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是一本什么样的刊物呢？
《古今》为上海沦陷后较早出现的文学期刊，但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其创办人朱朴为汪精卫密友、陈公博女婿，其作者也多为敌伪政权要人与落水文人，因此，它是一份人所周知、毫无争议的汉奸杂志。然而，《古今》与一般的汉奸刊物有点不一样，文章多为谈文论史、闲扯掌故。虽然其中也有装模作样附庸风雅者，但应该承认不少作者确是饱学之徒。总之，它很有一点“学术气”和“书卷气”，为当时敌伪政权的“文治武功”点缀门面。沈鹏年文章中引用了研究者陈青生在《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一书中“基于科学研究的实事求是、严谨准确原则”而写下的几段话：“从民族斗争的政治立场上说，《古今》是一份积极为汪伪头目鼓吹宣传、为日伪‘和平文学’助长声势的刊物。从文化发展的角度上看，它在一定程度上刊发过不少有价值的史料文献。就文学期刊的特点而言，它是沦陷时期的上海（乃至全国）一份专门的文学色彩很强的文史期刊。……周黎庵和文载道[按，均为该刊的编者和作者]在孤岛时期是名噪一时的《鲁迅风》杂文作家，积极宣传抗战爱国，严厉谴责汉奸行径，是公认为‘抗战派’作家。但在沦陷时期，他们先后背离了早先的《鲁迅风》、‘抗战派’立场和方向，……或深或浅地卷入了‘汉奸文学活动’浊流。从现象上看，是‘大节有亏的作家’。”但沈鹏年认为陈青生乃是不了解“复杂的内情”。
该刊的编辑者周黎庵、金性尧（文载道）二位，生前对于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是什么态度呢？
沈文说，对于陈青生那样的说法，“周黎庵和文载道长期来始终没有作过任何辩解或说明”。但是，我读过金先生逝世前三年（2004年）在周先生过世后发表的《悼黎庵》一文，记得他是作了坦率的自我谴责的。此前，我曾到金先生府上拜访过他，先生学殖丰厚，令我钦佩（尽管我知道钱仲联先生把他的《宋诗三百首》说得一钱不值）；但我对金先生顿生敬重之感，就是从读《悼黎庵》一文开始的。该文我现在不及寻找，仅从沈文所引，也可以看到金先生用了“说来痛心”“自甘附逆”“咎由自取”“百悔莫赎”等等非常沉重的话。
至于另一位周先生后来的态度，记得我曾读过陆灏先生的一篇文章，陆曾问过周：“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如果你觉得不方便，可以不回答。当年你参与写《边鼓集》《横眉集》时，何等慷慨地谴责汉奸行径，但后来为什么会参加《古今》的编辑？”周先生爽快地答道：“没什么不可以回答的，说到底，就是四个字：贪生怕死。”今从沈文中也看到了这一回答。那么，尽管我曾在网上看到，有读者认为周以“贪生怕死”来解释失节有些避重就轻，但我却感到周先生毕竟也有了与金先生相似的认识，还是可以获得人们的谅解和尊重的。
但是，现在令人惊异的是，沈鹏年居然对金先生的文章诘问：“果真如此吗？”并说：“知情者都认为‘言重了’。”这个所谓的“知情者”，竟能比当事者本人还“知情”？他嫌金先生“言重了”，认为金先生当年根本没有过错，后来完全不应该悔恨。他还说这“也许是性尧一时失忆，也许是他故意讳言，也许是他勇于反省、严于解剖自己……”总而言之，金先生作出反省倒反而是一件错误的或者是过分的事情。
