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本上的城市》，王军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6月第一版，69.50元
新华社记者王军在2003年《城记》出版后，推出的又一部调查性地反
该书集中了近十年来作者对中国及欧美城市的调查成果，以“布局――街区――细胞”为观察城市的体系，并对其背后的公共政策和文化含义进行剖析，不仅仅描述了城市的物质空间趣味，还揭示了财产权、税收等对城市运行与物质形态的决定性影响，试图将当今中国城市发展放入全球城市化，特别是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背景中加以观察。书中直面当今中国的城市问题，对拓宽马路、拆迁经济等问题作出系统而深入的解剖；同时直击当前中国城市与建筑领域中的大事件、大热点，包括2004年中央行政区外迁之争，国家大剧院、鸟巢体育场、CCTV大楼、国家博物馆改扩建等争论。作者均对这些争论作了第一手深入的调查，调查对象包括安德鲁、贝聿铭、库哈斯、德梅隆、福斯特等中外建筑师，其中包括4位普利茨克建筑奖获得者。
该书与《城记》相似，本书仍以调查性新闻报道的方式写作，以五个“非常”作为前五章的基调，完成对城市现象的全方位观察与反思，再在第六章和第七章，以北京和南京作为具体案例解剖，条理清晰，可读性强。每个小节的开篇，作者加写导读，以增强读者的阅读乐趣。
该书对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浪潮中的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作了生动叙述，其中的《故宫改建计划始末》是作者在《城记》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突破。本书还对中国城市规划的编制内幕作了深度调查，其中在2004年完成的《城市规划的圈地玄机》获得温家宝总理批示，并在中国城市规划界引起轩然大波，作者对这场轩然大波又作了持续性调查，使得中国式规划的困境得以充分暴露。
那么《采访本上的城市》与已出版的《城记》和未出版的《胡同之死》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这三本书的陆续出版，可以说是王军观察城市体系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局部，从局部到个案解析的抽丝剥茧层层深入的过程记录。
《城记》一书主要面对的是城市的宏观层面――单中心或多中心？拆或是保？以及中观层面――大或小街区？道路功能单一还是多元？《采访本上的城市》则使中观层面更推进了一步，将视角聚焦到了城市的细胞――街区的生命样态上，并初步涉及了财产权、税收等体制对其的决定性影响。将来的《胡同之死》则是要从逻辑的角度去论证――老城之衰这样的社会问题是不是可以等同于经济问题？
与《城记》相比，《采访本上的城市》一书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质：
首先，本书的定位很清晰――它是《城记》和《胡同之死》的中间状态。如果说《城记》是一个生动的北京城市五十年来的规划、变迁史的话，那么本书呈现的则是在这种巨大的变迁中城市的主体――人的生命状态，它的视角既不是仰视，也不是俯视，而是悲天悯人、人同此心、推理及人的同情和关怀。也就是说，如果《城记》给人们展示的是空间的交替变换，那么本书演示的则是激流勇进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这个空间里的实体（街道、街区、居民等等）的生死毁灭与悲痛哀伤。如果说《城记》是用力透纸背的事实打动读者的话，那么本书则是利用真实的故事和事件让人不能释怀。
其次，《城记》的写作手法是超拔而冷峻的，只限于史实与史料的客观与真实，作者是隐身的，观点是没有彰显的，一来是为了出版的安全（无一引用的字句是没有出处的）；二来是主题（北京城市规划史）的需要。而本书的写作，作者是观点明确、立场鲜明的。虽说手法上，依然秉持了客观和真实，但字里行间都可以感觉到作者激荡的内心世界，能够感觉到行走在城市里的他对北京的思考和热爱，而且这种思考和热爱是呈阶梯状上升的，是递进的。更为重要的是，作者的思考是试图寻找城市裂变的出路的一种积极的尝试，而且这种思考是建设性的，对现实有巨大的启发和指导作用。整本书虽说话题凝重，但是作者激越的热情，把城市生命的轮回演奏成了一曲慷慨悲歌。
再次，如果说《城记》是对宏观层面（规划理论和实践）的思考的话，那么本书的视角则聚焦到组成城市的街道上，它忠实记录了老城之衰的舞台场景，就像《清明上河图》一样，它舒展了城市的肌理细胞――胡同和街道――以及生活在其中的居民的动态变迁和命运纠葛，试图从无穷变化的情节变换中求证事实的真实和城市的本质。如果说，作者用许多非常的景象构筑了一个巨大的磁场的话，那么从《城记》延续下来的追问一直回荡在其中――北京在不可阻挡的城市化进程中究竟往何处去？同时也为更深入的思考――财产权究竟在城市危房的衰败上有怎样的决定作用――埋下了伏笔，那是《胡同之死》要解决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王军的著作，就像他恪守的记者本分一样，是个人观察和思考的结果，是他在自己热爱的城市中的生活方式，不指责、不谩骂，只作忠实的记录，他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引起大家对这座城市更多的关心，这就是他在新著中给大家铺陈的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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