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
万俊人：哲学界的引进出版有重大遗漏
万俊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主任）
现在的引进版图书市场，我认为主要存在两个问题，其一，翻译出版现在是各自为战，缺乏统一协调，分散、不系统，往往有重复性出版的现象，而有
另就我所在的哲学界来看，总体上来说，很重要很有名的专著应该说都翻译了，但是还是有重大的遗漏，比如说欧美的逻辑学，或者说逻辑哲学，有很多重要的书，比如说达米特，比如荷兰的范本特姆等，这些学者的著作还没有引进出版；西方的哲学发展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对现实问题的哲学关注，比如我们熟悉的存在主义、现象学，是关于现象世界的研究；还有一个就是上世纪末到现在，由于社会政治和伦理问题的重要性，比如应用伦理，政治哲学等方面的书也翻译了很多，但还是有一些书没有，比如传统美德的现代复兴。最近上海在给我打电话，说想出一套当代欧美的美德伦理学译丛，他们选了十本代表作，让我提意见。但是毕竟已经迟了，这是上世纪80年代热起来的，到现在已经差不多30年了。
我的意思是，现在是一个开放的时代，我们国家的经济已经基本融入到全球当中了，而文化的交往，接轨是一个基本的要求。当然也不是说把国外所有的图书都搬过来，但是最具时代特征和影响力的思潮还是应该关注的。
有所遗漏和滞后的原因，一是翻译的力量不足，比如，搞逻辑的学者毕竟少，但并不代表我们不需要，逻辑是哲学的工具，是基础，如果思维没有逻辑支持，表达是有问题的。即使有思想，但没有表达思想的方式，也是不行的。应用伦理这方面，现在国外有很多很好的书。还有一些是比较基础的工具书，比如说剑桥大学有一种指南系列，比如，伦理学指南，分析哲学指南，这已经是剑桥的品牌了，实际上是介于工具书和基础研究之间的书，一部研究指南中，一部分是把学科最经典的东西精选过来，然后，是最杰出的专家对该领域的研究，比如理论贡献，提出了哪些观念，那些命题，方方面面等，基本上拿到这样一本书，你对该学科研究最前沿的东西、包括趋势、状态就有整体的把握了。
还有一些专业领域内的，我个人认为，在20世纪后半期，法国思想界的影响在西方应该是中心之一，就哲学而言，法国思想界的影响力和思想穿透力，应该超过德国。但是国内对德里达和福柯虽然介绍得比较多，但是比较散，比如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就出了《福柯选集》，四卷本的，非常全。
我的意思就是，就哲学领域而言，应该注重三个方面，一个是对当代新经典的翻译研究，而不应该是简单的介绍；二是当代西方、主要是欧美的一些学科的基础工具书，这一块肯定是常销书，而且即时的效益也不会太差；三就是国外有很多出色的哲学教材，国内译得比较少，过去80年代有一些出版社印一些教材，现在比较少。人大社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他们做得很慢。
还有，对西方著作的译介应该结合国内学界的状况，应该在知识对话、思想对话、理论对话的层面去评论和介绍，这有两个好处，一不再是单纯的接受，二是方便了国内读者对西方哲学著作的理解，因为结合了中国语境、中国问题，当然也涉及到翻译的语言，不要太西方化。
史学
葛兆光：出版社需要有真正学术背景的顾问团
葛兆光（复旦大学教授、文史研究院院长）
我现在的眼睛有些问题，所以只能简单说说，不能看资料了。
第一个问题，对目前中国的学术出版（尤其是人文学术出版），我很长时间都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到书店去看看，可出可不出，可看可不看的书太多。我认为出版社应该出两种书，一种虽然高深或者专业，但确实是精品，就应该出，这是保守文化价值、或者说是提升学术水准的地方，这样的书，也许短期内不会赚钱，但会长期在学术界和文化界发挥效用；第二种是普及的书。我们的普及的书出得并不好，也不多。我们在国外看过很多很好的普及读物，这些读物不是普通或者浅俗。
第二，我们的观念是有些问题。通俗化不是故事化，精品不是孤芳自赏，有丰富基础、涉及前沿问题的，才是真正的学术。出版社还是需要一个有真正学术背景的顾问团。