而关于周先生，沈文说“我们一直认为”周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并称“周黎庵不仅未将有关方面[按，指重庆政府]要他继续穆时英未能完成的‘任务’等事实稍加申诉；而且连自己那种‘倦倚凉天客思深’、‘感时还伏幽燕心’的心态也不肯有所流露”云云。这样一来，周黎庵也就不仅没有任何一点点错误，相反，还是一个负有秘密“任务”的英勇的地下工作者了！那么，周先生讲的自己“贪生怕死”又从何说起呢？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沈鹏年认定周黎庵“身在曹营心在汉”，但所谓的“事实”却一个也没有“稍加申诉”，仅仅提到60多年前他与周的第一次“难以悉记”的谈话。据说周“勉为其难”编《古今》，乃因他是“两方面”都过得去的人。哪“两方面”呢？“他[按，指周]一手指西南，一手指西北，没有明言。而我们的理解是西南指重庆，西北指延安，但这只是印象，并未证实。”请看，既“没有明言”，又仅仅“只是印象，并未证实”的东西，居然也可以这样诡秘兮兮地拿出来为历史作证！
更不可思议的是，沈鹏年甚至还大肆美化、吹捧大汉奸朱朴。他说朱朴写的《古今》的《发刊词》是“向重庆方面暗送秋波”；说朱朴引用了一句古诗“满城风雨近重阳”，就是歌颂“重庆之阳刚”，甚至是“希望重庆之阳?‘暴日’也”；说朱朴标榜刊物秉承“自由意志”，“明眼人一看便知”就是心向大后方“自由区”。这种像江湖上测字先生一样的胡说八道，令人发噱，又令人发哕！看来，一个新的俨然更加“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爱国英雄朱朴，又要在沈鹏年的笔下诞生了！
金性尧当年怎么编起《古今》来的，本来金先生自己文章中已经写得很清楚了。记得金先生沉痛地说，每个人的行动都应由自己负责，我是自己撞上去的，因为那时候我正在吸鸦片，需要钱用。这真是百悔莫赎的恶果，我一生的许多错误，皆由此而来。为了此事，我们夫妇之间也筑了一道墙。但沈鹏年却说，那“都是中共地下党员袁殊所授意和指使的”。那么，难道金先生“吸鸦片”也是“中共地下党员袁殊所授意和指使的”？难道金先生家庭不睦也是袁殊造成的？退一百步说，如果金先生是在“自己撞上去”以后，接受了“中共地下党员袁殊”的“指使”，那金先生为什么在晚年早已知道袁殊已平反多年后，还要那样为自己当年的行为感到内疚？（据我所知，金先生在写《悼黎庵》前六年，就托人买了《袁殊文集》）模仿沈某的说法，金先生应该说“我一生的许多光荣，皆由此而来”才对啊！
那么，沈鹏年这样的说法有没有根据呢？他说有，是袁殊在1985年顷向他讲的，并说那是“利用敌人的关系大办我们的文化事业”。好奇怪啊，沈鹏年既然与金性尧有“70余年”的交情，为什么在近20年之久的时间?，居然不告诉金先生呢？这里还特别要请读者注意的是，沈文竟然说的是“我们的文化事业”！那么，《古今》就是我党办的革命刊物了，又何“玷”之有？上述他的“白璧之玷”的题目就有点矛盾了，《古今》完全是一块晶莹无瑕的“白璧”啊！
沈鹏年拿出了一大批30年前金性尧送给他的当年金编《鲁迅风》时的旧信，他把这些信和所谓周黎庵与他的谈话、袁殊与他的谈话等混在一起，写出了他自己的“古今传奇”。《舟山日报》上就有记者写的报道《金性尧编〈古今〉的幕后传奇》，称“沈鹏年用他多年的研究和手头大量的书信实证，证实金性尧参与这两份刊物[按，另一份当指《文史》]编辑工作，实乃为我党搜集地下情报，绝非外界所言的‘落水文人’”。记者先生的想法我们可以理解，总是希望本地能出现一位“传奇”式人物，可为家乡争光。但是，说话要有根据，金先生为我党搜集过什么“地下情报”呢？既然已有“大量的实证”，为什么不披露一点点出来“证实”，以纠正“外界所言”呢？金性尧的女儿也写道：“如果不是读了沈鹏年先生文章……我怎么能知道您……接受中共地下党袁殊同志的安排，出面主编《文史》，后又参加《古今》的编辑工作[按，应是先编《古今》]……对所有这些重要的史实，您却从来没有对家人提起过，反而长期默默蒙受着一些别有用心或不明真相的人强加给您的不白之冤。但我还是不明白，亲爱的父亲，您生前为什么就不能对我们透露一点真情呢？”子女的心情我们也可以理解，不过有一点疑问，沈为什么在近20年间不能在金先生生前对他，对他家人，“透露”一点所谓的“真情”呢？
