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李约瑟

2008-09-17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曹聪 我有话说

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如果不是在中国家喻户晓,也至少在中国科学界尽人皆知。正是他那部倾注了全身心血、在去世时尚未完成的“旷世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
na),使得西方人重新认识了中国曾经有过的辉煌的科学与文明。更重要的是,李约瑟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科学传统曾如此发达的中国会在15世纪以后一蹶不振,没有发展出可与西方分庭抗礼的现代科学?这个问题后来被称为“李约瑟问题”。

英国高产作家西蒙・温切斯特(Simon Winchester)的新作――《这个热爱中国的男人:解开中国之谜的惊世骇俗科学家的传奇人生》(The Man Who Loved China:The Fantastic Story of the Eccentric Scientist Who Unlocked the Mysteries of the Middle Kingdom),是一本关于李约瑟由生物化学家转行成为中国科学史家的新传记。作者参考了包括李约瑟日记、书信等在内的第一手资料,不仅告诉读者李约瑟是如何对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产生兴趣,并为之奋斗终生,也从独特的视角找寻传主的异乎寻常之处,尤其是作为“男人”的鲜为人知的一面,读来生动有趣,不觉枯燥。

童年爱上科学

1900年12月9日,李约瑟出生于英国一个基督教知识分子家庭,是家中的独子。他自幼性格内向怕羞,但他是在充满知识的环境中成长的。他父亲很小就教他写字,还教他做木工活、观察鸟类和欧洲地理、植物分类等知识。

旅行使李约瑟眼界开阔。他尤其喜欢法国,后来曾游学法国一个学期,法语也是他运用娴熟的一种外语。李约瑟阅读面很广,10岁时就囫囵吞枣般地一次“啃”完了德国弗里德里希・希勒格尔(Friedrich Schlegel)的《历史哲学》原文。

在家庭朋友、医生约翰・布兰德-萨顿(Sir John Bland-Sutton)的影响下,李约瑟对科学产生了兴趣。通过观摩手术和为父亲的外科手术当助手,他对人体解剖了如指掌。他在认识到自己在科学方面的才能和兴趣后,申请学习医学,想成为一名医生。1917年10月,李约瑟进入剑桥大学,并在那里度过了以后的人生。

剑桥成就功名

李约瑟上的是建立于14世纪的冈维勒与凯斯学院(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因为他对医学有兴趣,而学院院长是研究眼睛肌肉的专家。他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种社团活动,尤其是那些与宗教有关的社团活动。他还负责邀请著名学者前来给医学生做人文科学讲座。这些讲座涵盖的科学史之广,尤其是人类的思想活动如何导致众多的科学试验、思想和理论的产生,给李约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若干年后,他还将学者的讲稿编辑出版。

但是,几乎是一入学,李约瑟便放弃了成为外科医生的想法,在他看来,外科医生就是“锯骨头”,太机械,不需要太多的智力。导师建议他改学化学,李约瑟也认为化学比解剖来得有意思。通过三年的刻苦学习,加上祷告,他获得了学士学位。

而这时,李约瑟失去了父亲。悲痛之余,李约瑟感到亟需一个父亲般的人物来指导自己的未来,于是便找到了曾有一面之缘的生物化学大家弗里德里希・戈兰德・霍普金斯(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霍普金斯马上要李约瑟到他的实验室工作。在他的指导和呵护下,李约瑟的学术水平和地位节节上升,在短短几年中便晋升为高级讲师(reader)。

1923年春天,李约瑟开始与同事多萝茜・迈瑞・莫伊勒(Dorothy Mary Moyle)约会。多萝茜年长李约瑟5岁,是一位研究肌肉的生物化学家。次年9月13日,俩人结为夫妻。

1924年10月,李约瑟博士论文答辩,凯斯学院将“院士”荣誉作为贺礼,这不但使他在学院拥有一间寝室(那就是著名的K-1),而且可以享受各种特权。不到24岁,李约瑟已经功成名就。

6年后,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李约瑟的3卷本专著《化学胚胎学》,更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他将取得更大的功名。果不其然,他在1941年当选为英国王家学会会员。

痴迷伊人 痴迷中国

通过以前的李约瑟传记,我们已知道,来自中国南京的女子鲁桂珍是李约瑟的亲密助手和晚年伴侣。确实,《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出版,鲁桂珍功不可没,用鲁桂珍的话来说,李约瑟在东西方文明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而她自己是支撑的桥拱。李约瑟还曾将《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第1卷献给鲁桂珍的父亲。

