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了自己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2008-09-17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本报记者王洪波 我有话说

“我们终于有了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今后可以不用言必称李约瑟了!”前不久,中国科学院“八五”重点研究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项目《中国科
学技术史》编纂工作通过了专家验收,一位科技史学者这样感叹道。

《中国科学技术史》编纂工作启动于1992年,由卢嘉锡院士担任总主编,吸收了全国上百名科技史专家参与。《中国科学技术史》计分28卷,包括综合类5卷(《科学思想卷》、《中外交流卷》等)、专史类19卷(《数学卷》、《物理学卷》等)、工具类4卷(《词典卷》、《图录卷》等),每卷平均百万字左右,放在一起,足可摆满一层书架。目前,这套书大部分已经出版,并受到海内外学界高度评价,其中“科学思想卷”、“水利卷”于2007年分获第三届郭沫若历史学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医学卷”被译成韩文在韩国出版。

“《中国科学技术史》编纂工作历时16年,但其孕育的时间远不止16年,可以说,这部书汇聚了中国几代科技史工作者的心血,也见证了新中国科技史学科的创立和发展,这个过程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张柏春这样告诉记者。

前奏

如果要了解新中国科技史学科的发展历程,中国科学院院士席泽宗先生恐怕是最合适的访问对象。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即投身科学史研究,是1957年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身)成立时8名正式在编成员之一,80年代时曾任研究所所长。

“谈到《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缘起,恐怕要追溯到1956年‘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席泽宗告诉记者。“规划”提出,要撰写中国数学史、中国机械学史、中国天文学史等一系列专科史,然后在此基础上写出一部综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1957年,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成立后,就把完成“规划”作为自己的任务。后来,数学史、天文学史、化学史等专科史著作相继问世。“这些书篇幅都不大,与现在这套‘大书’当然不能相比,但可以说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编纂工作的前奏。”

《中国科学技术史》撰著计划的诞生是否因为受到了李约瑟写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刺激呢?“即使没有李约瑟,中国人也会做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但李约瑟的出现对我们无疑是一个刺激。中国科学院在当时成立专门的研究室,并坚持办下来,不能不说李约瑟有促进之功。”席泽宗说。

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在怀仁堂向科学界和文艺界的代表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陆定一在报告中提到要继承中国古代科学遗产,他说:中国在农学、医学等方面有丰富的遗产,在总结这些遗产方面,我们做的工作不是太多,而是还远远不够。当年7月,“中国科学史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召开,郭沫若出席闭幕式并发表讲话。郭沫若当时讲的两句话给席泽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郭沫若说:科学史是历史科学中最能为生产服务的;他还说:“你们要敢于百家争鸣,首先和李约瑟争一争嘛。”

席泽宗告诉记者,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科技史工作者热情很高,并确实做了一些不错的工作,但由于那个年代政治运动不断,学术研究条件并不好,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完成《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样宏大的工程。《中国科学技术史》真正提上议事日程,则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了。

立项

《中国科学技术史》申请立项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的是陈美东先生。

“国内很早就有编纂《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设想,但实际上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才有把梦想变成现实的基本条件。第一是学术积累,第二是人才储备,第三是国家和有关方面的重视程度,第四是资金的支持……都是在80年代才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陈美东告诉记者。

陈美东说,那时候,他年龄不足50岁,年富力强,而所里像他这个年龄的学者还有不少,大家都憋着一股劲要干点儿事情。“大家都把《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个项目看做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倾注了巨大热情。像我的同事杜石然先生,在提出计划、推动立项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当时所里同时进行的项目就有李约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翻译、《中国天文学史大系》(薄树人负责)、《中国科学技术典籍汇编》(陈久金负责)等,与《中国科学技术史》一样,也都是规模庞大、意义也很突出的大型学术项目。

《中国科学技术史》于1990年代初期正式立项,由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卢嘉锡先生担任总主编。“当然,卢先生不可能做太多具体的工作,但是,关于这个项目,他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大政方针。”卢嘉锡提出,不能把这个项目看做中国科学院的项目,而要看做全国性的一个项目,所以,必须吸纳全国范围内最好的专家来参加。后来,各分卷的主编中,有30%来自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之外,其中如“矿业卷”主编柯俊院士来自北京科技大学,“建筑卷”主编傅熹年院士来自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水利卷”主编周魁一教授来自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等等,他们都是相关领域最优秀的学者。

