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张先生是在“文革”刚刚落幕之后。大约在上世纪70年代的末尾，张先生联络北京、上海、杭州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史学界的同行，成立了“法国史研究会”，在杭州举行讨论会，我参加了。之所以选择杭州，原因之一是
芝联先生在那次会上会下，是众所瞩目的“中心”，颇有些“春风得意”。搞起了这么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学术会议，十年干渴之后怎能不兴奋呢。参加会议的人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种来自五湖四海，相识的、新结识的朋友们，都踌躇满志地要做些久久不能做的事情，都有许多设想；这使我感觉到正是我向往的气象。
从此，我便同张先生不时有了接触、有了来往，渐渐相互间有了较多的了解。张先生在主持历史教学工作中，眼界很宽，在上世纪的80年代初，他感到当时的历史教学偏于古代，对近当代疏于了解。当时，我正在写“战后西欧”，他得知后便约我去讲一个学期，他说是为学生补一点儿“当代史”。这在今天或许不是个问题，在那个时候却有些“新鲜”。张先生在北大执教半个多世纪，弟子甚多，至今在高等学校不少有成就的教学和研究骨干，差不多已50岁上下，多是张先生的学生。他们每提及张先生，总是敬佩有加。张先生提及他的学生来，也常是某人如何、某人如何地推介。
诚然，张先生在历史系侧重“世界史”，但他并不是只懂“西”、不知“东”的“专门家”。他的国学基础得力于家学。早年，尊翁张寿镛先生在上海创办了私立光华大学，曾延聘众多时贤如潘光旦等任教，一时学术气氛非常浓厚。这种氛围对张先生的青少年及尔后的人生道路自有不可磨灭的印记和影响。有这样的学养根底，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英、法等国留学，且游历欧洲各国以及北美、日本，因此对各国文化的细微之处，能有契于内心的体解而不是生吞活剥。
他在许多欧美亚举行的国际史学会议上，都有一篇很有分量、很有内容的发言。现已经辑为专集。张先生通过参加大量的国际学术交流和讲学，交了许多同行朋友，相互启发之功，是难以用一两句话说尽的。张先生对于国外史学界的状况和学派动态了如指掌，因此，在史学思想上毫不保守而能够与时俱进，由此也推进了国内的史学研究，并培育了识见广博的史学人才。他曾说，国外史学方面的发展繁荣及其涉及面之广，是我们所望尘莫及的；国外史学已经打破了政治史、经济史等的严格分科界线，他说：“当代史学的研究对象已经从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扩大到经济史、文化史、企业史、心态史、日常生活史、家庭史……编史体裁也从系统叙述转向结构分析。”他慨叹，我国史学从方法论上讲已经落后了一大截。他发现早在上世纪60年代，即由法、英、美三国的18世纪研究会联合发起，创建了国际18世纪研究会（现已有三十几国的18世纪研究会作为会员，会员达6000余人），于是便于1995年联合一些同道发起成立中国18世纪研究会。因为18世纪是中西交流的一个重要时代，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这个创议由于种种原因似乎没有大的动静；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文史方面空气的稀薄和闭塞。
张先生对中国史学的一大贡献是引进西方的史学理论。他即使不是最早，也是较早地把法国年鉴派史学理论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中国的史学本来是色彩丰富的，有些前辈如雷海宗等已经接触到在当时欧美即已流行的史学理论。可惜几十年来，我国在“世界史”方面，特别是学校的历史教学，几为苏联式的史学理论所“垄断”，影响非常深远。芝联先生把布洛克、布罗代尔的新史学理论介绍进来，无异于在顽固不解的“堡垒”打开了一个缺口。而后乃至今天，林林总总的史学理论不断为人所知。张先生介绍布罗代尔时的“孤立”现象已成过去，然而掘井之功，是后辈绝不该忘记的。
先生累年教学，述而不作者多，而未刊文稿以及学术会议上的发言则不知凡几。先生暮年加以清理，拟应出版社之约辑印成书。大约在2005年左右，在付梓前曾寄我数文，说要听听我的意见。现在这些文章都已陆续由北京三联出版了。那时我正对欧洲的启蒙运动及其在中国的影响做些研究，特别对于国中有些人不加分析地拾取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牙慧，感到非常不以为然；他们跟在他们所认识的“后现代主义者”的后面，菲薄甚至否定“启蒙”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可绕过的意义，甚至说中国已不需要“启蒙”、“启蒙”已经“过时”等等。张先生在文章中不少是讲18世纪的，于是就此问题向他请教。随后，他来笺称：“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谬论，我在一篇讲话中已加批驳，但恐软弱无力，附上请指正。”
这篇题为《关于启蒙运动的若干问题》的讲话，是张先生晚岁的一篇代表作。分为三个问题：启蒙的界定，对于启蒙运动的评价和后现代主义与启蒙运动。我基本上赞同他的分析和观点；特别是他指出后现代主义违反了历史主义的原则，犯了时代错位的毛病；因为“启蒙运动在反王权、教权、特权，传播新思想，反对迷信，主张维护人权、自由、平等等方面是时代的先锋，功绩不可磨灭，我们应该接受、发扬这份宝贵遗产”。张先生认为在西方出现的这股全面否定启蒙运动的浪潮，主要发源于欧美的一些“左”派学者，多数属于所谓“后现代主义者”。张先生在文中特别援引了国际18世纪研究会前会长、美籍荷兰学者达顿批判“后现代主义”谬论的观点。（达顿即《启蒙运动的生意》的作者，三联书店有中译本）这篇讲话作于欧洲的一次讨论会上，等于参与了国际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论争，同时也是对国内否定启蒙普世价值的言论的一种批驳。
张芝联先生，为人谦和，平易近人，从没有疾言厉色的时候。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不会“老”的老人，总是很有兴致的。在病痛之后，仍然骑一辆老式自行车在燕园里走动。一次遇见他在淋漓细雨中悠然自得地踏着自行车，一手扶把，另一只手撑伞，那时他已70多岁了。我开玩笑说，你可真是“老青年”呵！他晚年丧偶，心理上受到很大的冲击，身体也愈来愈不行了。想来他是很寂寞的，我们同在一个城市，却难得见面。如今是永远再也见不到了。虽然都度过了八、九十个春秋，仍觉人生苦短。张先生这一代学者、教授，健在的越来越少了，每走一位，都不禁令人叹息时光流逝的无情。他们的风华文采、音容笑貌将永留在后人心里；对于文脉传承，自有他们的不可磨灭的功绩，这是还活着的人们的精神财富和幸运。
张先生在最后的岁月中除整理、修订自己的文集外，还做了两件重要的事。一是为尊翁张寿镛先生整理、出版文稿。再一件是设法恢复光华大学。前一件已见成绩。后一件由于牵涉面太广、问题繁难，现只在上海华东师大内设立一个“光华学院”，总算部分地了却了他一件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