举个例子，我最近收到张广达先生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和《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可以从里边看到什么是跟国际学术界对话的前沿的问题和做法，这些书哪怕要赔钱都是值得的。说到普及书，三联书店最近出了一本《公主之死》，这本书其实早就在台湾的三民书局出过了，是在一套很好的小开本的书系当中的，是台湾最优秀的历史学家做的，有很好的选题，比如，有人谈道教的医学，有的讲宋代的巫术，故事都挑得很好，但背后都是有深厚学术背景的。这样的通俗书就很不错。
我们最近在策划一套给硕士研究生用的《学术研究入门》，第一本就是张龙西编的《比较文学入门》，附很多资料，既是普及读物，也有很多前沿学术的研究。第一部分是学术史回顾，讲这个学科是怎么来的，第二讲这个学科用的基本的方法是什么，第三举一些精彩例子来讲这个方法怎么用，第四开书单，这就既是工具书，又是学术史，也可以当方法论。我们希望，学者来写普及书，精深的学者来写入门书。
现在出版社的担心是，第一，是不是太专业了，第二，出版的时间是不是太长了。比如法国有位学者叫马伯乐，他的一本小小的书在日本的《东洋文库》印了20多版，在中国至今没有翻译出来。这位作者1945年就离世了，有些出版社担心书不够新。但学术界、读书界不是时装界，不是越新越好。
还有，现在的出版社有点病急乱投医，眼睛只盯着成名的学者，想方设法找这些人写东西。其实这些人未见得就能写出好东西，平庸的出版社促成了一个平庸的学术界，反过来，平庸的学术界也导致了一个平庸的出版界。现在有些名家，这里编编成一本，那里编编也是一本，非常不负责任。
但现在的出版界还有一些让人感觉比较振奋的地方，比如中华书局，最近出了一些好书；广西师大出版社也不知道怎么有这么大的财力，出了很多好书；三联也是一直不错的。还是有部分出版社会在短期内不去太过分的追求经济效益，能够坚持出好书，中国市场很大，我相信小众图书也是会有经济效益的。
夏明方：城市环境史是最新的领域
夏明方（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副所长）
环境史领域里边，美国的城市环境史的研究发展比较快，是最新的领域，国内翻译出版的图书我看到的还不是太多，最有名就是《大城市的死与生》，其实国外还有很多这方面的著作，国内比较难见到。比如，我手边最新的一本，是哈佛规划设计研究院的一位教授今年6月份刚出的，叫《水泥巨龙――中国的城市革命及它对世界的意义》，探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以及要应对的生态、能源、交通各方面的问题，非常有意思。
还有，像费正清的《中国新史》，国内也没有翻译。在国外，它是非常普及的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版本，是费正清吸收了美国汉学界很多最新的成果之后写的教材。虽然现在看来，完成的时间稍微早了一点，是费正清去世之前完成的最后一本书。但对于一般读者来说，通过这本书可以了解国外学者是怎么看中国的，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式的著作。
在专业领域，我的建议是，是不是可以放开一些限制。有些书可能会对中国提出一些批评，但是提出了问题，而且这种批评我们也不见得会去认同它，但应该知道有这样一种声音，对这样一些书，是不是可以更多引进。
如果作为普通读者来看引进图书市场，我觉得现在很多文学图书都是以往的名著，大量都是重新翻译的、很多年前阅读的那些书目。实际上，外国文学有很多新的东西，但是这些书在国内翻译的比例比较小。新的东西翻译得慢一些，更多是炒冷饭。
文学
孟繁华：多些“批评”，少些“理论”
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现在的图书生产太丰富了，我们想看到所有的国外的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从专业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评判，西方的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我们看到的还是比较片面的。比如“耶鲁学派”，哈特曼、布鲁姆、米勒和保尔・德・曼，他们的著作国内有一些了，但是比如布鲁姆，我们所看到的仅仅就是《西方文学正典》，还有《影响的焦虑》。“耶鲁学派”的文学理论的生产能力是很强大的，他们的最新东西我们还没有看到。我认为，他们新近的研究特别值得当代的中国文学批评界反省和借鉴，那种对作品感受、体悟式的批评。
