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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认错”之怪人杨度

2008-09-03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

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杨度此人,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自有一笔。不过,以往的历史,提及杨度,当然是没有什么好话的。直到近些年,学术言论日益宽松,对杨度的评判,可说是多样化了。唐浩明先生就曾著有《杨度》一书,较为全面地描述了杨度的一生。当然,历史人物的评判,向来是以政治需要为基础的。

说来奇怪,我对杨度,一直有好感。这倒不是从历史或者政治角度看问题的,而更多的则是性格的层面。人们都说,杨度是个怪人。说他怪,源于其不可捉摸,反复无常。不过,窃以为,如果有时间去读读有关杨度的史料,你会发现,这个人其实是不怪的。准确地说,杨度是一个固执的人。在他的政治主张面前,他是从来不认错的,比如,竭力帮助袁世凯实现洪宪帝制等。但是,他是一个重诺言的学者智者兼政治家,他的“不认错”,盖因他的不知错,倘若知道错了,他就会做出惊人的选择。

杨度(1875-1931年),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别号虎公、虎禅,1875年出生于湖南湘潭县姜畲石塘村,幼年丧父,由曾在湘军任职的伯父杨瑞生(朝阳镇总兵)培育成长,清光绪十八年(1892)捐监生,光绪二十年,为顺天府乡试举人。杨度的文学才华,自不必说,袁世凯曾赠其“旷代逸才”匾额。他的政治主张,几十年间,始终如一。一般而言,学者们都认为,杨度年轻时受教于湖南名宿王?运先生,其“帝王之术”,对杨度影响很大。王?运先生对杨度这个弟子也是十分欣赏的,他在其《湘绮楼日记》中亦常称杨度为“杨贤子”。此后,杨度又迷上新学,两者相加,使其对“君主立宪”痴迷甚深,在他看来,这是未来中国最好的出路。

维新变法失败之后,杨度亦因梁士诒案而受牵连,无奈之下,跑到日本去了。因为杨度的才学与主张,他在日本成为重要的政治人物。在此期间,杨度结识了孙中山。尽管,两人政治主张不同,但他曾经与孙中山先生相约,有一段话相当知名,“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无相妨也。”

杨度积极为君主立宪奔走。1905年,他甚至为清政府载泽、端方等“五大臣”的出洋考察写了考察报告。说来可笑,杨度从未去过欧、美,可是他捉刀代笔,写出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他也因此被袁世凯、张之洞等人联合保荐。杨度“精通宪法,才堪大用”,成为清政府关于“立宪”的权威人士,也成为后来袁世凯的重要谋臣。1908年,袁世凯被清政府开缺回籍,杨度敢奔走于北京与彰德洹上村之间,为袁世凯出谋划策。有人说,这是“烧冷灶”,其实,这不是一般的人情世故,而是一个有明确政治目标的人所特有的坚定政治诉求。杨度甚至认为,袁世凯就是可以助其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天赐之人”。

杨度一直将袁世凯视为其施行政治主张的重要人物。从这个角度分析,我们才可以了解,杨度为什么会成为洪宪帝制的“筹安会”的重要成员,为什么他会为后来的张勋复辟而拍手叫好。在他的思想里,中国是需要一个皇帝的,在这个皇帝之下立宪而行西方之法,中国才有希望,至于这个皇帝是谁,反而是不重要的。他曾在《君宪救国论》中说:“非立宪不足以救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

洪宪帝制失败,以及张勋复辟失手,杨度有点走投无路了。他遁入天津租界,甚至信了佛,“披发入山、学佛参禅”。然而,杨度的政治主张却没有改变,他曾经对人说,在此问题上,他是“决不认错”的。据说,袁世凯一命鸣呼之时,曾大呼“杨度误我!”为此,杨度写下“挽袁联”,用以自辩:

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显而易见,杨度落得全国人民骂名之际,还没有丝毫的认错感。

不过,到了1923年,杨度的思想,有所触动,亦有所改变。他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孙中山先生曾说,杨度“能履行政治家诺言”,孙中山还电告全党,称杨度“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这段经历,说明杨度正在兑现其在日本与中山先生相约的诺言。作为政治家,他是“言必信、行心果、诺必诚”的。

然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并没有让他看到新中国的希望。杨度的思想,面临又一次的改变。这一次,他是真的认识到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及政治抱负错了。他曾对友人说,不认错是对的,关键是要知错。杨度知错之后,其人生最重要的选择,是同情共产党,并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经为救李大钊同志而散尽家财,生活因此拮据。1929年,他正在上海做寓公,靠杜月笙每月500大洋的津贴过日子,经过工作,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报经周恩来同意,批准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段历史,电视剧《陈庚大将》中曾有提及。1975年9月下旬,周恩来病重之时,也曾交待秘书,周恩来说:“你告诉王冶秋,‘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党做了大量工作。请王冶秋将此情况转告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修订编辑委员会,在编写‘杨度’这一人物条目时,要将这一史实写入,以免日后湮没无闻。”(见王冶秋回忆文章)有人曾说,杨度入党,是政治投机,杨度很气愤,他反讽说:“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机?”

1931年9月17日,杨度因患胃溃疡病逝于上海租界。临终前,曾自挽一联以明志: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

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上联“帝道”,指他过去主张君宪救国,“真如”是佛教名词,意为真实反映。上联写他对往事的追怀,对其策划袁世凯称帝之事的否定,下联则写他对未来的展望,看到了救国的后来人(特指中国共产党)。

因此,杨度之不认错,是性格决定的;不知错,则何来认错之有?其一旦知错,就会义无反顾,将一切置之度外。这样的人,比之那些“朝三暮四”之徒,实在是可敬多了。

  本文摘自《扒着门缝看历史》,徐世平著,九州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定价: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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