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若干年里，我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总觉得有人或者有某种事物一直在对我的大脑进行修修补补，重新布置神经系统，并对我的记忆进行重新程序设置。我的思维并未分崩离析――至少我迄今的感觉是这样，但它正在发生变化。我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去思考问题了。这一点在我阅读时感觉尤其强烈。过去，我很容易就能让自己沉浸在一本书或者一篇长文里。我的思维会被里面的故事情节或者论证的睿智所吸引，以致于徜徉于散文的长廊里，不知不觉数小时就过去了。然而，这种情况已难于重现了。现在，仅读两三页我的注意力就开始游离。我会做小动作，失去故事或论证的线索，开始希望干点别的。我曾经热衷的深层次阅读已变得极为困难。
我想我是了解这种变化的。十几年来，我花了很多时间上网，在搜索、漫游以及有时为互联网的巨大数据库添砖加瓦。网络对我这样以写作为职业的人来说真是天赐之物。过去要在图书馆一排排的书架上或期刊室里寻找许多天，现在几分钟就能解决问题了。只要在谷歌上搜几次，快速地点击几下超文本链接，我就获得了要找的足以说明问题的事实或者简洁而恰当的引语。甚至在休闲时，我一般也会在网络的信息丛林中追寻猎物――阅读或书写电子邮件，浏览新闻标题和博客文章，观看录像和收“播客”的媒体信息，或者干脆就一个个链接地跳过去。
正像其他人那样，网络正在成为我的一个万能的媒介，是大多数信息流向我的眼睛、耳朵、大脑的通道。即时获得丰富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信息，其优点很多，而且这些优点已被大量描述并得到了应有的赞美。硅记忆的完美唤起功能对思维有巨大的益处。但获得这些益处是要付出代价的。恰如媒体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在60年代所指出的那样，媒体并非仅仅是信息的被动传输渠道。它们在提供思考材料的同时，也塑造了思考的过程。目前网络似乎正在干的事情是一点一滴地消磨我的集中注意力与思考的能力。我的大脑现在期望着以网络散布的方式去吸收信息：这是一种快速变动的点滴流形式。过去我曾是词语海洋里的潜泳手，现在我就像踏着喷气滑雪板在地面上飞弛而过的青年。
我并非特例。当我向我的朋友熟人（大多是文学圈里的人）提及自己的阅读障碍时，他们许多人都说自己也有类似的问题。他们用网络越多，持续专注于长文就越费劲。我关注的一些博客主人也已开始提到该现象。常在博客上写关于电脑在医学中的应用的布鲁斯・弗里德曼也已描绘了互联网是如何改变自己的思维习惯的。他说自己的思想已带有了断断续续的特性，这是他快速从网上多个渠道浏览短小篇章的反映。他承认说：“我再也读不了《战争与和平》了。我已失去了读这本书的能力。甚至博客上的三四个段落我都已吸收不了，跳读了过去。”
最近发表的关于网上研究习惯（由伦敦大学主持）的报告表明，我们可能正处于阅读与思考习惯的重大变化之中。学者们发现，使用网站的人们明显具有“跳读活动的某一种形式”，从一个信息源跳到另一个信息源，并且罕有重新回到原先访问过的那个信息源的。他们典型的做法是还读不到一篇文章或著作的一两页时就跳到另一个网址了。有时他们也保存一篇长文，但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会真的回来把它读一遍。
由于今天互联网上无处不在的文本，更不必说手机短信已大为流行，我们的阅读量比起电视机为第一选择的七八十年代要大得多。然而，这是一种不同的阅读，而且其背后存在的是一种不同的思维，甚至也许是对自我的一种新看法。发生心理学家玛丽安娜・沃尔夫说：“我们不仅由阅读的内容决定，而且由阅读的方式决定。”她担心网络所推广的阅读风格，即把“效率”与“即时性”看做高于一切，可能会削弱我们深入阅读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在稍早的印刷机技术时代阅读司空见惯的又长又复杂的散文作品时培养起来的。她说，在我们进行网上阅读时，一般会把自己变为“纯粹的信息解码者”。我们的阐释文本以及在深入并专心致志地阅读时所形成的丰富的联想能力大体上是远离我们的。
沃尔夫解释说，阅读并非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技术。它不像话语能力那样被刻印到我们的基因里。我们必须教会大脑如何翻译我们所熟知的这种语言的象征性文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用来学习并操练阅读技巧的媒体或其他技术就在形成我们大脑内部的神经线路中扮演重要角色。有实验表明，像汉语这种表意文字的读者，其形成的阅读思维路径就跟那些阅读字母文字的读者有重大差异。其相异性在大脑的广大区域里都存在，包括那些掌控记忆与对视觉听觉的刺激进行解析的基本认知功能。我们也能想望，由使用网络编织起来的通道与通过阅读书籍及其他印刷作品编织起来的通道是不同的。
大约在1882年，尼采买了台打字机。当时，他的视力正急剧下降，以致让眼睛专注于稿纸上会让他既消耗体力，又承受着痛苦，往往随之而来的是剧烈的头疼。他被迫减少写作，并害怕不久必须完全搁笔。打字机救了他，至少是在一段时间内。一旦掌握了触摸打字法，他就能闭着眼仅用指尖写作了。文字便能再次从他的大脑流淌到纸页上。
然而，打字机对他的作品起了微妙的影响。尼采的一位作曲家朋友注意到了他写作风格的变化。他业已简洁的散文变得更为简短生硬了。这位朋友在一封信中写道：“也许通过这个工具你将会有新的文风。”同时，他注意到了自己音乐语言的思路常有赖于笔和纸的特性。对此，尼采回答说：“你说得没错。我们的书写工具参与了我们思维的形成。”由于打字机的影响，尼采的散文从论证转为警句，从思想转为双关，从滔滔不绝转为电报式的简约。
在我们使用丹尼尔・贝尔所谓的“知识技术”――那些增强我们的脑力而非体力的工具时，我们将不可避免地要沾染上这些技术的一些特性。14世纪在欧洲逐渐得到广泛使用的机械钟就是个绝佳的例子。历史学家与文化批评家刘易斯・芒福德在其著作《技术与文明》中描述时钟是如何“将时间与人类活动分离开来，有助于创立对存在一个用数学方法可以计算的先后次序的独立世界的信仰”。“被分割时间的抽象架构”成为了“对于行为和思维的基准点”。
时钟井然有序的滴答声对培养科学思维及讲科学的人类大有益处。但它也剥夺了我们的一些东西。恰如刚刚去世的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家约瑟夫・韦泽鲍姆在其1976年出版的著作《计算机能力与人类理性：从判断到计算》所指出的，因广泛使用计时工具而形成的对世界的看法“照旧是老看法的一种贫瘠版，因为它凭借的是对那些构成原有现实基础的直接经验的抛弃”。在决定吃饭、工作、睡眠、起床时间的过程中，我们不再聆听我们的感官，而是开始遵守时钟的规定了。我们使用不断变化的隐喻来解释自我反映了这种适应新知识技术的过程。当机械钟进入日常生活时，人们开始设想自己的大脑“像时钟那样”运转。而在今天软件的时代，我们又想象我们的大脑“像电脑那样”地工作着。然而，神经科学告诉我们，这种变化要远比隐喻来得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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