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的《东方学会简》
罗振玉（1866―1940）字叔言，号雪堂，浙江上虞人，清朝末年曾任学部参议，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等职。其少年时便熟读经史，自16
学会《简章》今何在
罗琨先生在《罗振玉评传・学术活动编年》中写道：“1923年……创办东方文化学会。”（见《罗振玉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但具体情况没有谈及。罗继祖先生《鲁诗堂谈往录》中说：“当时曾有‘东方学会’之组织，印有《简章》十条和发起人名单，我草《行年录》（即《永丰乡人行年录》，是罗振玉的编年体传记：作者注）时求之不得，只有缺如。今年乃于郑孝胥1923年8月《日记》中见之，乃邈园叔祖（罗子经：作者注）以贻郑者，郑不知来龙去脉妄加猜测，今补记于此。《日记》云简章凡十条，郑未过录，今不可见。”（《鲁诗堂谈往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由于在现已出版的罗振玉著作及相关的研究著作中，均未见收入这个简章，郑孝胥虽然提到简章，但未及在日记中过录，因此《简章》的具体内容，一直是学术界未解之谜。罗振玉1928年迁居旅顺，1940年在这里去世，因此，旅顺博物馆收藏有大量罗振玉旧藏文物。如甲骨、青铜早为学界所了解，但本馆还藏有罗振玉著作的大量手稿却鲜为人知。近来我们在整理罗振玉手稿时，偶然发现了《东方学会简章》的手稿。应该说这是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的一份十分重要的文献，它的发现不仅能够弥补罗继祖先生的遗憾，也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的专家提供足资参考的资料。尤其对研究罗振玉的学术生涯及学术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其原文如下：
《东方学会简》（无“章”字――作者注）
第一条：本会以研究东方三千年来之文化，约以哲学、历史、文艺、美术四类为宗旨。
第二条：本会先于北京、天津立总会，以后再推行于各省为分会。
第三条：本会所行之职务如左六项：
一、设图书馆、博物馆以集图书、博物。
二、设演讲部以贯学术。
三、设印书局以流通古今书籍，并本会学术杂志。
四、设招待部以招待东西各国之学者，以沟通学术。五、通行部。
六、设发掘部以发掘古□今古名迹、废墟遗址，以资考古。
第四条：本会商于北京选择合宜之地建筑学会所，于天津建会所及藏书楼、博物馆。未成以前先设筹备处，以筹备本会事务。
第五条：本会经费拟分两期筹集，每期筹集一百万元。第一期预定建筑会所、图书馆、博物馆，费二十万元。图书及博物亦价四十万，余四十万存银行生息，为会中常费。
第六条：筹集经费由本会发起人任之，凡各国有赞助者，本会尤为欢迎。
第七条：本会入会会员不分国籍，凡赞成本会宗旨者，得由本会发起人及各国大学院、大学校介绍入会，会员规则随后订之：
第八条：本会成立后，应设左职员，其名各临时定之
一、会长正副各一人
二、干事
三、会计
四、书记
五、译人
六、招待员
七、庶务员
第九条：除前列职员外，更设评议会，不论国籍，以学术湛深者充之。
下缺第十条
以上为《东方学会简》全文（缺第十条），书写在普通的蓝色竖栏印刷纸上，纸质细薄，左下角印有“大日本京都、中井制”字样，显然是罗振玉从日本东京带回的稿纸。文书用草书书写，从修改的情况看，是一个草稿。如第三条的第五款漏书，将其补写在上栏空白处。《简章》中未开列发起人名单，《郑孝胥日记》民国十二年（1923年8月9日）记：“罗子经送来《东方学会简章》。”8月10日又记：“东方学会列发起者二十人，曰：王秉恩、柯劭?、陈三立、辜汤生、叶尔恺、郑孝胥、朱祖谋、陶葆廉、李孺、章钰、宝熙、王季烈、张美翊、徐乃昌、陈曾矩、陈毅、金梁、刘承干、王国维、罗振玉。必西京之狩野，内藤以大七游日事告知罗叔蕴，故有此响应之举。其所拟简章凡十条。