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君远的北大记忆

2008-09-17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眉睫 我有话说

今年是北大110周年,我虽不是北大人,却心向往之。近读许君远先生(1902―1962)的《我怎样投考北大》、《记北大的教授群》、《写作二十年》等文,都是回忆五四时期的北大。这些文章发表于1947年的《人人周报》(许君远大
学同学万梅子主编),由于其人早已名没不彰,这类小报又难觅,所以这些文章到今天已无多少人问津(《许君远文集》亦不曾收录),但它们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读来甚是有趣。

许君远,河北安国人,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1922年考入北大预科,1928年北大英文系毕业后到天津任《庸报》编辑,1931年复任北平《晨报》编辑。1936年担任上海版《大公报》要闻编辑,兼编副刊《小公园》。抗日战争爆发后,先是担任《文汇报》编辑,后调往香港《大公报》任副总编辑。1941年香港沦陷后,转赴重庆担任《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后在重庆美国新闻处工作。1946年出任上海《大公报》编辑主任,兼任上海暨南大学新闻系客座教授,讲授报刊编辑学。1953年调上海四联出版社任编辑,1955年任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室主任,1962逝世。出版有散文集小说集数种,并有译著多种,如莎士比亚的《谐剧故事选》、狄更斯的《老古玩店》等。

在《我怎样投考北大》一文中,许君远回忆了1922年考北大的国文、英文试题以及当年的报考录取等情况:

“等到认真到北大报名,检查体格,参加考试的时候,对着那一簇簇华贵的建筑,突然改变了观念。那次报名总数一千三百多人,听说只取二百,面对着‘一对六’的困难,又骤兴临渊履冰之惧……国文试题作文是《五四运动的意义》,另附一段《水经注》原文,加上新式标点,并注解几个词句……英文有翻译、文法分析,其中汉译英有一句‘考试好像一个比赛’……到发榜那一天,心情忐忑着跳到沙滩红楼,仰着头,看完三分之二的纸面还没见到自己的名字,急的大汗直流。原来榜是依着报名先后而写的,我在最后一天报名,自然不会高列前茅了。录取全额仿佛是二百一十二人。现在社会上活动的韩权华、徐闻瑞、傅启学、夏涛声(葵如)、张友松(鹏)、尚钺、王寅生、钟作猷、废名(冯文炳)、万梅子(斑)、李春昱等都是‘同年’。已有名气而不幸死亡的则有萧忠贞、巫启圣、梁遇春等。”

据笔者所知,1941年逝世的象征派诗人、翻译家石民也和他们“同年”,他还与梁遇春同寝室呢!

在《记北大的教授群》中,许君远对当年北大教授们的讲课情况有着生动回忆:

“林公铎在课室中往往是骂人多于讲学,每当酒后耳熟,把马褂脱下,挽起袖子大说某人的见解并不行,某人的学识浅陋的时候,真令听者宛然如坐在戏馆里听说书,一点儿也不感觉厌倦。

在预科我就旁听过崔适。那时他就已经七十多岁了,入课室必须有人搀扶。我对经史的素养太浅,尤其是他那一口南方口音使我听起来吃力,上了几个月的课毫无心得。同时选他的课的人数也不多,大概都是因为畏惧其艰深之故。

此外我还选过张凤举的《文学概论》,他把中西文学融会贯通的编为讲义,给了我很多的灵感……沈兼士、沈尹默、钱玄同、朱希祖的课我都听过,因为太专门,浅尝辄止,不敢抱学分的奢望。鲁迅的小说史我倒不曾缺过课,实际他在课堂上同林公铎犯了同样的毛病,批评时事多于就书本的正面发挥,而其引人入胜则在其诙谐。

英文系的教员最初有张歆海、陈源、温源宁、赵太侔,后来又有徐志摩、叶公超、林语堂。陈通伯博览群书,他的英文小说给我的影响极大……张歆海讲英国文学史,但不到一年他便走入仕途。温源宁担任过系主任,他的英文修养够格,他讲过文学史、莎士比亚、英国现代小说。赵太侔在北大时期很短,我上过他的戏剧,他走了以后,课程由一位英国教授毕善功接替。徐志摩讲英文诗,因为他同时主编晨报副刊,叫座率非常强。叶公超担任英文写作和英国短篇小说。”

许君远的“同年”中,在文学史上留下名字的有石民、废名、梁遇春等,然而,他们在北大的时候并没有多少交往,因他们自身都有梁遇春所自况的“不随和的癖气”,况且,学生时代把主要时间精力都放到阅读、写作上去了。石民在《〈泪与笑〉序》中竟说自己虽和梁遇春同寝室而多年未说过一句话,冯至也在《谈梁遇春》中有过类似的回忆。这样看来,许君远的上述回忆就显得弥足珍贵。

在《写作二十年》中,许君远用春秋笔法回忆了自己的文学历程,大约也是那一时期北大学生投稿心态与经历的真实反映吧。其中小小短章如《孙伏老堆稿积土》、《现代评论斗语丝》、《博学钦佩陈西滢》、《五福楼师友之会》尤其可观。《孙伏老堆稿积土》中写道:

“到了北大,发表欲望更增强了,那时晨报副刊正受着万千青年的拥护,我一心一意想在那里出风头。不幸孙伏园老头子选稿很严(后来在重庆《中央日报》和他同事,才知道他根本不大选稿,千万篇的书件都堆在桌子上,尘土厚积,我数次代投稿人向他请命,毫无效果)……石沉大海,此后便再无问津的勇气了(以后我提到这件事,他只是眯着眼睛笑)。”

这段记忆透露了当年孙伏园因稿件太多而难以处置的窘境,因此大多数来稿石沉大海。1922―1924年的时候,有强烈发表欲望的沈从文向《晨报》副刊大量投稿,可惜均无发表,直至孙伏园离开《晨报》由徐志摩接任副刊编辑,因其认识徐志摩,稿件才不致遭埋没而屡有刊登机会。笔者最关心的倒是面对同一情形,许君远与沈从文对此有不同的心态与做法。许君远是“此后便再无问津的勇气了”,对孙伏园并无怨言,以大度心态处之,此后因同事关系问及此事而更加理解孙伏园,这在二人之间仿佛还成了一段趣事;而沈从文则不然,多次在文章中对孙伏园表示不满,怀疑孙伏园将稿件胡乱丢进垃圾桶,甚至讥刺其后不搞文学而做县长,至今许多沈从文研究者也因此替沈从文打抱不平,对孙伏园意见颇大。今观《孙伏老堆稿积土》,我们或许由此可以知道一些内在信息,对沈、孙之事似乎也有更多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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