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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奥达里别墅 | 玛丽・雪莱 |
一场持续了15年、涉及多个国家的“拿破仑战争”（1801-1815）以拿破仑1815年6月22日的退位而结束后，随着社会秩序的恢复正常，起始于17世纪60年代的所谓“大旅游”（Grand Tour）又重新在欧洲的上层阶级人士中间掀起，并再次成为时髦。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珀西・比希・雪莱和他妻子玛丽，还有玛丽同父异母的妹妹简・克莱蒙也在这一大潮中前往德国、瑞士等地，只不过他们这次的出游，主要还是有些逃离的心理。
雪莱在1811年19岁那年与伦敦一家酒馆老板的女儿哈丽特・威斯特布鲁克私奔，并不顾祖父和父亲断绝资助的威胁，在8月18日与哈丽特结婚。1812年初，他们来到爱尔兰。雪莱在那里散发小册子，宣传他主张的自由思想。只因经济拮据，后又不得不回伦敦向高利贷者告贷。在1813年出版了以抨击种种邪恶为主题的长诗《仙后麦布》（Queen Mab）之后，一次，在一家书店偶然认识了社会哲学家威廉・戈德温；1814年夏，他和哈丽特一起去拜访戈德温时，认识了戈德温和他的妻子、以著述《为女权辩护》而闻名的女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ft,1759-1797）的女儿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戈德温（Mary Wollstonecrft Godwin,1797-1851）。两人很快相爱，但遭到戈德温的反对，于是，他们在1814年7月27日私奔法国、瑞士和德国，同样也携带简・克莱蒙随行。在游览莱茵河之后，他们曾于9月13日从瑞士回英国。1815年1月5日，祖父去世，留下遗嘱，让雪莱父亲替他儿子珀西还清所欠债务，并每年付给他一笔年金，使雪莱得以在1816年的5月中再次偕同玛丽及简・克莱蒙旅游日内瓦。
在此之前，英国的另一位大诗人乔治・拜伦因妻子嫉恨他另有新欢与他分居，又遭上层社会的舆论谴责，一气之下，于1816年的4月25日离开英国，先是坐船到比利时，然后上溯莱茵河去瑞士，于5月下旬到了洛桑的日内瓦湖即莱蒙湖（Lake Leman）。第二天，当他和他的医生约翰・波利多里（John Polidori）去找房子回来时，正好邂逅从湖上泛舟归来的雪莱一行。两位诗人尽管是第一次见面，但都是本阶级的叛徒，又同样有不如意的婚姻遭际，马上互相吸引，感到亲切。几天后，拜伦便在雪莱所住科伦行政区（Cologny）山脚的一座两层楼别墅只有几码远的地方，租下了那栋著名的“迪奥达里度假别墅”（Villa Diodati），1639年，《失乐园》的作者、大诗人约翰・弥尔顿曾在这里待过，法国的让・卢梭和伏尔泰也曾到此来访。玛丽把这里看作是启蒙运动的圣地。
住下之后，两位诗人和玛丽就很方便地可以经常相处，白天一起散步、爬山和划船，夜晚一起相聚交谈。只是，很快，天气就变得十分异常。
1815年4月10日下午7时，印度尼西亚松巴哇岛上的坦博拉火山（Mount Tambora,Sumbawa Island）再一次猛烈爆发，升起三团火柱，并合为一团。整座大山都成为“火的洪流”。大约8时起，一块块二十厘米见方的浮石开始像暴雨似地滚下，随后火热的火山碎屑瀑布似地从山上泻了下来，掉入半岛四周的海中，将整个坦博拉村掩埋在下面。到第二天4月11日黄昏还能听到爆破声。火山灰一直扩散到爪哇西部和苏拉威西南部，远在巴塔维亚也能闻到浓重的火山的“氮气”，沉重的火山灰一直落下来，最后渐渐减少，直到4月17日，才基本停息。而其对世界各地气候的影响，则持续了好几个月之久。雪莱曾说到，一天在湖岸散步时，“气候变得比我记得所曾见到过的都要迅速”。