但是,在温切斯特的笔下,事情远没有那么单纯。

事实是,李约瑟迷恋中国始于迷恋红颜知己鲁桂珍。1937年8月,鲁桂珍和另外两个中国留学生――王应睐和沈诗章――来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鲁桂珍师从李约瑟的妻子。李约瑟几乎对鲁桂珍是一见钟情。根据李约瑟日记的记载,他们一起在剑桥的印度餐馆或最好的意大利餐馆用餐;观看根据赛珍珠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大地》;手挽手地沿着封冻的河边散步;到法国埃弗伦度假。

在1938年2月的某个晚上,李约瑟与鲁桂珍有了肌肤之亲,地点是凯斯学院的寝室K-1。当时,李约瑟的妻子前去探望家人,而温切斯特的用词“the couple’s ener gies being spent”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完事后,两人躺在床上抽烟。在鲁桂珍的指导下,李约瑟在日记本上用中文写下了他们抽的东西――“香烟”。这是李约瑟第一次写中文。李约瑟端详自己的杰作,说道:“我必须学习这种语言。”接着,鲁桂珍为他取了个中文名字“李约瑟”。

从此,鲁桂珍不仅成了李约瑟的中文老师,而且成了李约瑟的情妇(mistress),而李约瑟对中国语言和文化产生了像对鲁桂珍一样炽烈的痴迷。就这样,一个非专业的中国学研究者、一个没有受过任何科学史科班训练的非同寻常的历史学家诞生了!

中国岁月为巨著奠基

鲁桂珍来剑桥时正值中国抗日战争之际。由于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和与鲁桂珍的关系,李约瑟产生了反战的情绪。他在集中精力完成第二本著作――被称为“继达尔文之后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生物学著作之一”的《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学》的同时,给英国的报刊写文章,到伦敦参加游行,并出版小册子,支持中国人民。

于是,当英国政府决定派人前往中国,了解战时中国教育和科学研究受到摧毁的情况从而决定如何给与帮助时,李约瑟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加上他的才智、异乎寻常的语言能力,使他成为合适的人选。1941年夏,英国文化委员会任命李约瑟为英-中科学合作馆馆长,并有参赞的头衔。

1942年夏天,他专程前往纽约,看望三年前到美国工作的鲁桂珍,告诉她即将踏上中国国土这一消息。在他们短暂的聚会中,李约瑟告诉鲁桂珍一个突然产生的念头:中国科学,总的来说――为什么没有得到发展?他设想有一天将这个想法发展成一本向西方解释中国对科学发展的贡献有多么深远和巨大的著作。

1943年2月24日,在经过10个星期的航程后,李约瑟搭乘美国军用飞机从印度加尔各达起飞,终于于下午抵达云南首府昆明。

在中国的三年多时间里,李约瑟出行十一次,行程3万英里,他以外交官的身份几无禁区。他在戈壁沙漠的敦煌盘桓,在洞窟速写、拍照,积累了足够写一本书的资料。他到都江堰驻足于公元前250年建立的大坝前,对这一中国古代工程深感敬佩。他喜爱战争时期的冒险生活,在途中遇见了不少三教九流人物,对中国文化历史有了更深的了解,也使自己的中文日渐精通。也正是在中国期间,李约瑟找到了后来《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这一事业的重要助手王铃。1948年,王铃应邀来到剑桥,担任《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助理编辑,李约瑟还在剑桥大学出版社正式雇用王铃之前将自己工资的一半分给他。

与此同时,李约瑟还结识了包括郭沫若、竺可桢等在内的朋友。李约瑟在访问迁移到遵义的浙江大学时,曾对竺可桢校长提起要写一部中国对世界文明贡献的书。当日本投降,中国政治、军事形势稳定下来后,竺可桢便开始收集图书和资料,并海运到剑桥,其中,最为珍贵的要数一套完整的《古今图书集成》,总计1万卷1亿7千万字。

不过,《这个热爱中国的男人》透露,李约瑟的出行其实有着多重官方使命。除了协助从沦陷区逃往内地的学者们重建大学,给他们送去最急需的实验仪器、参考书和科学期刊外(李约瑟先后去过296所大学和研究所,给他们送去了数万吨的设备和期刊),李约瑟还肩负着改善英中关系的重任,以便日本投降后,英国能立即在中国乃至整个区域施加影响。另外,尽管没有证据表明李约瑟是间谍,他与国共两党的关系也不偏不倚,但是,他与共产党尤其是周恩来的接触,使他有可能了解到内幕信息,从而对情报机关有一定价值。当然,李约瑟不忘个人对中国在学术的兴趣,还几乎每天给远在纽约的鲁桂珍写信,或在日记中表白对她的爱恋。

后来,不仅妻子来到了李约瑟的身边,而且李约瑟还为鲁桂珍专门设立了营养专家这样一个虚职,让她也来中国。为此,李约瑟的同事、生物学家劳伦斯・皮肯(Laurence Picken)专门给英国文化委员会写信,指责李约瑟滥用职权。

