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王元化的《文艺漫谈》

2008-09-17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韦泱 我有话说
王元化先生于上世纪30年代末开始写作,用过十多个笔名,如方典、万殊、函雨、尚钧、洛蚀文等,一直到晚年的清园。但他还有过一个鲜为人知的笔名:何典,并以这一笔名出版过一部同样少有闻悉的专著《文艺漫谈》。由此,他迈
出了文艺理论研究的探求之路。

《文艺漫谈》小32开本,由上海通惠印书馆印行,民国三十六年六月初版。这家出版机构名不见经传,可能规模不大。集子共收文艺论文9篇,首篇《现实主义论》,曾刊《戏剧与文学》。《鲁迅与尼采》篇末有写作时间:1939年10月,当年先刊于《新中国文艺丛刊》第三辑“鲁迅逝世纪念特辑”上。“编后记”中写道:“《鲁迅与尼采》的作者,还是一位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他以这样的年龄,而能有这么严正的精神来治学,真是可敬。”最后两篇《关于阿Q》、《克利斯朵夫》分别写于1945年10月及11月。这些文章的写作年月跨度至少有六年之多。文章长短不一,总字数约在四、五万间,当是薄薄小册子。

那时,王元化刚从北京清华园来到孤岛上海,进大夏大学攻读经济专业。并于1938年17岁加入党组织,进而成为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他先后编辑过《奔流》丛刊、《展望》、《文萃》等报刊。《文艺漫谈》中这些颇具影响力的文章,陆续写于这段时期的上海。王元化年轻时有着广泛的阅读量,喜欢读莎士比亚、契诃夫、罗曼・罗兰等。尤其是罗曼・罗兰,王元化在晚年的文章中还回忆道:“这位作者在他本国或国外已经被人越来越淡忘了,然而我一想到他,仍感到温暖。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曾经在我度过漫长的艰难岁月中给我以勇气。”当年王元化是在一个寒冷的早晨,躲在狭窄、阴暗的小阁楼里,读着罗曼・罗兰的这部巨著。他“忘记了手脚已冻得麻木,眼前展开了一个清明的温暖的世界”。四年后的1945年11月,当他获悉罗曼・罗兰逝世的消息,当即写下了《克利斯朵夫》。

王元化年轻时爱读鲁迅的文章,并一直进行不间断的研究,先后写出《鲁迅与太炎》、《鲁迅与周作人》、《鲁迅的曲折历程》等一系列文章。然而,《鲁迅与尼采》、《关于阿Q》无疑是他研究鲁迅的早期成果。1939年,北平沦陷,王元化不得不随家人逃离他诞生与儿时成长之地。他什么东西也来不及带,而一幅他根据照片描绘的鲁迅小像却藏于箱底,携带在身。

戏剧家曹禺的作品,王元化每部都看,从《雷雨》到《北京人》,一直到《家》的演出。他说“《家》虽然根据的是巴金的原作,但是除了大体有轮廓之外,曹禺受到巴金的影响极少”。也就是说,曹禺没有被原作所束缚。“曹禺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更多的却是受了奥尼尔的影响”。王元化还谈到:曹禺的《家》在三角恋爱关系里,“触到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弹动他们的心弦,使他们的心弦发出隐密的音响,融成一片哀怨、凄凉、阴暗和痛苦的交响曲。与其说曹禺是站在‘作家’的地位说话,不如说他站在‘人’的立场说话”。《曹禺的〈家〉》一文,是王元化较早对这一话剧做出的文艺评论。

作为当代大家,王元化对学术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他早年当是以现代文艺评论进入文坛的。当然,细数过来,他还创作过为数不多的以人物形象取胜的文学作品,如刊于《文坛月报》上署名函雨的小说《舅爷爷》即是一例,当年小说发表后,以群、师陀等给予好评,在读者中产生较大反响。

当年王元化编好书稿,未及确定书名及署名,便被通惠印书馆取走,并为其代拟了书名与笔名后开印。“何典”曾是一部著名古典文学的名称,然而对于读者来说,这个笔名是陌生的。当我淘得此书,一时难以确定是否王元化所著。为此,我特向现代诗歌史学家潘颂德先生请益,真是巧事,潘在旧书肆亦淘得此书,曾请王元化在书上题签:“潘颂德教授于文庙旧书市场购得此书,嘱题数言留为纪念,王元化03年秋”。作者本人的签名认可,是鉴定真本最具说服力的佐证。经考索,这是王元化先生在民国年间出版的惟一个人专著,是他在文艺评论上的第一块基石,更是在风雨如晦的上海,他磨砺思想的最初印痕。

有年我陪北京来沪的翻译家屠岸先生去拜访王元化。听他谈诗人辛劳短暂的一生,谈翻译界的流弊,谈京剧的继承与创新。他博学、睿智且尖锐而爱憎分明。临别,王元化在《思辨随笔》一书为我签名,又在我的笔记本上题赠一段胡适的名言:“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这也可以看作是王元化先生一生所追求的文人骨气。之后,一直听说他身体不佳,常卧病住院,遂打消了请他为昔年旧著《文艺漫谈》一书签名的念头。是的,我不忍心打扰他。如今,他安静地走了,我以此文留下关于一部六十多年前旧著的雪泥片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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