正是如此。本来是阳光灿烂、景色优美，突然就是倾盆的暴雨和激烈的电光，使1816年成为一个“没有夏天的一年”，而且连日都不停止，关上百叶窗，夜里也感到阴冷。雪莱接着说：“早晨寒冷而潮湿；后来是东方刮来的风，云层又高又厚；接着是响雷，风刮到每一个角落；随后是来自南方的热浪，夏日的云朵高挂在山峰之巅，和明亮的蓝天之间。”拜伦在他的长诗《恰尔德・哈罗尔德》中，也用一节诗句描写这异乎寻常的气候：“天色骤变了！多么剧烈的转变！N夜、雷雨和黑暗呵！……从这峰到那峰，在喧嚣的岩石上，N活的雷电跳跃着！并非出自一片云后，N却是每一座山都张大喉咙在叫嚷，N瑜拉山（Jura）透过那云雾的帷幕，在她四周，N答应着大声呼唤她的欢腾的阿尔卑斯山头！”（杨熙龄译）
6月16日晚，玛丽和雪莱因为这风暴回不到自己的住处去了，只好待在这里与拜伦和波利多里一起，围坐在炉火旁闲聊。他们谈到达尔文的祖父，自然科学家埃拉斯姆斯・达尔文的流电学思想，谈到电刺激会使肌肉收缩等等。拜伦习惯要到凌晨三时才上床，他建议不妨读读德国鬼怪小说的法文译本来自娱；读后就相互讲恐怖的鬼怪故事，将所讲的故事写下来，看谁的故事最恐怖，获得大家的同意。
他们读的是德国的《鬼怪故事选》（Das Gespensterbuch）。这是约翰・阿佩尔（Johann August Apel,1771-1816）和以弗里德里希・劳恩（Friedrich Laun）为笔名的弗里德里希・舒尔茨（Friedrich August Schulze,1770-1849）编写、1811年在莱比锡出版的一册五卷本的故事集，内容都是德国的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它曾赋予德国歌剧作曲家和指挥家卡尔・马利亚・封・韦伯（Carl Maria von Weber,1786-1826）以灵感，激发他在1820年创作出著名歌剧《魔弹射手》。此书是由让・巴蒂斯特・埃利斯（Jean Baptiste Benoit Eyries,1767-1846）译成法文，匿名于1812年由巴黎勒诺芒和舍尔公司（Lenormant et Schoell）出版，题为《鬼怪故事，或幽灵、鬼魂、鬼怪显现故事选》（Fantasmagoriana, ou Recueil d'Histoires d'Apparitions de Spectres,Revenans,Fantomes,et）。
读过《鬼怪故事选》之后，雪莱他们就根据自己的经历，去构思自己的故事。最后，英国皇家文学学会会员、女作家米兰达・西摩在2000年出版的《玛丽・雪莱传》（Miranda Seymour:Mary Shelley）中写道：
“拜伦写出一个片断，他后来以《马泽帕》（Mazeppa）之名发表；雪莱根据他早期的生活写一个故事；波利多里‘有几段可怕的故事，说到一个砍头夫人的骷髅，因为透过钥匙孔偷看而遭到惩罚……’一天又一天，玛丽在1831年回忆说：‘“你想出了故事没有？”每天早晨（雪莱）都这样问我，每天早晨我都只好羞愧地作出否定的回答’。”
虽然如此，《鬼怪故事选》中的一个描写一个巨型的鬼魂注定要以一吻来杀死它家族的继承人的故事，不免使玛丽这个十九岁的少女惊吓，同时也赋予她灵感，使她“紧张地思索着，试图想出一个故事”，如她后来在1831年版的《弗兰肯斯坦》“导言”中说的，希望“这个故事必须与前人写的故事同样精彩，同样能激发去写新的故事；它必须迎合人本性中那种莫名的恐惧心理，从而引起人们极度的恐惧感――这个故事要让读者吓得不敢左右旁顾，吓得他们心惊肉跳，面如土色。如果我的故事不能达到这些要求，那它就名不符实，不配叫鬼故事。”（刘新民译）