……”（《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2006年版）按当时人们的习惯，发起人名单是单独印制，分发各人的。对于这个名单，罗继祖先生曾有个评论：“此事如在前一年，公举发起人必以沈曾植为首，现推王秉恩则以王乃张南皮（张之洞：作者注）旧属，提调广雅书局于学术有劳绩，郑孝胥则以不称臣于民国而尊之，于学术实无与。其他则大半为沪津之熟人牵连加入，而傅增湘、董康则以出仕民国而去之，张元济虽未仕民国，然已弃官就商，故皆去之，而金梁殆以又为溥仪所用而幸入耳。”（《鲁诗堂谈往录》13页）按罗继祖先生的说法，沈曾植在当时学界的地位当是首屈一指的，遗憾的是他于1922年病逝。他认为发起人都是为溥仪小朝廷所用之人，而到民国政府中任职如傅增湘，及弃官经商如张元济者均不在邀请之列。这一说法未必准确，如辜鸿铭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只是1923年初随蔡元培后辞去教职。而王国维则于1925年应清华大学校长之请，去清华研究院当了导师。在这个发起者名单中的人，大多是业有专攻，学有所长，在当时有相当影响的人。如柯劭?、辜鸿铭、王季烈、王国维、罗振玉都是大学者，陈三立是当时著名大诗人，郑孝胥不仅有诗名，书法也极有造诣。宝熙是大书画家，王秉恩是出版家，刘承干是大藏书家。这些人各有所长，他们的入选，基本上符合《简章》的要求，即该会以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历史、文艺、美术四类为宗旨”，同时这些人又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影响，也能够满足该会巨额经费筹集的要求。
“东方学会”成立缘起
关于发起成立“东方学会”的缘起，上引郑孝胥《日记》中说：“必西京之狩野、内藤以大七游日事告知罗叔蕴，故有此响应之举。”西京之狩野、内藤，即日本京都大学的狩野直喜、内藤湖南两位教授，他们都以研究中国古史著称，是“京都学派”的创始人。罗振玉1911年携王国维避居日本时，便与狩野、内藤有很深的学术交往，回国后仍保持联系。不知大七（郑孝胥的长子郑垂：作者注）到日本有何贵干，竟能刺激罗振玉有创设东方学会之举。此聊备一说。我以为罗振玉发起创办东方学会并不是一时兴之所致，而是受到当时国际东方学的影响和推动。
东方学是近代西方学者研究亚洲和北非等地区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综合学科。最初起自16世纪西方传教士、商人等关于中国及东方各国风土人情的记载，到17世纪末，欧洲的一些大学出版了许多东方典籍，并创办了教授东方语言的学校。如著名的维也纳东方语言学校，培养了大批研究东方语言、历史的专门人才。19世纪以后，由于对东方历史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英、法等国相继成立了亚洲学会，美国、德国等国家也成立了东方学会。1873年国际东方学会大会在巴黎举行，世界许多国家的东方学家出席了大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我觉得最让罗振玉产生紧迫感的是，自1811年俄国人普丁谢夫对我国新疆地区进行“探险”之后，欧洲各国的学者，受本国政府及组织的派遣，组成各种“探险队”，开始对中国西部地区的文物进行了长达近一百年的掠夺和破坏。以德国人勒柯克为首的探险队，受德国皇家和克虏伯公司的资助，自1904年―1913年四次对我国新疆地区的库车、吐鲁番进行肆意掠夺。英国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大谷光瑞等等，都多次来到中国，在我国甘肃、新疆地区盗取了大量古代典籍、文物，形成了具有国际影响的敦煌、吐鲁番学。应该说这一切才真正大大刺激了罗振玉，使他感到这是中国学者的耻辱。如罗振玉在1914年《流沙坠简》序中说：“光绪戊申（1908-1909）予闻斯坦因博士访古于我国西陲，得汉晋简册，载归英伦。神物去国，恻焉疚怀。”（《流沙坠简》第一卷，日本京都东山学社，1914年）这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学者发自内心的感叹。