今天已经没有文学理论家了，我希望能多引进一些西方批评家的作品。在批评的层面，仍然有原创性的东西的。因为今天的中国批评界，离批评的原意越来越远，离学院越来越近。
如果说市场上有什么断档的图书，80年代、90年代之交，我们曾经读过美国文化史译丛，包括Dickstein的《伊甸园之门》，包括《激进的理想与美国之梦》，包括《流放者的归来》，这套书好像早就没有，在市场是无从觅踪了。还有就是，20世纪80年代我们读《中国与西方》，甘阳他们组织的那一套丛书，包括上述美国文化史译丛，好像很久没有遇到类似的丛书了，这可能和我们现在对文学、文化和批评的理解有关系。另外，现在也不是一个激情洋溢的时代了，大家都钻回学术的圈子里，但文学毕竟是关乎心灵、生命和精神的领域，完全用理论的方式来解决，我觉得是不能完成批评的使命的。
如果作为一名普通读者来看图书市场，我的意见是，现在的图书市场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让你觉得震撼的东西，只是满足了人们的阅读快感。那种包含精神思想的深刻性的图书在市场上不会有什么效益，当然是越来越少了。
张颐武：经典不“经典”，时尚不“时尚”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现在的翻译工作做得还是不错的，当然西方批评理论图书的译介工作还是有做得不够的地方，比如，在选择的系统性上可能有些问题。现在的书虽然多，但是翻译比较杂，好像是碰到什么就是什么，或者是译者按照自己的爱好来翻译。建议翻译工作可以加强系统性，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东西。
另外，批评理论的经典书我们也翻译得不少了，基础的背景的资料都翻过，但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重要的书没有有效地翻译出来。比如，法国的巴迪欧、意大利的哲学家阿甘本，包括洪席耶等的著作，国内很少翻译。但他们在西方理论界是非常有名的大师，已经有十几年的影响了。
所以，西方理论最新的发展我们还是关心不够。譬如，巴迪欧关于“世界”的哲学，阿甘本关于“赤裸生命”的哲学，在整个文化领域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希望出版界在引进的前沿性上还可以进一步加强。翻译慢一拍，造成学生的阅读也是慢一拍。当然这也牵涉到翻译工作谁来做的问题。翻译工作很辛苦，但收益又不大，不算学术成果，学者宁可看完之后写文章评介，或者是受了启发写研究文章，也不愿意投入大量的时间进行翻译。
如果说市场上有什么断档的图书，我的感觉是，80年代翻译过来的书现在好像比较少。比如西方现代文学作品，虽然译林、译文出了很多，但是80年代出过的一些图书现在都不好找了，比如《百年孤独》。还是应该把这些书再系统地出一下。还有，我们现在比较偏重译介欧美的文学，而且跟着诺贝尔奖走的比较多，其实有些西方的大作家都没怎么好好翻译，比如尼日利亚的阿契贝，虽然没有得诺贝尔奖，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作家，还有一些日本的文学，也可以系统译介过来。
当然翻译应该与宣传介绍、写文章结合起来，比如在你们报纸上多介绍一下这样的大师，应该是配套的工程。有很多年青的学生对西方理论界不了解，也得有一些介绍性的文字，翻译应该与介绍相配合。
如果作为一名普通读者来看图书市场，我觉得西方畅销书的类型没有有效的引进。比如以前谢尔顿有一些畅销书，但现在没有。当然我们也没有有效地培养类型小说的读者。比如日本有一种所谓“萌的文化”，就是青少年流行文化，一种漫画与时尚相结合的阅读风尚，也可以深入介绍、翻译引进的，但我们只是偏重译介渡边淳一、村上春树这样一些比较成熟的作家的著作。