6月21日晚，拜伦和雪莱他们又围坐在一起交谈。这次讨论的是法国女作家热尔曼娜・内克（Anne-Louise-Germaine Necker,1766-1817），即大名鼎鼎的斯塔尔夫人最重要的著作《论德国》（Del' Allemagne）。这部介绍狂飙突进运动时期的德国的书于1800年出版，但拿破仑认为是一本反法兰西的著作，下令予以没收和销毁；斯塔尔夫人也受到警察的迫害，逃离拿破仑统治的欧洲，1815年来到瑞士的科佩（Coppet）。1813年，《论德国》在英国出版，风靡一时。拜伦原来就与斯塔尔夫人相识，1816年夏在瑞士时，在科佩曾多次与夫人见面。这晚，拜伦和雪莱就很有兴趣地讨论斯塔尔夫人这本书中写到的一个问题：“生命的原理能否得以发现，科学家能否通过电刺激制造出类似人的动物。”
他们的谈话深深地激发了玛丽的记忆。
差不多两年前，玛丽曾有一段难忘的经历。那是1814年的9月2日。雪莱夫妇离开简・克莱蒙三个小时，把小船搁在莱茵河和内卡河（Neckar River）的汇合口曼海姆（Mannheim）以北数英里处，然后前去一个叫格尔斯海姆（Gernsheim）的小村子逗留。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著名的弗兰肯斯坦城堡（Castle Frankenstein），并听说了一个与这城堡有关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牧师的儿子约翰・康拉德・迪佩尔（JohannKonradDippel,1673-1734）生于当时正用作陆军医院的弗兰肯斯坦城堡，为此，他给别人写信的时候，总要在署名的后面带上“Frankensteinensis”（生于弗兰肯斯坦）这么个词。他进吉森大学（University of Giessen）学的是神学、哲学和炼金术，于1693年获神学硕士学位。
迪佩尔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他曾以“民主基督徒”（Christianus Democritus）的化名出版过几部著作，又曾因“宗教异端”而入狱；他还经常外出，从坟墓里偷盗尸体，或屠杀大量的动物，用死人和动物的血液、骨骼、毛发酿制他所希望的“长生不老药”。当然，这只是一种空想。但迪佩尔几十年仍一如既往地进行实验，一心要实现自己这最迷人的梦想。1734年4月，迪佩尔用弗兰肯斯坦家族地窖中的尸体和其它配料继续创制他的“长生不老药”。当他用他蒸馏出的液浆在自己身上做试验时，一时疏忽，喝下了极毒的氢氰酸（Prussic acid），结果在极度的痛苦中死去。一天后，当人们发现他时，他仍然处在死亡的剧痛中，由于这种毒物的作用，他全身透出了美丽的蓝色阴影。
研究者相信，雪莱和拜伦的谈话一定还唤起玛丽的另一段记忆。
戈德温有一位做外科医生的朋友安东尼・卡莱尔（Sir Anthony Carlisle,1768-1842），是皇家协会的会员，他曾将电流通进水里，把水分解成氢和氧。玛丽六岁那年，他来玛丽家，给他父亲讲到一个叫奥尔迪尼的人的尸体实验工作。
约翰・乔万尼・奥尔迪尼（John Giovanni Aldini,1762-1834）是意大利波洛尼亚大学的实验生理学教授，他的科研工作主要是有关电流学及其在医学和生理学上的应用，其最为人所道及的是用电流激发人和动物的躯体，以极具戏剧性的场面试图使尸体复活。米兰达・西摩在《玛丽・雪莱传》中说，卡莱尔曾谈到奥尔迪尼1803年2月在伦敦纽盖特监狱（Newgate）对一个1月18日死于绞刑的罪犯乔治・福斯特（George Forster）所做的实验。传记作者据《年鉴》（Annual Register）的报导，说奥尔迪尼这次当着“职业绅士们”的面所做的公开实验，
