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瘦骨嶙峋的女孩，有美丽的骨头。”加拿大女诗人安妮・埃拜尔的这一行诗，曾把牛汉感动得流下热泪。他说：“我也是一个瘦骨嶙峋的人，我的骨头不仅美丽，而且很高尚。……我的骨头负担着压在我身上的全部苦
多年以前，读到这些文字，颇感惊异和疑惑：还从来没听说哪位诗人，把骨头当做感觉器官！牛汉为什么这样说？他为什么会被安妮・埃拜尔的诗句感动得流泪？
对牛汉其人了解得越多，对他的诗体悟得越深，就会越理解：骨头，对于这位历尽劫难的诗人，对于这位身高一米九○的诗坛硬汉，对于他的抒写了“痛彻入骨的生命体验”的诗，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读了刚刚问世的牛汉自述《我仍在苦苦跋涉》，就可能更会深刻理解：为什么牛汉会能用骨头和伤疤来感觉世界，为什么伤疤和痛苦对于牛汉其人其诗如此重要。
他的一生，几乎与风雨如磐、多灾多难的20世纪相始终。然而，在20世纪的诗人当中，像他这样经受了那么多磨难的，不能说没有，而像他这样与苦难似乎具有某种宿命般的关系的，恐怕也并不多。
牛汉生于晋东北的一个农民家庭，蒙古族后裔，14岁时，侵华日军进攻山西，他不得不背井离乡，踏上漂泊流亡之路，战乱、流离、饥馑、坐牢、劳改、种地、挑粪、养猪、拉车、宰牛……苦难没有使他消沉、未能把他吞噬，反而把他锻打成了一个风骨独具的诗人。
正是在40年代漂泊不定的流亡生涯中，诞生了诗人牛汉。他19岁写的那首长诗《鄂尔多斯草原》，意境辽远、廓大，引起了胡风的注意，成为他诗歌创作的第一块具有风格标记的碑石。假如仅仅如此，假如没有后来一连串厄运，恐怕牛汉还不能说是一个风格独异的诗人。诗人牛汉的“完成”与“再生”，发生在50至70年代：他先是牵入“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被监禁两年；获释后被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控制使用；再后来，到古云梦泽畔的咸宁“五七干校”，劳改四年多。在这苦难历程中，人与诗一起苦苦跋涉，终于成就了这位“汗血诗人”。
恰如他自己所说：“如果没有我的痛苦而丰富的人生，我的诗必定平淡无奇。……如果没有碰到诗，或者说，诗没有寻到我，我多半早已被厄运吞没，不在这个世界上了。诗在拯救我的同时，也找到了它自己的一个真身。”
这本自述最精彩的篇什，也许就是牛汉对他第二个创作高峰的追忆了。那时，绝大部分人都已回京，牛汉和为数不多的人滞留在干校；管制比过去放松了；他有了一间名为“汗血斋”的小屋；与他相依为命的，是两条狗；他陷入了精神苦闷中，几乎完全绝望了。久违的诗神，眷顾并拯救了他！
他像个野人一样，天天在湖边山野里转悠，与花草树木为伍，与丛莽荆棘相伴。远远地望见灌木丛里一嘟噜一嘟噜的红果子，会狂奔过去；看到参天大树的扭曲了的坚硬的树根裸露在地面上，心会战栗起来；蚯蚓的血、云雀的飞翔、鸟的蛋壳，都会使他激动不已。似乎这些动植物，全与他生命相连、息息相通。于是，从政治压迫、精神屈辱以及失语状态之中，他逐渐摆脱出来、超拔出来。在“汗血斋”里，他打开小本子，开始写诗。“我的生命有再生之感，”他说。――这是“诗人的再生”，诗人在苦难中的“再生”！
他经常到一棵伟岸的枫树下坐着，一天清晨，突然听到了这棵树轰然倒下的声响，闻到了一股浓烈的枫香味，随即飞奔过去，看到小山丘上的那棵枫树被伐倒了，他颓然坐在树墩旁边，失声痛哭起来；几天后，他写下了《悼念一棵枫树》。他偶尔看到远处丛林里有几只麂子在奔跑，非常漂亮，棕红色的，第二天就有农民来卖麂子肉，他难过极了，便在《麂子》一诗中，记下了自己的内心感受：“哦，麂子*不要朝这里奔跑”，写到这最后两行时，他竟像一个婴孩似的，啜泣了很久、很久……
这部分回忆，完全是诗人式的，充满了悲壮激越、难以抑制的情感，非常感性、具体、诗意、传神，令人感动和震撼。他的几首最著名的诗的“本事”，都讲述得很清楚，是中国诗人在一个特殊的受难时期生存和创作的宝贵记录，给文学史、诗史研究提供了极其生动丰富的第一手材料。
牛汉说：“中国的整个诗坛，就跟我的家谱一样。”从艾青、何其芳到北岛、顾城等几代诗人、作家，都在牛汉的文学“家谱”中留下了鲜活的影像。这也是此书的一个十分突出的个性标记。在回忆文坛、诗坛的往事和师友时，牛汉直面历史，直言不讳，没有回避和掩饰。比如，他谈到在1954年深秋一次胡风和友人的聚会上，芦甸对当时胡风受冷淡的处境表示很气愤，说：“在我的心目中，胡先生的形象很伟大”；他又谈到冯雪峰不喜欢臧克家的诗，反感他在上海、重庆时的表现；谈到萧乾在“文革”中“爱打小报告”；等等。这些对于我们真实地读解历史，理解具体情境中的历史人物，全面把握历史的复杂性，是不无裨益的。
“毫不含糊”和“没有背叛”，是牛汉说的最多的两个关键词语。由此也可看出，他的骨气和硬气，他的骨头的坚硬度。他的人格和诗格，不能不与此有关。不知为什么，写这些文字时，老是想起牛汉的一句话：“哦，伟大的诗神，如果我对诗有一点不忠，跋涉时有一点退缩，你就挥起手中的节杖，狠狠地鞭策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