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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过天堂

2008-09-03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章洁思 我有话说
少年时节遭遇的一场大病,令我无可奈何开始了病椅的生活,那年我12岁。

父亲明亮的大书房靠窗摆着一张大大的双人书桌。天天一早,我被推坐在书桌的一边,背靠着一大排书架,与父亲相对。父亲为我挑选的两本厚厚的书放在我的面前,它们与我朝夕相伴,成了我形影不离的新朋友。

都是前苏联的小说:《钢铁

是怎样炼成的》和《真正的人》。主人公保尔和密里西耶夫都失去了健康的腿,但前者以对事业不屈不挠的奉献精神成了生活的强者;而后者则以顽强的毅力重返蓝天,他不仅能站在假腿上驾驶飞机,还能不为人觉察地夹在舞者之间跳出美丽的舞步。

当然,密里西耶夫对我的吸引力更大于保尔,但他俩都成了我的精神支柱。当我面对残酷的现实,无法在咫尺之间伸出手去拿一只杯子;当我不能挪动我的双腿,去做任何一件简单的事时,我的心真是万念俱灰。此时,这两位书中的朋友会像乌云中的一抹阳光,闪进我的心扉,给予我未来的希望。

哦,多么庆幸,我有这两位新朋友相伴!我一点一点地活动手指,活动手臂,拿来一根圆木练习滚脚,虽然脚是更加地不听使唤,脚趾完全不能动弹;但我一边做,一边憧憬着,有一天,自己也能像密里西耶夫那样,出人意料地迈出美丽的舞步!

父亲就坐在我对面。他每天忙着为刚创刊的《收获》杂志看稿,写文章,写信,接待访者……无论多么忙,父亲总是神采飞扬。抬起头来,总能望见他充满生气微笑的脸庞,父亲的微笑,也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阳光!

面对着父亲,我仿佛回到幼年时分,坐在父亲膝上依恋在父亲身边。这一段生命中艰难而痛苦的日子,从一开始能有父亲宽大的肩膀依靠,除摒弃了孤独感外,亦感到生活较之更容易些,更充实些。

坐在父亲那满溢书香的书斋中,除了手边的这两位书朋友外,抬头是书,低头是书,左右四周还是书,于是我不由自主便陷进了书的海洋之中。如今回忆起来,这段日子还是十分美妙的,至少读书让我暂且忘却缠身的病痛。我拼命读书,大口吞咽,似还感眼睛应接不暇。那时读得最多的是前苏联小说,那些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的《青年近卫军》、《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卓娅与舒拉的故事》、《勇敢》、《日日夜夜》等,构成了我生活的新内容。此外,我还钟情那些革命回忆录。大红封面的《红旗飘飘》,每辑我都不会遗漏,那是我,以及我们那个时代青少年倾心的读物。手捧着这些书,英雄主义的气概在胸中激荡,生活的勇气也似乎更平添了几分。

此外,父亲仿佛刻意介绍我读田园小说。他先把乔治・桑的《小法岱特》塞到我手里,后来又拿给我捷克女作家聂姆曹娃的《外祖母》。翻开书本,那一望无际美丽的田野、小河、树林,挟带着花的香气草的芬芳,仿佛立时扑上我的面颊,令我感到心胸舒展视野宽广。

由于读了《小法岱特》,引起我对乔治・桑其他田园小说的兴趣,于是我又从书架中找出了她的《魔沼》,以及一系列小薄本的书,都是平明出版社的出版物。接着我又循着这个出版社出版的翻译作品,都是些大部头的小说,我也不分青红皂白抓住就啃,就这样我接触到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美丽的文字,尤其是那部散文《猎人笔记》。我难以忘却《猎人笔记》在我面前展开的是一幅怎样的图画,那一瞬,我的病腿、令我垂头丧气的噩运,似乎都远离我而去。此后不久,我在一本杂志的插页中见到俄罗斯风景大师列维坦的油画“深渊”,画中的景色与以上这段文字如此吻合,令我爱不释手,难以掩卷。于是,我把这张油画小心地从杂志上裁下,珍贵地保存起来。

很多年后,我读到这样一段话:生命里充满了无数看似巧合的相知和相遇,艺术品能给人的慰藉也在其中。回想在我生命的艰难时段,能有如此的相知和相遇,并得到慰藉,这真是我的幸运啊!

自此开始,我的阅读就围绕着一个个作家进行。我读完了契诃夫所有的短篇小说集(家里有一套汝龙先生的译作,也是平明出版社出版的),还把他的戏剧作品也一一找来。我读小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三部曲,又涉足老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我甚至迷上了《战争与和平》,四卷厚本翻来覆去,仍觉意犹未尽。我喜爱彼埃尔的“金心”,喜爱娜塔莎的单纯,我与书中人物同呼吸共悲喜。只是,我无法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尤其是《卡马拉助夫兄弟》;虽然我知道这是父亲喜爱的作家及作品。后来,我还见过父亲翻译此书的部分手稿,可我仍然无法阅读。我觉得自己的心太过柔软,无法承受。我甚至读完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大厚本《怎么办?》,但我还是无法读陀氏。直到多年以后,我读陀氏仍感沉重。

可是,普希金的小说及诗歌令我轻松和快乐,书页间那些精美的插图令我浮想联翩。那些关于作者的种种传奇故事,印和在他的诗作中,令我感到非常美丽。

我还喜欢上了涅克拉索夫那些关于十二月党人的诗篇。西伯利亚凛冽的风雪,十二月党人出身高贵而美丽的妻子,她们不畏艰险,跋涉漫漫长途,去与丈夫会合。这些真实的历史故事,不但激发我的求知,更感动着我少年的心。

我的阅读偏重于俄罗斯作家,这是时代所致。爱屋及乌,不久,我就听广播努力学习俄语。而对于西方作家,我当时只钟情巴尔扎克,他的作品(傅雷先生的译作)我找到一本读一本,他小说中的因果报应令我十分痛快。

父亲曾对我说,家里没有别的财富,只有富足的书。而我,困在病椅上,有的是富足的时间。于是,就让富足的书本陪伴我,跨越人生的难关。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心里一直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我想,在我少年时节罹患重病饱尝痛苦之际,能有那么多的书本陪伴在我周围,虽无法达到杜工部读书的意境:“漫卷诗书喜欲狂”,也应该有到过天堂的快乐。

所以,我愿意说,我虽不幸,还是有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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