回忆起《中国科学技术史》从立项到完成的15年历程,陈美东先生直感叹“太艰难”。有的分卷编纂过程中作者去世或者生病,导致不得不中途更换作者。另外,项目巨大,但立项时只有中国科学院给的120万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给的30万,经费非常紧张,这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工作进度。“对于每个主编、作者而言,参加这个项目经济上是很不‘合算’的。前不久召开专家验收会时,甚至筹措会议经费都有困难,想起这一点,我都有点心酸。”谈起自己为之付出大量心血的这个项目,陈美东不由得有些动情。

编写

《中国科学技术史》各分卷的篇幅都不小,涉及的作者少则几人,多则十余人,内容上则涵盖了相应领域各个方面,因此,仅就各分卷的编写工作而言,也绝不轻松。

“我和陆敬严先生共同主编‘机械卷’,1992年开始写,1999年才定稿,历时7年,做得很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华觉明教授说。

华觉明介绍说,“机械卷”的作者共10位,大家各有专长,保证了这本书学术上的高水准。但因为作者较多,在章节安排、组织协调方面就比较费事。工作启动不久之后,陆敬严先生不幸患了脑溢血,右肢几近瘫痪,于是组织工作更多地落在了华觉明身上。

华觉明认为,如果要谈《中国科学技术史・机械卷》取得的成绩,就不能不提上一代学者开创性的贡献,特别是刘仙洲、王振铎的相关工作。上世纪50~60年代,刘仙洲开展了机械原动力、计时器、齿轮、凸轮等方面的专题研究,在此基础上,他撰写了通史性著作《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和《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展史》,初步勾画了中国机械技术发展的大致脉络。王振铎等长期从事古代机械的复原工作,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复原了地震仪、指南车、记里鼓车、水运仪象台等机械装置,对中国机械史研究有独特贡献。“这部书汇总了民国初年到成书时近百年间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因此,它并不全是我们这十几个作者的成果,而是包含了更多人的心血。”

因为有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在前,《中国科学技术史》如何借鉴和吸收前者的优长,并努力超越前者,就是编者和作者们不能不思考的问题。“与李约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物理学卷・第二分册)按年代顺序讲述中国古代机械工程技术的成就不同,《中国科学技术史・机械卷》是按机械工程学内部的逻辑关系来安排章节的。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比较好地反映中国机械工程技术的发展脉络。”据华觉明介绍,《中国科学技术史・机械卷》各章内容分别是:中国古代和近代机械工程发展的概述、工具和简单机械、机构(连杆机构、绳带传动装置、齿轮机构等)、机械零件和机械制图、机械制造所用的材料和工艺、动力、水运仪象台和铜车马、农业机械、纺织机械、西方机械的传入。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中国科学技术史》很多分卷在章节安排方面都与李著的相应卷册有很大不同。比如李著“科学思想卷”是道家、儒家、墨家这样一家一家写下来,而由席泽宗院士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卷》则是按时代顺序叙述的,每个时代找出一种主流思想(如西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东汉王充“天道自然”的思想、唐代刘禹锡“天人交相胜”的思想,等等),在此基础上分析主流思想对科技发展的影响。

李著的一些卷册在五六十年代即已完稿,而自那以来,相关领域的研究推进很快,某些方面甚至有爆发性的发展,后出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及时反映了这些成果,因此比李著的相应卷册显得更为厚实。“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前,很多学者都还认为,中国古代基本上没有什么物理学,而只有一些零散的物理知识,但写这本书时,我们对中国古代物理学成就的看法已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中国科学技术史・物理学卷》主编戴念祖先生告诉记者,“李约瑟写他的‘物理学卷’时,有关的研究还非常少,所以该书内容显得非常单薄;而到我们动笔时,已经可以比较系统地论述中国古代物理学在力、声、光、电、磁、热等诸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了。”

“李著与《中国科学技术史》各有特色和优长,可以说,二者之间并不全然是竞争关系,而是有相互补足之功。实际上,在对中国知识传统的理解上,李约瑟作为一个‘外人’,与我们自己看自己相比,存在差异是很自然的。对于中国科技史,有两部‘大书’并不算多:就中国数千年科技和文明成就而言,配得上这样两座丰碑的纪念。”张柏春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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