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剧为第三世界的普通人道心声

本文作者亚斯民・阿利巴依―布朗（Yasmin Alibhai-Brown，1949-）出生于乌干达，属印度裔，现在伦敦担任记者。她于1972年来到英国，毕业于牛津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80年代初曾担任《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杂志的记者，现为英美多个著名报刊撰稿。她在英国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在种族问题、英美的

4月23日，在这个莎士比亚诞辰的日子里，人们用空前的接力演出的方式举行了纪念活动。在整整24个小时中，自新西兰到夏威夷的60个青少年团体演出了莎翁戏剧的片段。作为该活动的一部分，一个塞尔维亚的青年团体将演出《罗密欧与朱丽叶》。在一个自身历史因种族矛盾而伤痕累累的国度里，他们将如何对该剧做出阐释？关于这个悲剧的力量与影响力，生活已狠狠地给我上了一课：我于1970年去世的父亲将我从他的生活中驱赶了出去，原因只是我竟敢在一次学校的演出中扮演了朱丽叶，而这个演出被看做是对我所在族裔偏见的挑战。

我出生于乌干达的坎帕拉区。我的祖先来自印度，跟随着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移民浪潮而来。那时英国人为了修建东非铁路就把印度的契约劳工带了过来。接踵而至的是印度的企业家，还有一些穷人，他们都希望能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发财致富。

英帝国主义者们把这些移民当做他们自己与当地“野蛮”黑人之间的防护堤坝。阶级与种族的分裂被制度化、内化了。亚裔定居者把当地非洲人看做是“卡利班”――像莎剧《暴风雨》里那位半人半魔的奴仆一样的丑陋、淫荡、不值得信赖。而非洲人也厌恶这些棕色皮肤的闯入者。在他们看来，亚裔商人就像“夏洛克”――放高利贷者、剥削者。

1965年，我们的英文老师决定排演《罗密欧与朱丽叶》，将之作为我们生活中种族纷争的一个隐喻。通过在舞台上两个年轻恋人的演出，那位叫约翰・阿布沃尔的非洲裔罗密欧与我打通了隔离我们的那堵墙。我的家庭与所在社区以让人震惊的残忍态度做出了反应。爸爸从此再也没跟我讲过话。莎士比亚在西方让观众折服，并在现在的俄国与东欧国家有着深远影响。然而，他对有色人种来说最具活力。南亚人、阿拉伯人及其他们的离散族群恰如莎翁所生活的伊丽莎白时代的人。在他们的世界里，孩子们是父母的财产、婚姻包办、人们对个人自由紧锁眉头，毫无同情心。像《无事生非》里口上厉害的贝特丽斯小姐或者悍妇凯瑟琳这些女性必须让男人们扫扫威风。数不清的朱丽叶们若拒绝前往由他人选定的新郎身边，就要受到威逼、拷打甚至杀害。在“凯普莱特”警告自己不听话的女儿的话语中，她们听到了自己父亲的声音：

“你是我的，我要把你送给朋友；

你若不从，就去上吊、乞讨、挨饿、在街头死去

因为我要发誓我将永不承认你是我女儿……”

这些年来，我目击的一些真实生活中的悲剧与莎剧颇有惊人相似之处。一位叫芭蒂的年轻印度裔女孩曾在我在坎帕拉区的家中避难，以逃离其父亲的逼迫。这位父亲试图强迫她接受一桩婚事，结果她自杀了；我的一位印度裔化学老师爱上了一位穆斯林妇女。她的家庭急忙把女儿送到巴基斯坦，结果我的这位老师在学校的实验室里吞下了酸类物质，要为爱而死；我在坦桑尼亚的一位远亲被控告雇凶杀害自己的长子、媳妇及其尚在襁褓中的孩子，原因是她的丈夫威胁说不让自己心爱的小儿子继承财产。报纸上称她为“麦克白夫人”。她逃到了巴基斯坦并孤零零地死在那儿。

莎士比亚直接向那些让人民遭殃的战争与压迫发出吼声。当朱利叶斯・奈雷雷于1964年成为独立后坦桑尼亚第一任总统时，他把《尤利乌斯・恺撒》译成了斯瓦西里语，然后还派演员进村演出，并讨论过度权力的诸多危险。不久前，皇家莎士比亚演剧公司演出了《亨利六世》。在该剧的连演过程中，两位非洲裔的演员戴维・奥耶罗沃和查克・艾乌基扮演的是杰出的君王，他们的角色既进入过去，也生活在当前，通过已逝的矛盾冲突，来表现因目前困扰非洲国家的纷争而引发的剧痛，并表达了大胆的乐观精神，虽然这种精神尚未能给非洲带来普遍的幸福。

在一些书刊检查制度严厉的国家里，莎士比亚可以为人民代言。一位科威特导演是这样表述莎翁的特殊作用的：“如果你是位期望挑战当权者的阿拉伯戏剧导演，莎士比亚就是你完美的同床者、合谋者，同时又能证明你本人并未违法。”当他将《查理三世》搬上埃及舞台的时候，那些买不到票的观众差点就要引发骚乱了。

应皇家莎士比亚演剧公司的约稿，我将自己生活中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悲剧写成了剧本供上演。在演出结束后，常有人问我是否为曾扮演朱丽叶而遗憾。“不！”这是我的回答。莎士比亚值得我做出牺牲――我宁愿选择他而不要父爱。这位剧作家更了解我，并让我获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