所以，引进图书的主要问题是，经典不经典，时尚不时尚，咱们好像两边都不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现在我们的宣传太单纯，太功利，只为了宣传某一本书来写评论，其实这是有局限的，还是应该对文化思潮有一个总体的把握，持续地介绍。读者接受了一种潮流，才会接受相应的图书。
科学史
江晓原：给学术出版以机制保障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科学史系主任）
学者从专业角度来谈图书市场缺一些什么书，与图书市场可能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我们会认为，某些非常经典的国外著作应该被引进和翻译，但是那些书可能少有人看。比如大象出版社正在陆续出版的《剑桥科学史》，是我们这个专业里比较权威的书，但这个书已经出的第一卷，很朴素的平装本，定价就248元。这样的书，作为专业人士会叫好，但对出版社自身来说，确实是为社会做贡献了。说到经典的建设，比如，在天文学史领域，托勒密的《至大论》是经典中的经典，在日本，上世纪60年代就翻译出版了，但到现在，中国也没有翻译过来，我相信市场会是主要因素。当然，譬如，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在国内也出到两个版本了，销售也不尽理想。就经典而言，在国外的环境里，一是消费者能承受比较高的书价，其二，持续地印刷，最后也不赔钱，但在中国，可能市场堪忧。
再举一个例子，在国内，好多年前就有学者张罗着要把《崇祯历书》重新出版。《崇祯历书》不是纯粹的古籍，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引进版的图书，它是十七世纪时，明朝召集耶稣会士来编的，完全是欧洲天文学和数学的百科全书。这部书因为卷帙浩繁，所以，尽管有学者为这事张罗了二三十年了，还是因为一个市场和经济的问题，没有结果。
现在，国内出版界，经济导向的倾向还是非常强烈的。也许在国外，一些大学出版社的这个导向不那么明显，有基金会赞助，大学社愿意赔钱出书，但我们现在这种情形少。国家当然也出台了一些政策，学术著作资助出版基金，但是，一方面可能数量不够，另一方面，要引进国外的经典著作，我们的翻译力量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翻译很累，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学术评价机制里，翻译是不被重视的。在国外，翻译艰深的学术著作甚至可以获得博士学位，但在国内，翻译是不算成果的，专业人士当然没有更多的热情，他还要按照主流的标准应付学术考核。所以，现在的图书市场上很多经典缺乏，确实也跟翻译相关。
关于经典与市场的关系，我比较现实主义一些，不像有些人一样，要求这种状况明天就可以改善。我们才刚刚“脱贫”，如果社会已经富裕了几十年，人们的心态就会好得多。社会富裕了足够长的时间，优秀的人就不会完全投身到最热门的行业里边去，有人就愿意做比较冷门的东西。而刚刚“脱贫”的社会，最优秀的人肯定投身商界，赚钱似乎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
第二，我们确实应该表扬一些出版社，他们确实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来做学术书。现在的情况是，虽然大家都嚷嚷日子不好过，但是出版社贫富确实有悬殊，有挣了一些钱的出版社愿意在学术上做贡献，那就等于是回馈社会。比如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了七大卷的《技术史》，学者都说这是一件功德；比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了很多学术书，而这些学术书大部分书是小众的，我们不可能指望每一本书都是《时间简史》。但学术要传承，肯定需要一大批冷门书来支撑，所以需要各个出版社做贡献。
但是现在，国家对做这方面贡献的出版社没有足够的表彰。有些书得奖，似乎是惟一对他们进行表彰的途径，但很多得奖的图书，确实也附加了很多标准，没有从承传学术的角度进行考虑；而且很多事情，做一做就要变味，弄一些钱来资助出版，可是得到资助出版的图书又不一定优秀，怎么评审，中间又很多环节。