1946年3月,李约瑟收到了他剑桥的左翼朋友、生物学家朱列安・赫里胥(Julian Huxley)的电报,邀请他回英国担任新成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处处长。李约瑟似乎仍然对皮肯告状耿耿于怀,便选择了离开。但是,李约瑟仅仅在伦敦和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了两年。因为美国认为李约瑟亲共,并为他的工作制造障碍,不允许将联合国的经费发放到任何美国认为是左翼的科学组织。于是,李约瑟辞职返回剑桥,回到他的K-1,并马上着手他的恢宏计划。

《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1948年5月15日,李约瑟正式向剑桥大学出版社递交了《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秘密”写作、出版计划。他提出,这本一卷的书面向所有受过教育的人,只要他们对科学史、科学思想和技术感兴趣;这是一部关于文明的通史,尤其关注亚洲和欧洲的比较发展;此书包括中国科学史和所有的科学与文明是如何发展的两个层面。李约瑟认为,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远超过所有其他国家,但是,所得到的承认却远远不够。

一周后,出版社复函,接受了李约瑟的计划。但数周后,李约瑟又修改了计划,将书的卷数扩大到7卷(第1卷,总论;第2卷,中国哲学;第3卷,前科学;第4卷,中国技术;第5卷,“李约瑟问题”;第6卷,中国的发展与世界文明史的关系;第7卷,展望未来),在10年内完成。后来,《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出版计划又几经修改,工程变得越来越庞大。

这时,有人提出了异议,说李约瑟有教学任务。也有人提出,他应该集中精力去教授本科生胚胎学,重新开始生物化学研究。更有人认为,李约瑟并不具有从事中国科学史写作的资格。

庆幸的是,李约瑟的兴趣得到了剑桥大学的认可。学校先是免去他指导研究生,只需讲授生物化学;几周后又免去他所有的教学任务,他甚至不必到生物化学系上班。同事们认为,一旦这本著作完成,将给剑桥带来无上的荣光。事实证明,李约瑟并没有让大家失望。

于是,李约瑟开始专注于这部巨著。他没有打字员或秘书,两个手指在打字机上飞快地跳跃,初稿往往也是最后一稿,可直接送到印刷厂排版,然后在清样上修改。只有王铃可以打断他的写作,给他递上一篇论文,查找一个参考文献,讨论一段翻译。尽管他烟瘾十足,但他中午之前绝对禁烟,到12点钟后才开始嘴不离烟。他闭门谢客,即使是像朱列安・赫里胥那样的老朋友,没有约会只能打回票。他每天都写作到很晚才回家。

1954年8月14日,《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1卷出版。但是,李约瑟却没有留在英国躬逢其盛。7月下旬,他和妻子前往巴黎与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的鲁桂珍会面,开香槟庆祝著作即将出版。随后,李约瑟夫妇前往布达佩斯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会后,俩人来到法国小镇安波伊斯(Amboise),在达・芬奇度过生命最后三年的房子和墓地边上度过那个最值得纪念的日子。

其实,李约瑟来到安玻伊斯并不仅仅是为了凭吊达・芬奇,而是想逃离人们的视线。他有意无意地侵入了两个在别人看来根本没有资格的领域,并对那些领域中的学者构成威胁。他在中文系没有职位,却俨然是中国问题的权威;他没有上过一个小时的历史课,却说服了大学最威严和最古老的出版社让他写科学史巨著。李约瑟想改变西方读者对中国和东方怀有的偏见,但不能确定能否做到。另外,自己的著作是否会引起学术界和读者的关注,恐怕要等到后几卷的出版才能见分晓。

李约瑟与新中国政府的紧密关系同样颇具争议,尤其是他曾参与对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细菌战的调查,多数人认为这只是苏联和中国编造之言(历史也证明确实如此),他却坚信不疑,导致了很多西方同辈人对他避之不及,也影响到了他的学术声誉。当时,麦卡锡主义盛行,他被美国列入不准入境的黑名单,直至1970年代才解禁。

事实证明,李约瑟对人们是否能接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担心是多余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一卷出版后,英国《观察家报》、《新科学家》、美国《纽约时报》、《美国历史学评论》等报刊都发表名家评论,赞扬这部著作,就连曾在重庆打李约瑟小报告、这时已成为包括中国科学在内的众多领域的专家的皮肯,也在《曼彻斯特卫报》上评论李约瑟“非凡”的成就。第一卷第一次印刷的5千本一售而空,出版社不得不加印。