罗振玉一直在注视着这些探险队的行动，如1909年伯希和受河内远东学院委托到北京来购买图书，并带来一些敦煌写本残卷进行修复，在董康的引见下，伯希和与罗振玉相识。罗振玉得见伯氏出示的“唐人写本及石刻”，便请求抄录写本佛经目录，并随即撰写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莫高窟石室秘录》发表于1909年、《东方学报》第六卷第10、11、12期上，以使国人知晓这批被掠往国外的珍宝。在得知敦煌石室中还有残余经卷，罗振玉马上请学部左丞乔树楠电告陕甘总督毛庆蕃，代学部将其购回。同时他开始对敦煌文献及新疆出土的写本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以之证史，撰写了《补唐书张义潮传》、《瓜沙曹氏年表》、《跋瓜沙曹氏文书》等文著数十种，为中国敦煌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正如王森然先生在《近代二十家评传》罗振玉传中所说：“敦煌所出古书之研究，则全出先生一人之手。其新得之成绩，如高昌?氏之年号世系，沙洲张氏及曹氏之事实，皆前此所未知，此更见先生古书研究之独得也。”（《近代二十家评传》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足以看出罗振玉的一种紧迫感。就在他发起成立东方学会这一年，他还将敦煌写本与今本子部书进行互校，完成了《道德经考异》、《补遗》、《南华真经残卷校记》、《抱补子残卷校记》、《列子残卷校记》等五种著作。因为大量的敦煌文献、文物及新疆地区文物的被掠往国外，敦煌、吐鲁番学已经成为西方东方学的十分重要的主体内容。作为中国学术界核心人物的罗振玉，虽然无力阻止这些文物的外流，但希望看到更多的流失文献，决不甘心在自己祖国文化遗产的研究上，有逊于外国学者，这大约便是罗振玉发起成立东方学会的一个主要原因吧。在罗振玉晚年撰写的自传《集蓼编》中，仍然耿耿于怀：“予三十以前无境外之交，旅沪时始识东邦诸博士。宣统初因法国伯希和教授，得与沙皖博士书问相往还。又与英国斯坦因博士通书问，尝以我国西陲古卷轴入欧洲者，所见仅百分之一二，欲至英、德、法各国阅览。”由于欧战爆发，罗振玉没能满足这个心愿。
罗振玉对“东方学会”的期待
从罗振玉起草的《东方学会简》来看，发起组织者是希望能够把拟建的“东方学会”，建设成为一个中国学术研究中心。如第二条：“本会先于北京、天津立总会，以后再推行于各省为分会。”即通过总会的发展，延伸到全国各地，形成一个庞大的统一学术组织网络。同时“东方学会”又具有国际性，第七条规定：“本会会员不分国籍，凡赞成本会宗旨者，得由本会发起人及各国大学院、大学校介绍入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学会发起人的胸怀和格局，试图将国内外一流的东方学者全都包容入会。入会者必经“发起人及各国大学院、大学校的介绍”，说明其对入会者的要求是相当高，大有与西方国际东方学术组织抗衡之气魄。同时又设立由各国学者组成的评议会，尤其强调评议员是由“学术湛深者充之”（见第九条），更体现了发起者欲将东方学会办成一个国际最高水平的学术组织的期待。
《简章》不仅规划在北京、天津两地建立会所，还计划设图书馆、博物馆以集图书、博物，“设印书局以流通古今书籍，并本会学术杂志”。自东方学会成立后不久，便开始出版“东方学会丛书”，已出版的有《帝范》等数十种，但其会所、图书馆、博物馆等设施似未建起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简章》第三条第六款中，提出“设发掘部以发掘古□今古名迹、废墟遗址，以资考古”。这显然是受国际考古学的影响，也应当是对西方探险队来我国盗掘文物的一种对策吧。
东方学会筹建时的一些情况