实际上，与其设立基金资助，为什么不对长期为学术事业做贡献的出版社进行奖励呢？这里边是有差别的，弄一些基金让出版社申请，实际上是对一个未知的事情进行赞助，并不知道出来的书是否在学术界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是，如果对多年来做贡献的出版社进行奖励，我认为是可靠的，因为他们已经完成的工作是可以评价和统计的。另外，基金资助出版，应该审查从严，我觉得有时候还是有点随意，后面的操作也不是很透明。
所以，关于学术出版，我们一是不能急，二是应该确实对那些为学术事业做出贡献的出版社进行奖励。
儿童文学
王泉根：儿童文学作品有断档现象
王泉根（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主任）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儿童文学与世界儿童文学的交流的成就是很大的，无论是广度、深度、还是力度，都是空前的。但我发现有一个重要问题，我们的交流主要是作品的交流，我们引进了大量的国外的儿童文学作品，但是儿童文学理论的交流不但滞后，而且我们几乎没有很好的引进西方儿童文学理论。
据我所知，这30年，我们只引进出版过两三本国外的儿童文学理论书。30年中，我们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处于自说自话的封闭状态。我们缺乏与国外、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对话，缺乏国外对儿童文学新的思路、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理论成果的引进和介绍。
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少儿社只看中文学作品的经济效益，对理论重视不够；而三联这样的出版社，引进的西方文学理论的书很多很多，可以说是铺天盖地，但是却忽略了青少年文学研究，包括幻想文学研究。比如对托尔金《魔戒》的研究，国内就没有引进，包括对《哈利・波特》，相关的理论研究都没有引进。我们老是抱怨国内的儿童文学、幻想文学没有出经典，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与西方缺乏理论对话和交流。
如果从作品来说的话，我认为是有一类儿童文学作品是断档的，就是前苏联、俄罗斯的儿童文学。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就以引进欧美的儿童文学为主了。但应该说，前苏联、俄罗斯的儿童文学有些是世界级的经典作品。比如，俄罗斯的亚历山大・格林写的一本非常优美的童话――《红帆》，还有《森林报》，完全是世界一流的大自然文学。
在引进儿童文学作品当中，我觉得系统性的介绍还是不够的，比如西方幻想文学，没有做系统的译介；现在各个出版社各自为政，互相封锁，相对缺乏系统，能否两三家出版社联合起来做呢？
法学
朱苏力：总结中国经验的书特别少
朱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院长）
很多书自己喜欢，但可能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并不喜欢，而且也不应该把自己喜欢的书强加给别人。大力推荐什么的，是把个人的偏好强加给社会了，没有必要，每个人都会选择他自己喜欢的图书。我觉得学者是有个人的偏好的，而市场要求的书则并不要求高深，可能于丹的书、读论语的书，老百姓会更需要，这也很正常的。学术书终归还是少数人喜欢读的，学者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书，有资料可查，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的图书市场不能保证一些常销书，这还是有些问题的。如果一定要说我希望出现的书，那么我是希望多一些时政研究的、关心中国的、或者说同时有国际视野又关心中国问题的，能够解决问题而不是说嘴的书。现在虚无飘渺的书比较多，泛泛谈的书也比较多，比如听讲座什么的，当然我们自己也加入到这些书里边来了。现在做瞎预测的书也太多，扎扎实实做研究的还是特别少。总结中国的经验啊，这种书特别少。
