恨不得出生在“另一个国度”
提到德国人，中国人一般都充满了仰慕之情。在国人眼里，德国人是一个英雄、智慧、高尚、具有传奇色彩的民族，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不是吗？一个至今只
在该书目录前的一页，读者就可以看到一篇著名德国作家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发表于1960年的令人诧异的诗作，作者在其中表达的一个生活在纳粹历史阴影下的德国人的精神痛苦。
是啊，只盼望这些人和别的人一样，
只盼这是一个完全平常的、另一个国度，
而不是这个夜与雾的国度，挤满了灵魂出壳的住户，既不知自己是谁，也不愿知道，
被抛入这片国土，又要逃离这片国土，
流离失所一直到坟墓；只盼是别样的，只盼它还有救，只盼这里有忠告和慰藉，
只盼它不是这个荒废的、封了嘴的敌人之国度！
纳粹历史对于许多德国人来说是如此沉重的精神负担，以至于他们恨不得出生在“另一个国度”，宁愿做任何一个国家的人而不做德国人！为了逃避这一历史负担，恩岑斯贝格尔曾经远离西德，投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可以说，我们对战后德国人的精神负担是估计不足的，我们往往把自己对德国人悔过自新的欣喜转移到他们身上，认为他们的忏悔也应该是一件十分爽快的事情，并且因此对日本人在反思与忏悔上的“落后”感到不解与愤慨。认为忏悔作为心理历程并不难，只是“态度问题”。《另一个国度》告诉我们，即便在德国，反思与忏悔也是一个十分痛苦与复杂的过程，一尘不染的德国反思形象难免过于简单化。一方面还存在着顽固不化的保守势力；另一方面，左翼与自由派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与批判也带有“一日被蛇咬，（几）十年怕井绳”式的过敏反应。
左翼知识分子与再统一
这种对纳粹历史的过敏反应集中体现在德国左翼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以及“再统一”的拒绝上。二战以后，德国被苏美英法四个战胜国占领，1949年在冷战因素以及德国不同政治力量的作用下分裂为东西两国。在1950年代初的西德，还是有不少人不愿看到祖国的分裂。当时的社民党主席库特・舒马赫就极力反对首任联邦总理阿登纳的完全倒向西方的政策，认为这将使东西德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会使分裂永久化。而阿登纳则以所谓的“磁铁理论”来对付反对派的攻击。该理论预言，如果把西德建设好了，它将像“磁铁”一样把“苏占区”的德国人吸引过来，德国的统一也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完成。阿登纳的预言在他去世后22年就被历史验证了。不过在笔者看来，还是不能排除阿登纳在当年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再统一的目标，只不过是以此理论来应付反对者的批判，因为在冷战的高峰期，人们已经看不到任何“再统一”的希望。
令人绝望的现实，也影响了1960年代末期大规模开始的由左翼大学生运动推动的反思纳粹历史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对国家分裂的现实的无奈承认被戴上了反战争、反纳粹主义的神圣光环。以格拉斯、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左翼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甚至认为，德国的分裂是德国人必须接受的、国际社会对纳粹主义罪恶的惩罚。德意志民族国家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祸根，它的重建将会再次给欧洲与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所以格拉斯在1960年代就反对“再统一”，最多只愿意接受两个独立德国的“邦联”。而哈贝马斯则反对传统的对民族国家的盲目推崇，主张所谓的“宪法爱国主义”（或可译为“爱宪主义”），认为只有一个具有民主自由宪法的祖国才是可爱的。任何来自右翼的关于德国民族国家历史的暧昧之音都要遭到他们的严厉呵斥。可以说，德国左翼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走到了时代的最前列，他们的高风亮节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钦佩与赞赏。
可是历史却与这些“德国圣人们”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正当他们以防止纳粹主义灾难重演为理由将民族国家妖魔化的时候，正当大多数德国人在他们的影响下死心塌地地接受了永久分裂的时候，东德瓦解了，东德人民潮水般地涌向西德，西德人想都不敢想的统一从天而降了。格拉斯、哈贝马斯等人惊呼：危险！不能统一！至少不能如此以资本主义、西德马克来统一，应该实现两德平等的统一、要举行一场关于一部全新的民主宪法的全民公决。但是，他们的呼吁几乎无人理睬，统一还是实现了，并且是以最为简陋的方式实现的。没有两德的平等参与、也没有全新的统一民主宪法，东德只是以几个州的身份从“边门”“加入了基本法的实施地区”。而且，德意志民族国家重建了，而极端民族主义的妖魔并没有随之降临。苏联与美国都为德国统一开了通行证，法国与英国虽然不乐意，但也不敢公开阻拦。羞于民族主义带来的失态与祸害，德国左翼知识分子已经彻底戒掉了民族主义的烈酒，而国际社会却向他们举杯相邀：“可以喝一点！”