关于东方学会筹建的资料，今天所见不多，但我们从罗振玉当年给王国维的书信中，可以粗略得知有关东方学会筹建时的一些情况。（见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以下引文见该书者不另注）1923年，王国维入宫任溥仪南书房行走，这年6月28日，罗振玉致王国维信中说：“此次入朝，远劳迎送，惶感无似。学会事，一切偏劳，尤为深感，能早日邀诸君署名赞成册中，深所企望。”（上书571页）这里的“学会事”，即指东方学会筹备一事。从罗振玉委托王国维在京中邀请愿意参与并担任东方学会发起者，在他提前拟好的“赞成册”中署名的情况来看，首倡发起成立东方学会的人正是罗振玉。说明1923年6月间，发起成立东方学会的计划，已经开始着手进行。同年7月2日罗给王国维的信中说：“昨函敬悉。奥馆之地，一时借用则可，而建筑两馆似不可行。晤尉博士（德国著名汉学家：作者注）时，祈与商为叩。”（同上书572页）“两馆”即指博物馆、图书馆，说明罗振玉已委托王国维寻址建图、博两馆的用地。7月7日，致王国维信中谈到设立董事会：“刻下学会进行之事，在立董事会，弟意推凤老（柯劭?：作者注）为董事长，而推尉与今西（即今西龙，日本东京大学博士：作者注）做董事。理事会与董事会一日行者，但先举定董事，而后由董事举董事长，乃合办事之法。请于晤尉及今西时，告以同人皆望彼任董事，邀其同意。”柯劭?因著《新元史》而名重当时，后又应邀为清史馆总纂，由他任董事长，应当具有相当的号召力。请尉礼贤、今西龙两位著名汉学家为董事，应该说对扩大“东方学会”在海外的影响十分有利，同时利用他们的影响力也可以促进学会工作的展开。如前引罗振玉委托王国维想借“奥馆之地”以建图书、博物两馆，即嘱其“晤尉博士时祈与商为叩”。因为尉礼贤曾任德国驻华使馆汉学顾问，因此利于与奥馆有关人士进行沟通。7月29日又给王国维去信：“学会赞成人名簿及学会章程译本，便求一访尉君。借奥馆一节，有后闻否？”这时嘱王国维把赞成东方学会成立的人名簿及学会章程送给尉礼贤，应该是向尉礼贤发出正式邀请。依《郑孝胥日记》所载，8月9日开始把《简章》及发起人名单，分送中国“诸君”手中。凡在名单上开列名字者，都应当是同意作为发起人的。1923年9月下旬罗振玉给王国维信中说：“今西如返京，祈示知。弟尚须入都开董事会。”说明在1923年8月中旬到9月中旬间，东方学会董事会已经成立，那么东方学会自然也已成立。由于有关记载尚未见到，具体情况不敢妄测。
《东方学会简》手稿的发现，对我们了解东方学会章程的内容及学会历史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我们分清关于学会章程的一些模糊认识。如桑兵先生在《民国学界的老辈》一文中，有一段关于东方学会的文字，文中介绍：“1923年王秉恩……罗振玉等20人发起成立东方学会，计划设立董事会和理事会，由柯劭?任董事长，尉礼贤和今西龙为董事，拟定简章10条，宣称：‘中国有数千年的没有中断的文化传统。近几十年，欧美人民因饱受战争之苦，认识到在强权和枪杆之外还有一条通向真理之路，因而纷纷注重研究东方文化。本会以研究中华文物制度为己任，研究古代经籍和历史的关系，以图洞悉国家和社会治乱之根源。’会中拟设印刷局、图书馆、博物馆和通信部，印书数十种。”（见《历史研究》2005年第六期）这段文字的主要依据是《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郑孝胥日记》《鲁诗堂谈往录》、《及德国的汉学研究》，但是由于作者没有见到罗振玉的《简章》，因此误把尉礼贤写的东西作为东方学会的宗旨。值得认真考虑。郑天星先生在《德国汉学中的道教研究》一文中，简要地介绍了尉礼贤在中国的学术活动：尉“结识了不少中国学者，想联合中德双方创办东方学社，亲自拟定章程称：中国有数千年……”（以下同桑兵先生引文故略）从罗振玉《简章》手稿及《郑孝胥日记》来看，“东方学会”与“东方学社”显然不是一个组织。桑先生所引尉礼贤的话，应当不是“东方学会”的办会宗旨。因此，《简章》手稿的发现，对中国近代学术史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尤其对研究罗振玉的学术活动及学术思想，也是一份珍贵的文献。
（作者单位：旅顺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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