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出版业快速崛起
30年来，中国的出版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国家版权局副局长阎晓宏介绍说，2007年，全国共出版图书24.8万种，总印数62.93亿册；一大批具有实力、充满活力的出版发行企业快速崛起；中外国际出版合作也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蓬勃发展。阎晓宏表示，在开放进程中，一些有远见的国际出版家也开始把目光聚焦在中国文化身上。一批以中国文化为内容的出版物走出国门，比如《中国读本》、《于丹〈论语〉心得》、《狼图腾》等等，进入了国际图书市场，受到了海外读者的欢迎。现在，国际出版合作已经深深根植于中国出版，成为中国出版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外国作家、出版家对表现中国题材的作品写作与出版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和热情，并获得了成功。比如美籍捷克女作家奥玛・亚历山大所著《Jin-Shen的秘密》，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女书”为写作内容，相继在新西兰、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出版了十种语言的版本，奥玛也因此成为畅销书的作家。阎晓宏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语言受众群体，随着经济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巨大的阅读方面的需求将带动出版产业的发展，这一点对国际合作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资源，一方面中国备选输出的作品经过了一个人数众多的读者市场的检验，有质量的保证；另一方面引进版的优秀作品可以在中国获得比原出版国更大的市场，比如帕慕克的作品、韦尔奇的作品以及《冒险小虎队》等等。”
国际出版竞争更需知已知彼
在国际出版竞争中，中国的出版业总体上仍然处于弱势。阎晓宏指出，其弱势表现在国际出版合作中，中外双方出版企业在规模和实力上的不均等；中国文化产品的输出与引进相比较，无论是品种总量还是市场规模，都存在较大差距；在国际合作的经验、运作模式、专业人才等方面也都有较大差距。
在看到出版国际合作的大趋势的同时，我们不能把国际出版合作的路描述成到处铺满鲜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李冰指出，事实上，在出版国际合作中存在着不少需要解决的难题。比如：由于各国家、各地区出版能力不同，占有市场的份额不同，在出版国际合作中如何平衡各方的利益分配，防止财富和利益分配上的“马太效应”？，再比如，一些国家相对弱小的出版机构如何在合作中壮大自己，而不是失去自我，成为“弱肉强食”的对象？又比如，在多元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相互碰撞的大格局下，如何保证国家的文化安全和民族的文化尊严？如此等等，都是在讨论国际出版合作时不能不加以关注的。
阎晓宏表示，中国政府将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更加开阔的视野，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推动国际出版合作的持续发展：“一、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鼓励优秀作品出版。中国政府将继续加大政策支持的力度和广度，鼓励中外出版企业扩大合作的范围、领域和形式，鼓励创造出更多优秀的文化产品。二、坚持市场原则，加快培育市场主体。当前，中国出版企业改制工作已经取得重大成果，我们将在三年内全部完成此项工作；三、最重要的是注重作品的内容。我们将采取措施，为国际出版企业选择中国优秀文化产品提供有价值的资讯和热忱的帮助，我们也希望中国出版企业在引进国外优秀文化产品和‘走出去’方面也能得到同样的帮助；四、重视并善于利用高新技术。数字技术极大地拓宽了中外出版合作的新领域，也为未来中外出版合作模式的创新提供了可能。”
探索国际出版新趋势
李朋义认为，国际出版合作的新趋势有四个方面：一、版权合作：由单向引进变为双向合作，我们的合作由接近30年大量单向引进，现在变成不但是引进，还有输出，这个过程也是中国出版国际化的进程。以2007年为例，2007年中国版权的贸易总量为12800种，输入10000种，输出达到2500种，接近4：1，比如外语教学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汉语900句》已被译为14种语言在全球发行。中华书局出版的《于丹〈论语〉心得》，英国麦克米伦公司以首付10万英镑买下该书全球英文版权。这是目前单本图书首付最高的一本；二、项目合作，由战术型走向战略型。也就是说中外出版机构针对特定的市场，共同策划选题、共同进行市场营销、共同投资分利；三、资本合作：探索中的新模式。中外出版在资本层面的合作是一种更紧密的国际合作模式。这个合作模式还是一种全新的模式，是正在探索中的模式；四、数字出版合作：前景广阔。互联网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地球村”的形成，加大了国际文化交流的广度、密度和频率，使国际出版合作的距离缩短、时间缩短、信息传递速度加快，成本降低，因此，国际出版的合作也应该得到进一步的拓宽。
李冰介绍说，为了适应市场的需求，中国的出版界开始注重邀请国外的出版专家参与面向国际市场的出版业务，国外的出版机构也开始邀请中国的专家参与中国主题图书的出版业务。“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7年邀请了10位资深出版人士担任顾问，今后顾问人数的规模还将不断扩大。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等国内出版集团也开始聘请海外专家，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已经举行了多次国际出版选题策划会，邀请美、英、加、澳、法、德、墨西哥等国家的出版发行专家共同研讨和策划选题，并安排国外专家与编辑进行面对面交流，从选题设计、装帧、市场营销等方面进行协商。德国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成立了中国专家顾问委员会，请专家们推介、策划出版中国科技类图书。
经过努力，中国出版机构与国外出版机构共同策划选题，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市场运作模式，在全球推出了一批中国主题的精品图书。为深化国际合作，越来越多的中国出版机构还与国外机构建立多种形式的长期战略合作伙伴，以共同解决出版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与荷兰布里尔出版社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关系，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也与该社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与新加坡大众控股集团、加拿大灵通传媒集团、美国麦格劳希尔教育集团等结成合作伙伴；吉林出版集团与美国哈珀・柯林斯结成了出版战略合作联盟；安徽出版集团与培生教育出版集团达成了合作协议。英国企鹅出版公司联合英国文化协会今年在中国举办了中英翻译培训班，邀请了部分作者以及20名中国译者和20名外国译者，交流翻译经验。施普林格出版集团与浙江大学出版社共同出资设立了跨国科学出版基金――浙江大学-施普林格出版基金，帮助中国科学家出版自己的著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