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纳即消化吸收。在钱先生之前，人们就经常把读书比做吃饭，把消纳用于读书明理、修身养性方面。明代理学家王阳明曾说：“凡饮食只要养我身，食了要消化。若徒积蓄在肚里，便成瘤子了，如何长得肌肤。后世学者博学多识，留滞胸中，皆伤食之病也。”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也曾说：“取眼前事物为已有，犹吞嗜而消纳之，化无机体为有机体。”清代有名的古文作家袁枚说过的一段话更是为钱先生所赏识。他说，蚕吃桑叶，但吐出的是蚕丝而不是桑叶，蜜蜂采花，但酿出的是蜂蜜而不是花。读书就像吃饭，会吃的人吃下去长精神，不会吃的人，吃不好反倒在肚子里长出痰瘤来了。钱先生将这段话誉为“明通之论”，并进一步把它上升到“为词章说法”，也就是文艺创作的高度。
钱先生论读书消纳法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意思是要像蜜蜂采花那样博取众长。这层意思常常被人们忽略。人们读书往往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加以选择，像挑食的孩子，喜爱文学书籍的，认为自然科学书籍寡淡无味;喜欢自然科学的，又认为诗歌小说瞎编乱造，对生活毫无用处。长此以往，视野变得偏狭，更重要的是这个人的情感素质和心理世界也会变得不那么健全。正像吃饭，缺少维生素会影响人的发育，缺少微量元素会导致骨骼疏松，过多又会造成消化不良。兼吃五谷杂粮是保证肌体健康，营养均衡的前提。而博览群书则是保证心智健全，形成良好的鉴赏趣味的基础。钱先生曾引一位哲学家教育后辈作文的话说：“当以蜂为模范，博览群书而匠心独运，融化百花以自成一味，皆有来历而别成面目。”还援引英国哲学家蒙田的观点，认为在教育儿童读书时，应当让他们随意浏览。儿童的个性趣味尚未定型，广泛阅读才会渐渐发现自己的爱好所在，这种通过有比较有鉴别的选择建立起来的欣赏趣味，要比长辈强加灌输的要科学得多。钱先生幼年时涉猎极其广泛，正是这种从小培养起来的旺盛的求知欲，以及后来建立在丰厚的知识积淀上的洞察力和鉴别力，使他成为一代学贯中西的大家。
读书消纳说的第二层含义是要善于消化。理解消化要注意两点，一是被消化之物往往要改变形态，二是消化之后应当“物化归我”，本来作为对象而存在的东西，现在成了自己的一部分。他的很多著作都引经据典，后来有些研究钱学的人就不辞辛苦将其引用的典籍分门别类，岂不知这些材料都经过先生自己的理解消化，使用起来都别具慧心，在这些引证材料背后闪闪发亮的是钱先生独到的见解，因此后人的研究已是走上偏路了。即使有分类的必要，对待同一则材料，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运用的角度不同，所属的类别也会不同，忽视了这一点，这种分类工作也就费力不讨好了。钱先生似乎早有先见之明，好像早知道会有人这样读他的书，在文章中借了歌德的话说，有些学究谈艺术的时候，不去领会艺术家的别具匠心之处，偏偏去考究人家的渊源师承，这就好像见了身强力壮的人，便跑到他吃的羊群、猪群、牛群那里一一追问：这个人的力量是从你们中间的哪一个身上来的？实在是太可笑了。
消化吸收同时也是创造，两者相辅相成。消化吸收是创造的前提，创造是消化吸收的目的。桑叶变成蚕丝，花粉变成蜂蜜，吃饭长力气，读书长精神，这是自然界的一条普遍规律。消化与创造的关系不仅用于读书，还可将其引申到文艺创造中。钱先生在《谈艺录》中屡次提到近代诗人黄遵宪的诗。当时的中国正向西方敞开大门，引进一切新鲜事物。在一片欧风美雨中，黄遵宪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希望中国的古诗在中西文明的撞击中获得新的生命力。黄诗企图突破传统的诗歌境界，大胆吟诵现代科技文明带给人的日新月异的感受，使用新的词汇、句法，但是他不能很好地消化从西方搬来的东西，没有创造出新诗，反倒让旧诗变得不伦不类，在艺术实践中并没有获得预想的成功。没有消化就没有好的创造，也惟有创造才能显出消化的价值，这是对读书消纳说的进一步阐发。
其实，我们不只可以通过读书汲取营养，只要掌握了消纳的真谛，日常生活也是艺术创造和知识积累的源头。因为生活和读书的原理往往相通。钱先生可以写出《管锥编》，也能描画出世态人情入木三分的《围城》，而两书同样能让我们感受到的是钱先生“物化为我”的智能。善于阅读生活、提炼生活的人，通常也是一个会读书的人。
钱先生又告诫后人，读书作文既要“不得不同”，又要“不得不异”。就是说既然无法完全摆脱前人，必定得和他们有相似之处，又要和他们有所不同。因为学习认知是建立在前人的文化积累上的，没有汲取采撷就永远没有超越创造，因此总会有和前人相同的地方。但是读书作文又是以自己的智能心力运思，每个人的心智各不相同，因此永远也不会完全重复前人的见解。这种看似矛盾的过程，恰恰是人类的知识经验传承累积的过程。掌握了这个辩证的道理，就是掌握了读书消纳法的真正秘密。
(本文摘自《听钱钟书讲文学》，阿涂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定价：29.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