与此同时，德国左翼知识分子难免要受到右翼的奚落：几十年的道德说教，全是唬人的！德国完全可以重建民族国家，德国人完全可以多饮几杯民族主义的美酒，不必再因纳粹历史感到抬不起头来。在统一前就由左翼转向右翼的作家瓦尔泽就公开表示，他已经厌倦了人们对德国人无休止的道德谴责，奥斯威辛已经成为被随意挥舞的棍子。可以说，统一后右翼虽然未能占据公共舆论的高地，但左翼明显陷入守势。
格拉斯的“党卫军事件”
可惜本书英文原书初版于2000年，读者在其中看不到2006年的格拉斯“党卫军事件”。不过，看过本书中格拉斯对右翼掩盖与美化纳粹历史言行的一次又一次抨击以后，读者也就不奇怪为什么格拉斯在自传《剥洋葱》中披露的党卫军经历为什么会在德国舆论界掀起如此轩然大波，为什么右翼要对格拉斯发起如此猛烈的反击。一个似乎无法解释的悖论摆在人们面前：一个几十年来以揭露纳粹历史为己任的左翼代表人物，却长期隐瞒了自己的“纳粹历史污点”！可以说，该事件反映的不仅是格拉斯个人的信誉问题，而且是整个德国反思纳粹历史过程的可信性问题。
笔者对格拉斯没有专业研究，无意越俎代庖“炒洋葱”，却要为格拉斯说句公道话。关于格拉斯自己对这段历史“隐瞒了六十年”的说法，其实并不准确。据格拉斯说，他自己在五六十年代曾多次与他人谈及自己的党卫军经历（只是没有留下相关文字，否则就没有后来的爆炸性新闻），但当年没有人对此感兴趣，因为在二战结束的时候，加入过“党卫军”的德国人多达几十万，这种经历并不骇人听闻。况且格拉斯是在17岁时、在不知情的前提下加入的，又没有参与过“党卫军”的罪行。因此今天也有德国人认为，此事不过是“鸡毛蒜皮”而已。问题在于，随着德国反思纳粹历史进程的深入以及对“党卫军”罪行的不断揭露，特别是随着格拉斯本人反纳粹斗士角色的日益鲜明，大概从1970年代开始，“曾经加入党卫军”的性质就越来越严重了。格拉斯自然也意识到公开这段历史会带来什么后果。而沉默的时间越长，问题就越严重。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做到守口如瓶。事发后，一位好友就提醒格拉斯，1990年代他曾在一次小聚会上提起自己的党卫军经历。格拉斯听了很惊讶，他确实说过，但后来又忘却了说过，并且承认了他人“隐瞒了六十年”的指责。应该说，如果没有格拉斯大力参与推动的反思进程，他那本来微不足道的党卫军经历完全不足以成为个人丑闻。而在他参与启动这一进程的时候，他本可以与其他几十万乃至更多的德国人一样，不为那段经历感到羞愧。如果说他是因为出于对这段历史的暗自羞愧而首先发起反思运动，那么只能说明他比其他人更具有道德意识。至于他在最近二十多年来没有随意地将这段历史公布于众，一方面可能是出于与日俱增的愧疚感，另一方面自然也有涉及个人名誉的策略考虑。有评论家说，他应该知道，如果这段历史在1990年代被公开的话，那么他可能就得不到诺贝尔奖了。而瓦尔泽则表示，他完全理解格拉斯为什么不轻易提及党卫军经历。格拉斯在事发后受到的围攻也证明他的顾虑不无道理。许多人，特别是右翼并不欣赏他的自我忏悔，而是要试图借此机会将这位老对手“置之死地”（格拉斯语），并且遏制他们厌恶的反思进程。这一切都说明二战后德国的历史反思历程是何等错综复杂。
回到本书的主题上来。可以说，德国的统一、德意志民族国家的重建对于已经超越民族主义的德国左翼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挫败。事实证明，他们“太先进了”，先进于右翼，也先进于民众。也可以说，他们是太“胆小”了。德意志民族国家的重建并没有带来德国民族主义的膨胀。他们惊呼的“蛇”实际上只是一条“井绳”而已。但是他们对民族主义倾向的警告并没有完全失去意义。德国人已经从以往在外交上无从作为的安全角落走了出来，如果不记住历史的教训，仍然有着误入歧途的可能。
坦率地说，《另一个国度》还不是有关德国反思纳粹历史的最佳之作。作者是德裔美国学者，本书是写给英美读者看的，内容不如德国同类著作严谨与充实。文笔可以说是流畅的，但也较松散。或许因为是译著，读起来难免总有一种别扭感。从一些细节看，译者是敬业的。如译者曾为准确翻译一本德国杂志的名称而致信编辑部询问。不过还是有一些德语词汇翻译得不准确或不够理想。如第73页下方的“集体性交往缄默”，德语原文是“kollektives kommunikatives Beschweigen”，后两个单词直译为“交往缄默”让人不知所云，翻译成“心照不宣”或许更为恰当。第87页页下注中的“Wer kann uns das Wasser reichen?”不应译为“谁能援水于吾人？”，而应该是“谁能比得上我们？”。
不管怎样，该书还是一本很有意义的书。其意义就在于能够帮助我们克服对德国反思纳粹历史进程的简单化思维，充分认识到这一进程的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