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先生于上世纪30年代末开始写作,用过十多个笔名,如方典、万殊、函雨、尚钧、洛蚀文等，一直到晚年的清园。但他还有过一个鲜为人知的笔名：何典，并以这一笔名出版过一部同样少有闻悉的专著《文艺漫谈》。由此，他迈《文艺漫谈》小32开本，由上海通惠印书馆印行，民国三十六年六月初版。这家出版机构名不见经传，可能规模不大。集子共收文艺论文9篇，首篇《现实主义论》，曾刊《戏剧与文学》。《鲁迅与尼采》篇末有写作时间：1939年10月，当年先刊于《新中国文艺丛刊》第三辑“鲁迅逝世纪念特辑”上。“编后记”中写道：“《鲁迅与尼采》的作者，还是一位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他以这样的年龄，而能有这么严正的精神来治学，真是可敬。”最后两篇《关于阿Q》、《克利斯朵夫》分别写于1945年10月及11月。这些文章的写作年月跨度至少有六年之多。文章长短不一，总字数约在四、五万间，当是薄薄小册子。
那时，王元化刚从北京清华园来到孤岛上海，进大夏大学攻读经济专业。并于1938年17岁加入党组织，进而成为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他先后编辑过《奔流》丛刊、《展望》、《文萃》等报刊。《文艺漫谈》中这些颇具影响力的文章，陆续写于这段时期的上海。王元化年轻时有着广泛的阅读量，喜欢读莎士比亚、契诃夫、罗曼・罗兰等。尤其是罗曼・罗兰，王元化在晚年的文章中还回忆道：“这位作者在他本国或国外已经被人越来越淡忘了，然而我一想到他，仍感到温暖。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曾经在我度过漫长的艰难岁月中给我以勇气。”当年王元化是在一个寒冷的早晨，躲在狭窄、阴暗的小阁楼里，读着罗曼・罗兰的这部巨著。他“忘记了手脚已冻得麻木，眼前展开了一个清明的温暖的世界”。四年后的1945年11月，当他获悉罗曼・罗兰逝世的消息，当即写下了《克利斯朵夫》。
王元化年轻时爱读鲁迅的文章，并一直进行不间断的研究，先后写出《鲁迅与太炎》、《鲁迅与周作人》、《鲁迅的曲折历程》等一系列文章。然而，《鲁迅与尼采》、《关于阿Q》无疑是他研究鲁迅的早期成果。1939年，北平沦陷，王元化不得不随家人逃离他诞生与儿时成长之地。他什么东西也来不及带，而一幅他根据照片描绘的鲁迅小像却藏于箱底，携带在身。
戏剧家曹禺的作品，王元化每部都看，从《雷雨》到《北京人》，一直到《家》的演出。他说“《家》虽然根据的是巴金的原作，但是除了大体有轮廓之外，曹禺受到巴金的影响极少”。也就是说，曹禺没有被原作所束缚。“曹禺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更多的却是受了奥尼尔的影响”。王元化还谈到：曹禺的《家》在三角恋爱关系里，“触到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弹动他们的心弦，使他们的心弦发出隐密的音响，融成一片哀怨、凄凉、阴暗和痛苦的交响曲。与其说曹禺是站在‘作家’的地位说话，不如说他站在‘人’的立场说话”。《曹禺的〈家〉》一文，是王元化较早对这一话剧做出的文艺评论。
作为当代大家，王元化对学术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他早年当是以现代文艺评论进入文坛的。当然，细数过来，他还创作过为数不多的以人物形象取胜的文学作品，如刊于《文坛月报》上署名函雨的小说《舅爷爷》即是一例，当年小说发表后，以群、师陀等给予好评，在读者中产生较大反响。
当年王元化编好书稿，未及确定书名及署名，便被通惠印书馆取走，并为其代拟了书名与笔名后开印。“何典”曾是一部著名古典文学的名称，然而对于读者来说，这个笔名是陌生的。当我淘得此书，一时难以确定是否王元化所著。为此，我特向现代诗歌史学家潘颂德先生请益，真是巧事，潘在旧书肆亦淘得此书，曾请王元化在书上题签：“潘颂德教授于文庙旧书市场购得此书，嘱题数言留为纪念，王元化03年秋”。作者本人的签名认可，是鉴定真本最具说服力的佐证。经考索，这是王元化先生在民国年间出版的惟一个人专著，是他在文艺评论上的第一块基石，更是在风雨如晦的上海，他磨砺思想的最初印痕。
有年我陪北京来沪的翻译家屠岸先生去拜访王元化。听他谈诗人辛劳短暂的一生，谈翻译界的流弊，谈京剧的继承与创新。他博学、睿智且尖锐而爱憎分明。临别，王元化在《思辨随笔》一书为我签名，又在我的笔记本上题赠一段胡适的名言：“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这也可以看作是王元化先生一生所追求的文人骨气。之后，一直听说他身体不佳，常卧病住院，遂打消了请他为昔年旧著《文艺漫谈》一书签名的念头。是的，我不忍心打扰他。如今，他安静地走了，我以此文留下关于一部六十多年前旧著的雪泥片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