出，过着隐士般的生活，直到1994年回国。而在苏联，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他的作品已大量出版。中国国内的《外国文艺》还为此于1990年的一期杂志上刊发消息，题为《苏刊纷纷刊载索尔仁尼琴等人的作品》。回国时，索尔仁尼琴先到远东，受到俄罗斯民众盛大欢迎，然后坐进英国广播公司为他包租的车厢，坐火车从东向西，横穿大半个俄罗斯，一路上走走停停，用了七个礼拜才到莫斯科。
但这一次，他再次失望了。对叶利钦“休克疗法”造成的乱局，他十分不满。1998年80大寿时，他公开拒绝接受叶利钦颁授的圣安德列勋章，让总统十分下不来台。索尔仁尼琴早已离小说越来越远，此时更要一心一意搞政治――尽管是超党派的。他先后出版了多本为俄罗斯“诊病”与指路的专著，希望国家回到伟大的俄国传统。2007年新年期间，在与中华读书报记者孙越晤谈时，身体已极度衰弱的索尔仁尼琴还坚称：“只要我活着，就要给国家开药方。”
对回国后的索尔仁尼琴，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张捷写有专文，完全持否定态度，他称索氏为撒谎者，与外国人“里应外合”地攻击祖国。“根据一位俄罗斯批评家的分析，索氏在监狱里逐步形成了一种为求得生存和进行报复而不顾一切、蛮不讲理的心理。”张捷写道，“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拿任何人垫背，可以破坏任何东西，甚至搞垮自己的国家也在所不惜。”（张捷：《俄罗斯作家的昨天与今天》，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这种说法并不少见，早在1967年，另一位苏联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静静的顿河》作者肖洛霍夫在给作协的信中便曾写道：“他，索尔仁尼琴蹲过监狱，没经受得住严酷的考验，发疯了……不能让这样的人写作。”（蓝英年：《被现实撞碎的生命之舟》）索尔仁尼琴日后以诋毁肖洛霍夫的文学声誉作为报复，称《静静的顿河》乃肖氏剽窃他人作品而来，酿成一桩沸沸扬扬、绵延30年的文坛公案。
在俄罗斯国内，确有人不满索尔仁尼琴回国后的颐指气使。2002年，另一个著名的流亡作家沃依诺维奇便以所著《神话背景下的肖像》一书，挑战他的权威。他提醒人们警惕对索氏的神化，并说，在被神化了之后的索尔仁尼琴身上，显然存在着诸多悖论：他号召“不能虚妄地生活”，可是他却认为只有他一个人才握有真理；他倡导虔敬、和谐的宗教精神，可他的性格中却最缺少宽容和忍让；他肯定个性的权利和价值，却又推崇“开明的专制”（刘文飞：《思想俄国》，山东友谊出版社，2005）。
四、文学的力量
中国内地很早就开始出版索尔仁尼琴的作品，1982年就有了群众出版社出版、田大畏等人翻译、长达140万字的《古拉格群岛》全本（如今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三册一套、“九成品相”的精装《古拉格群岛》中译首版卖到了480元，“十成品相”的平装本也要卖220元），而且此后不断再版。此外，《癌病房》（不止一个译本，其中一个发行量较大的译本叫《癌症楼》）、《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第一圈》等都有出版，群众出版社还于2000年1月推出了《索尔仁尼琴文集》。目前，除政论多过小说的《红轮》系列外，索尔仁尼琴的主要文学作品均已有中文版问世。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张晓强是国内少有的索尔仁尼琴研究者，他不仅与父母张大本和陈淑贤合作，以十年时间翻译出版了索氏的自传性随笔集《牛犊顶橡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而且独力写出了也许是目前国内仅有的一部索氏研究专著――《索尔仁尼琴：回归故里的流亡者》（长春出版社，1996）。
1998年，娜塔利娅・索尔仁尼琴娜在莫斯科代夫接受了张晓强的采访，其中涉及到他们的汉学家儿子叶尔莫莱。索尔仁尼琴娜说，叶尔莫莱已经学会了俄语和英语，如果再学会汉语，“这就好像是21世纪将支撑世界的三个支柱。”（《花城》，2000年第3期）
娜塔利娅・索尔仁尼琴娜与索尔仁尼琴生了三个儿子：叶尔莫莱、斯捷潘和伊格纳特。
在世界各地，对索尔仁尼琴评论和研究的着眼点，大都政治多过文学。我手头有一本耶鲁大学教授、《西方正典》作者哈罗德・布鲁姆主编的索氏研究文论集《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Chelsea，2000），算是一本不那么常见的只谈文学的专著。“作为一个强烈呼吁人们抵抗他深爱之俄国道德堕落的先知，他被忽略了，或被当成古董遗忘了。”在谈到索尔仁尼琴的晚年境况时，布鲁姆写道，“像耶利米一样，他谴责俄国人在西方消费主义面前俯首称臣，但消费者们不为所动。”
布鲁姆由此提出了一个很文学，也很关键的问题：索尔仁尼琴的小说是否能以其内在力量经受住审美的考验？我们今后能否像读《巴马修道院》和《魔山》那样，把《第一圈》当做伟大欧洲小说的经典来阅读？“对我来说，答案多少是混杂的：是又不是，不是又是。”他说，《第一圈》源自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亦源自托翁伟大的短篇小说《哈吉穆拉特》，全书笼罩在托尔斯泰式的风格中――尽管其简洁的语言更像海明威。然而，与托尔斯泰相比，索尔仁尼琴更多受到愤怒与毅力的驱动，而缺乏前者那种壮阔的、天生的慈爱胸怀。
布鲁姆承认，索尔仁尼琴的小说未能像巴别尔的短篇和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那样，带给他纯粹的阅读乐趣，而与那些伟大的现代俄语诗人――勃洛克、阿赫玛托娃、曼捷施塔姆和茨维塔耶娃相比，索尔仁尼琴也不具备绝对出众的美学优势，但他仍然在自己的时代技高一筹，他是如此出众，或许也将超越时代。
“他的人生与作品是如此相仿，堪称典范，相互之间，几乎不可分割。”布鲁姆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