社会学
赵旭东：出版行业没有形成不断重印的机制
赵旭东（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
我认为引进图书的趋势还是不错的，越来越多的人在做西方社会学、社会科学核心著作的译介。我觉得可能西方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些经典的书我们介绍得少了一些，尤其是人类学。比如，英国的学者，我们知道的比较多的是吉登斯，但是像人类学方面的莫瑞斯，只是很早有一本他的《人类学与马克思主义》翻译过来，但后期他的新的一些发展还没有跟上。而且我们的介绍不够系统，太多是教科书形式的书，但学术专著、包括论文集其实是有市场的。尤其像伦敦经济学院编的论文集，经常会有一些很好的论文，70年代编的，到现在还在用。而我们的书，有些一版印刷后就不再印刷，当然跟质量也有关系，但我们也没有读旧书的习惯，一本旧书总要包装一下，弄得像本新书一样才再版。但西方就是旧版不断重印，也不翻新，一本70年代的书，像皮埃尔・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纲要》，现在已经20多版了。他们的书重版越多，时间越久，才越能显示其价值。这本书也没有翻译过来，当然这本书很难翻。
所以，出版行业没有形成不断重印的这样一个机制。有些书很难找到，我们必须到图书馆去复印。实际上，社会科学不是那么快的知识生产，耗费很长时间写出来的书，要成为经典，就得不断被阅读和重印，但是我们总是喜欢把一些很时髦的书翻过来，但它经不起时间考验。讨论性的、分析性的，而不是漫谈性的书，还是希望能够重印。
作为一位普通读者来看这个图书市场，还是觉得翻译质量不高吧，特别是社科类的书。而且有些书可以重印，特别是一些经典的书，比如亚当・斯密、马尔萨斯的书，在60年代翻译它和在现在翻译它，大不一样。比如马克思的著作，很难说一个翻译的版本就可以决定它的全部意义。比如韦伯的书，现在是把台湾的本子都拿来印了，但那样就能理解韦伯吗？我觉得未必。他的很多经典的作品我觉得应该重新校订、重译。
现在图书的评论市场上批评性的、鉴定版本的书评很少，大家都怕得罪人，但还是应该有一些园地来发表这样的文章。书评最重要的是对写书人的监督和褒奖，才能促进学术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我还经常比较80年代以前和之后的出版，作者用心良苦和挥之即来的那种写作是不一样的。80年代以前的作者或者观点没那么新颖，但从做学问的角度看，是扎扎实实的，还能筛出一些东西；但新时代的书让人眼花缭乱，但实际能沉得住的不是很多，很多作者在过度写作，特别是成名的学者，应该有一种自律。
美学
肖鹰：引进图书的随意性比较大
肖鹰（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从美学方面来说，我觉得现在的图书市场引进图书的随意性比较大，看现在翻译的美学图书，很难了解美学研究领域的最新动向，像分析美学、生态美学、环境美学等，当然环境美学现在翻译得不少，但对欧美的最新的非常有影响的一些书我感觉还没有翻译出来。比如，像阿瑟・丹托，国内翻译过他的《艺术的终结》，其实他在后边有好几本新书，没有引进；美学在90年代末20世纪初，有一些比较新的思想的转换，但在我们国内的图书市场上没有看到。还有保罗・盖耶，他是研究康德的专家，但是他的美学著作好像一本也没有翻译过来。20世纪当中有一些很经典的图书，没有比较系统的翻译。
所以，从美学的图书市场来说，系统性、经典性尚缺。现在比较单纯地去追求“新”，追求时尚。还有就是大家普遍谈到的翻译质量的问题，翻译现在在学界缺少一种公信度。反正像我如果能够找到原文，肯定是尽量使用原文。
我的建议是，选题上在经典性和系统性上下工夫，尽量利用专家的经验吧。国外的图书市场也是良莠不齐的，在这样的前提下，究竟翻译什么，不翻译什么，还是需要选择，但现在偶然性比较大。而且，现在认真做翻译的专家型的学者比较少，更多是一些硕士博士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做翻译工作，这样肯定要出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