确实，人们也实在“还是不明白”：像沈鹏年以前说的周作人，以及这回说的周黎庵、金性尧，他们当年做的“地下工作”或“为共产党搜集地下情报”，为什么他们本人从来没说过，连对家属子女也从来不说，却都要由你沈鹏年来“代说”呢？而且，为什么都要等到他们逝世以后，才由你沈鹏年来“代说”呢？
沈鹏年还说，他写的《袁殊谈张爱玲成名经过》的文章，是“经袁殊审阅，并有袁殊回信肯定拙文‘都是当年的事实’”。这话，我也实在不敢轻信。因为，沈鹏年引用或发表他“记录”并称经本人“审阅”“肯定”的东西多得是了，例如，他曾引用和发表过他“记录”的并称经王定南、袁殊、许宝?等人“审阅”“肯定”的有关周作人的“材料”，但随后王、袁、许等人便都纷纷愤怒地公开辟谣。如王定南说沈鹏年的“行为已触及党纪国法了”，袁殊斥责“沈鹏年是文坛的骗子”，在沈发表的“记录”上把不是他讲的话都划了出来。沈鹏年还曾拿出过钱锺书写给他的诗幅，称钱是支持他而写了这首诗，但钱先生听说后气愤地写道：“那真是荒唐无耻！……这种举动不仅是移花接木，简直是偷梁换柱了！”
关于沈鹏年，这里不能多说，请参见1987年12月《鲁迅研究动态》唐亮仁《他在“学术争论”的背后干些什么？》，2004年10月20日《中华读书报》陈福康《当心文坛谣言的重新泛起》，2004年12月29日《中华读书报》陈福康《造伪饰诈不容于世》，2005年3月9日《中华读书报》龚育之《毛选注释上的周作人》，2005年9月29日《人民政协报》陈漱渝《看谣言如何浮出水面》等文。在这里，我只引用一位上海地下党老前辈冯雪峰同志在30多年前对沈鹏年的评价：“连一点‘风’、一点‘影’也没有的事，亏他[按，指沈鹏年]虚构得真有其事的一样”（1974年4月17日致包子衍信），“此人[按，指沈鹏年]就专会捏造，但也随处都立即暴露了自己的捏造”（1974年4月26日致包子衍信）。
沈鹏年的这篇东西里面，不实的地方还有不少。顺便再举两个例子吧。《鲁迅风》杂志上虽然没有写明主编为谁，但文坛前辈和研究者都知道，是王任叔。《鲁迅风》重大的事情都是王任叔作主的。金性尧和孔另境、孙石灵都是编辑。金先生做事可能多一点，但并非主编。王任叔、孔另境、孙石灵的后人都可以作证。金先生文章中也没有称自己是主编。然而沈鹏年却口口声声说金是“主编”。又如，沈文中有一个小标题《优先发表中共党员作家旅冈、海岑、钱今昔的作品》，我问了已故旅冈（卢豫冬）的女儿，确认卢先生没有入过党；我问了钱今昔先生，确认钱先生没有入过党；我问了对海岑很熟悉的钱今昔和孙家晋先生，他们都说海岑不是党员。看来这三位入党的“史实”又有待于沈鹏年来“解密”了！
顺便再想提到，在上海社科院的网站上看到了陈青生的文章《用复杂的思维解读历史――黄裳・〈古今〉・周黎庵》，其中说：“一位曾经也是‘孤岛’上海的著名‘鲁迅风’作家，在沦陷时期又因坚持反日爱国文学活动而被日军宪兵数次拘捕的文学前辈，同我谈到周黎庵时说过：‘他和×××早先都是“鲁迅风”作家，上海沦陷后都“落水”，但周黎庵与×××不同。×××自己“落水”，还要出卖别人；周自己“落水”但不出卖别人’。”这里说的“文学前辈”显然就是柯灵，而×××是谁，既然陈青生不愿写出来，我也就不点明了（下面我引用的文章里，也隐去其名）。不过，这个“还要出卖别人”的事，是我闻所未闻、毫不知情的。我看过1970年香港信达出版社出版的“托派分子”则诚（楼国华）的《直言集》，书中提到：“我和×××柯灵相熟，但我很奇怪这两个人会搅在一起，柯灵为人胆小，和×××合作期间不长，原因是×××的太太和妹妹，都是又天真又纯洁的人，在火热的救国运动中，她们一觉醒就和那样的丈夫、哥哥发生了很大矛盾。做太太的离家出走，提出离婚，×××就迁怒到思想比较左倾的柯灵头上，说他教唆，柯灵吓得不敢和他见面，结果劝得她回家和好，他们的友谊也完结了。听说后来她还是和×××仳离，而且去了延安。”（按，这里“听说”一节显然不确）兹录以备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