“程序最初对准脸部时，死去的罪犯的下颌开始微微颤动，毗连的肌肉可怕地扭曲了起来，而且真的有一只眼睛睁了开来。在随后的实验过程中，罪犯的右手升起，并弯了起来，而且上腿、下腿都在颤动，所有的观众似乎都觉得，这个该死的人马上就要复活了。”
不要以为《年鉴》的报导是某些记者所常用的夸张手法，不可信。另有材料提到，纽盖特监狱的日志《纽盖特记事》（The Newgate Calendar）也就是这样记载的，《年鉴》无疑是根据《记事》转述的。
显然，卡莱尔的叙述一定深深地印入玛丽的心坎，只不过十多年来被沉入意识的底层。现在，拜伦和雪莱的交谈，又让她这记忆的画面重新从潜意识底层浮升上意识的层面，甚至在她上床之后都无法隐去，就如她在这篇《导言》中说的：
“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睡，也不能说我在思考，因为突如其来的想象力擢住了我，牵引着我，使我的脑海里涌现出一连串的形象，这些形象之鲜明生动，远非普通思维所及。我闭着眼睛，脑海里浮现出清晰醒豁的形象。我看到一个面色苍白、专攻邪术的学生跪在一具已组合好的人体旁边；看到一个极端丑陋可怕的幽灵般的男人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稍顷，在某种强大的机械的作用下，只见这具人体不自然地、无精打采地动了动。他活了……他（专攻邪术的学生）惊恐万分，扔下自己亲手制作的丑八怪。”
于是第二天，玛丽一早就宣布：“我已经想出了一个故事。”并开始动笔写起来。两个月后，小说完成了，以《弗兰肯斯坦，或现代的普罗米修斯》（Frankenstein,or The Modern Prometheus）之名于1818年1月出版。
读《弗兰肯斯坦，或现代的普罗米修斯》，多处可以看到在1816年这寒冷的夏天之夜阅读《鬼怪故事选》和由此引起的回忆的痕迹。
珀西・雪莱在他为《弗兰肯斯坦》所作的《序言》中就代替玛丽承认：“我这篇故事的素材是在一次闲谈中提及的。开始谈起这个话题是为了助兴，同时也为了开发智力。”这就已经把玛丽创作的灵感来源说得很清楚了。另外，小说第二章，主人公维克多・弗兰肯斯坦说自己大约十五岁那年“目击了一场最猛烈、最恐怖的大暴雨……”也分明是对1816年夏那场暴风雨的回忆。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位生物学家的“创造”，明显是从迪佩尔“长生不老”的思想，尤其是奥尔迪尼的尸体复活的实验得到启发。安妮卡・史密斯（Anika Smith）在2007年出版的著作《真正的弗兰肯斯坦：乔万尼・奥尔迪尼》（The Real Frankenstein:Giovanni Aldini）中肯定并细致地分析了弗兰肯斯坦和奥尔迪尼两人之间的关系。
当然，玛丽・雪莱在小说中的创造性思想也是显而易见的。《弗兰肯斯坦》既不是一部仅仅追求情节曲折，也不是一个纯粹属于自然科学的幻想故事，书中隐含了丰富的社会内容，特别是其中所颂扬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使小说具有十分深刻的思想意义。《弗兰肯斯坦》出版后，立即以其创新的形式和厚实的内容获得广泛的称道，且一百多年来经久不衰。至今，它已经被翻译成百余种语言，改编成近百种戏剧和影视，进入经典作品的行列，以“科学哥特小说”的开创之作而进入不朽的名著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