李约瑟终于释怀了。此后,他将余生献给了《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按计划,《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出齐后将有7卷30多册。50多年来,先后出版了24册(他生前出版了18册),计1万5千页、300万字。他的学生与敬慕他的科学家正合作完成其余各册。《中国科学文化史》洋洋洒洒,包罗万象,涉及从机械工程、土木工程、化学、军事技术等,到生活中各种小发明,例如雨伞、风筝、乐鼓、瓷器、围棋,甚至具有香味的卫生纸等诸多内容。这本巨著是剑桥大学乃至整个英国学术的皇冠上的明珠,成了一部经典和相关领域学者不可缺少的著作。但是,每一卷都很大,使得李约瑟便于读者在浴缸里阅读的愿望落空了。

《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出版,给李约瑟带来了巨大的荣誉。1959年,他被所在的冈维勒与凯斯学院的院士们选为主席;1963年,他的肖像挂上了学院的名人堂;三年后,他又当选校监;1971年,他被选为英国人文科学院院士,是仅有的几位同时是英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和王家学会会员的科学家。名誉博士学位也纷至沓来。1992年,英国女王更授予他国家的最高荣誉――荣誉同伴者(Companion of Honour)勋衔,这是比爵士更为崇高的勋号。

中国读者所不知道的李约瑟

《这个热爱中国的男人》的独特之处,在于向读者展现了李约瑟不为人至少是不为中国读者所知道的另一面――他的一些惊世骇俗、与其身份不相符合的行为,这就是书名中为什么要用eccentric一词的原因。

进入剑桥是李约瑟生活的一个转折点,他一改拘谨的性格,变得风流倜傥起来,而且热衷非传统的生活方式。比如,他喜欢裸泳,喜欢跳狂野的毛利舞。

又比如,他每每见到漂亮的女性,都会忍不住追逐调情,即使在中国三年中也如此,一生风流韵事不断。当年他一进入霍普金斯的实验室,就被众多聪敏的姑娘所吸引。与此同时,李约瑟风度翩翩,博学多闻,懂7种外语,后来又有了高级讲师的头衔和随之而来的高薪,加上父亲去世后留下的投资于股票的年金收入,又会花言巧语,自然对女性颇有诱惑力。

鲁桂珍进入李约瑟夫妇的生活后,由于李约瑟和妻子(鲁桂珍为她起的中文名字为李大斐)在结婚时便公开约定,他们的婚姻是开放的,不必为对方守贞,并有自由追求让他们心动的对象,因此,李大斐对于李约瑟和鲁桂珍的关系不仅眼开眼闭,从不吃醋干涉,甚至三人性情相悦,和谐相处,相安无事。当然,他们三人除了生活常在一起外,工作上也是好伙伴,因此得以维持了近50年的三角关系。

1970年代中期,年已70多岁的李约瑟又迷上一位加拿大的华人女子时学颜(H.Y.Shih),并有过短暂却炽热的交往,他甚至想停妻再娶。但是,李大斐与鲁桂珍两人以“妻妾同盟”(concert of the concubinage),击退了时学颜,保住了他们的三角关系。1991年,鲁桂珍去世后,李约瑟又写信给这位时女士和其他两位女士求婚,但都遭到拒绝。

李约瑟爱好速度和冲刺。他曾拥有过一系列跑车。据说,在1960年代,毛泽东曾在李约瑟访华时曾就是否让中国人开汽车向他咨询。李约瑟不解其意,回答说:“主席先生,我在剑桥时骑自行车就够了。”这可能成为毛泽东时代中国没有发展汽车工业的原因之一。

“李约瑟问题”

读者期待,李约瑟将在《中国科学与文明》的结束卷中对自己提出的问题(即“李约瑟问题”)作出解释。遗憾的是,这位耄耋老人没有完成这本巨著便溘然长逝,所以,他并没有给出答案。也许他对这个题目太了解了,反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许他并没有完全弄懂中国创造的源泉为何干涸。

倒是其他学者一直在讨论“李约瑟问题”。显然,一个国家的科学与文明与政治、宗教、哲学、文化、教育等社会体制密不可分。于是,有人提出,科举制度扼杀年轻人的创造性;有人认为,中国缺乏从商阶层,“学而优则仕”是年轻人的唯一出路,导致他们不思进取;也有人将中国近代在科学上的落伍归咎于长时间的大一统及其“文化”扼杀竞争;还有人认为,中国的集权主义传统,不仅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将创造精神扼杀于萌芽状态,而且天经地义地这么做……当然,也有人指出,与其问“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倒不如问“为什么现代科学会在欧洲产生”。就一个有着否定意味的问题寻找答案,实际上毫无意义。

总之,《这个热爱中国的男人》的出版,恰逢中国重新崛起并日益引起世界关注之际,定然会引起世界对中国古代科学与文明的好奇与兴趣。但是,“李约瑟问题”更值得中国知识分子思考――怎样才能保证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沿着一条康庄大道前进,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Simon Winchester,The Man Who Loved China:The Fantastic Story of the Eccentric Scientist Who Unlocked the Mysteries of the Middle Kingdom(NewYork,Harper,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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