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北京在建城之前，是苦海幽州孽龙的地盘，燕王想在这里建城，就请大军师刘伯温和二军师姚广孝分别做出
这则貌似荒诞的传说是如何兴起的？著名历史学家陈学霖，早在1965年就对这个故事产生了兴趣，到1994年写成《刘伯温与哪吒城――北京建城的传说》，其间经历了近30年的资料搜集与写作。本文拟在陈著基础上，稍作补充与探讨。
传统的城门设置，都是东与西、南与北对称的，至元太保刘秉忠领衔营建大都城的时候，别出心裁地在南城正中特设一座供銮驾出入的丽正门（即今正阳门），于是，形成了北京城“南三北二东西各三”的城门格局。中国知识分子素来好做附会玄想，把这一城门格局说成“三头六臂”是非常自然的事。把北京比喻为“哪吒城”，大概在元末已经流播甚广。奇怪的是，这一说法只在元末明初闪现一时，再往后，就难觅踪影了。
从现存文献上看，宋以前的哪吒故事极少，更未有把哪吒说成“三头六臂”的，到了宋代，这一说法突然在佛教禅宗流传开来，如《景德传灯录》：“三头六臂擎天地，愤怒那吒扑帝钟。”《碧严录》：“忽若忿怒那吒，现三头六臂。”可见，把哪吒定型为“三头六臂”，是宋代佛教禅宗的独特发明，元以后才为道教和民间信仰所采信。值得注意的是，刘秉忠在归附忽必烈之前，曾出家为僧，受到北方禅宗临济宗领袖海云的赏识，并由海云荐入忽必烈帐下。刘秉忠博学多能，但喜欢借助天文地理故弄玄虚也是很出名的，所以说，不排除刘秉忠规划大都城的时候，头脑中已经形成“三头六臂哪吒城”的思路，并有意制造了一些神学舆论。这是古代政治家常用的手法。如果是这样，元末明初把大都说成“哪吒城”就不是出于民间传说，而是出于刘秉忠的刻意安排。这也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从元到清末的600年间，只传了“哪吒城”这么一个名字，却没有任何故事情节。
当“哪吒城”一说再次涌现于文人笔端的时候，已经是民国时期了。据陈学霖考证，最早是英国人Werner于1924年记录了第一个完整的《北京城建造的传说》，但这时的传说还很简单：有一名叫刘伯温的道士，在燕王出戍幽州时，给了燕王一个锦囊，其中画着一幅“哪吒城”的蓝图，燕王来到幽州，一看是片荒芜之地，于是打开锦囊，照着图纸建成了北京城。这只是个简单的“锦囊故事”，显然还很不成熟，也不够传神热闹。同期另外几个外国人记载的建城传说中，北京城与哪吒形体的对照都说得非常详细，但情节却极简单，可见此时的建城传说还在初级阶段。在清末这一敏感时期，刘伯温取代刘秉忠成为“哪吒城”的规划者。陈学霖认为，这与“反清复明”的秘密社会假托附会有关系。例如，民间传抄的天地会文献中，刘伯温就被崇祀为襄助排满的民族英雄；借名刘伯温的《烧饼歌》，不仅预测了清朝的覆亡和国运的更新，还被引用于邹容《革命军》的卷终，借重刘伯温的谶语，预言革命一定能成功。
成熟的《八臂哪吒城》最早见载于金受申《北京的传说》（通俗文艺出版社，1957），后来搜集到的各种异文，与金说大同小异，就连史无前例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普查”，也没发现更多有价值的异文，这是很反常的。金受申（1906－1968）是著名的北京戏曲史家，长期收集各种曲艺唱本，对北京城的各种曲艺表演、风俗事物、趣闻轶事，几乎有闻必录，是近现代著名的“北京通”。了解了金受申的身份，我们就应该想到，金受申所记录的传说，也许本于职业艺人的“说唱故事”，而不是本于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我们还可以找出一些间接证据，说明天桥艺人在“八臂哪吒城”传说的推广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们翻检北京说唱文本，发现许多老一辈相声艺人常常会在他们的贯口中带出“哪吒城”。比如，有些相声艺人只要一说到有什么热闹事情，他就必定来这么一句：“惊动了四门三桥五牌楼、八臂哪吒城，也不管是什么土农工商、回汉两教、诸子百家、五行八作、街市上走的人，三百六十行，也有什么做官的、为宦的、背弓挎剑的、推车挑担的、卖煤卖炭的、卖米卖面的、卖葱卖蒜的、卖烧饼油条的、卖茶叶鸡蛋的，全都出来了。”民俗学家岳永逸也说，在他访问过的天桥艺人中，许多人都说早期天桥演出曲目中曾有过《八臂哪吒城》。事实上直至现在，一些老艺人还能表演《八臂哪吒城的由来》，北京人艺仲纪遥的节目单上，就有这一出。
不管是“八臂哪吒”还是“三头六臂哪吒”，为的都是凑“京师十一门”的数。但无论是从哪吒的传统形象，还是从北京城南三门的形态来看，“三头六臂说”都理应比“八臂说”更加强势，可在金受申以降的建城传说中，清一色唤作“八臂哪吒城”，几乎彻底淘汰了“三头六臂说”。这种反常的垄断式讲述，加上前面所提到的异文数量的严重不足、搜集者金受申的特殊身份等种种问题，一再提示我们，虽然“哪吒城”的说法始自元末，但是，现在通行的“八臂哪吒城传说”却很可能肇始于20世纪以来北京说唱艺人的商业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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