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头的译本有两种，译者是汪耀进、武佩荣两位先生，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年代分别为1988年和1997年。在仔细比对之后，我发现这只是同一本书在十年间的
有意思的是，书中的错误都与东方文化有关。比如第97页，对一首俳句的翻译，“秋凉，满月，漫漫长夜，沿着池塘，我独徘徊。”文后注释曰：俳句，巴叟（Basho）作。巴叟，应是日本“俳圣”松尾芭蕉（Matsuo Bashō1644―1694），江户时期著名俳人。
俳句是日本最小的诗体，常以三句十七音组成一首短诗。首句五音，中句七音，尾句五音，又称十七音诗。译为汉诗，有的甚至只有一行六七个字，犹如禅偈。由于俳句本身极度浓缩，又经法文转译，更难传神。这首俳句出自芭蕉《诣那谷观音》，月是仲秋的月，池是芭蕉庵旁的池。林林在《日本古典俳句选》中将其译为“秋月明，一夜绕池行”，较之书中的翻译，简洁而深具禅意。
再如第256页，巴特引述了一则禅宗公案。译者写道，“有僧问赵周：‘据说万物可归一，那么一又归于什么？’赵周答曰：‘我在秦县时，让人给我做了一件袍子，重七斤。’”注中说明赵周及秦县均据音译。
这是禅宗“七斤袍子”的典故。“僧问赵州：‘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领布衫，重七斤。’”这段公案，《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碧岩录》等书皆有记载，应不难查找。《水浒》中的二龙山，即属青州府地界，这一领布衫，上梁山前落草此处的鲁达、杨志与武松，想来都曾穿过。雪窦禅师曾就这段公案颂曰：“缝制犹认旧针线，七斤衫重几人知。如今抛向西湖里，千载清风付与谁。”
巴特对东方文化很感兴趣。1966-1969年，他曾三次赴日，并在其后写出了《符号帝国》。在书中，他多次引用分析松尾芭蕉、与谢芜村、志木等人的俳句，表述自己观点。俳句的语言学特点给了巴特很大启发。中国的禅宗同样让巴特着迷。1974年，巴特和克里斯蒂娃、索莱尔等访问过中国。由于当时中国的环境，他没能看到感兴趣的东西，没有留下直接相关的专著，克里斯蒂娃则在回国后写出了《中国妇女》。
东方文化对巴特的意义在于，他从中发现了一个“能指的世界”，与西方文化无处不在的终极价值指向截然不同。它给了巴特写作《恋人絮语》丰富的灵感，《恋人絮语》的弥散性和无结构性与此有很大关联。
既然巴特对东方文化如此着迷，译者在这方面应当多下一点功夫。我留意了一下，书中与西方文化相关的译注基本无误，很多时候，译者会主动给出最原始的出处。
今年有幸参与傅雷诞辰百年纪念展览的一些工作，日日与那些珍贵的手稿打交道，傅雷翻译过程中的认真与细致在这些纸片上表露无疑。常为某个字反复修改，涂改的痕迹随处可见。翻译是一件艰难而伟大的工作，托赖翻译工作者，我们才能获得通往各种文化的桥梁。我想说的是，翻译的好坏不仅关乎语言修养，更要有一颗虔敬的心。有了这样一颗心，有些错误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