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前，为南京某著名作家编一册配图语录，集中翻阅了他的4本散文集，对其中一篇印象格外深刻：为了孩子去见个局长，恭恭敬敬呈上的两部著作，却被那厮随手丢在一旁，满脸的不屑。作家当时很尴尬，我也替他难受。那时就想，以后我出书，绝不送人，免得自讨没趣――自己以为
后来想想，是作家把书赠错了人。俗话说：宝剑赠烈士，红粉送美人。不是礼物不好，而是送错了对象，正所谓明珠暗投。不当言而言,失言;当言而不言,失人。不当赠而赠，失物；当赠而不赠，失人。
同事曾去拜会某德高望重的国宝级大师，看到各出版社的赠书从客厅一直摆到了庭院。由此可知，耄耋老者甚至米寿人瑞书是读不完的，我们就不必锦上添花再去增加老人们的负担了。更何况这些读了一辈子书的人，大概早就参破了“书读完了”的道理，如夏曾佑对陈寅恪所言。
孙犁先生有一篇《谈赠书》的文章，其中说道：经过文化大革命，赠书习惯，几乎断绝。书“我很少送人。除去出版社送我的二十本，我很少自己预定。我想：我所在地方的党政领导，文化界名流，出版社早就送去了，我用不着再送，以免重复。朋友们都上了年岁，视力不佳，兴趣也不在这上面，就不必送了”。赠书本意是以文会友，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当代浮躁社会，赠书渐渐地成了情谊的象征：朋友们未必读，但你应该赠。如果是这样，又何必多此一举？
叶兆言先生说，只读想读的书和朋友们的书。他真幸福。只读想读的书和朋友们的书，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是种奢望。工作繁忙，想读的书没精力读，反躬自问：朋友们的赠书我全部读完了吗？实在抱歉，没有。替朋友们着想，我的书朋友们有时间读吗？会不会成为他们有形的或无形的负担？书出的越来越多，读书人越来越少。杨树达著《积微翁回忆录》（1925年3月14日）：“《〈汉书〉补注补正》六卷由商务馆出版。”同年9月：“商务馆告《〈汉书〉补注补正》卖去三万四千余册。”那么专业的艰深学术著作，半年竟卖出了三万四千册，那时可真是崇尚知识渴望读书的年代。搁在现在，如果没有基金或资金支撑，杨遇夫先生只好自掏腰包出自费书了。
来新夏先生《赠书史话》中说：“早年赠书，购书百本，所费不过稿费百分之五；今则不然，购书百册，稿费几近覆没。是赠书又不得不有所权衡矣！”一切都在涨价，只有图书在降价，还销售不出去，可见图书不是必需品而是奢侈品。况且，自己写的不过是“讲点小故事，发点小感慨，说点小道理”的小品文章，与那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头讲章不沾边，与那些关乎世道人心风化教化的雄文巨著不搭界，既无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无深远的历史意义，卑之无甚高论，那就更没有广泛传播的必要了，不赠也罢。
大凡赠书者，多半还要写上请对方“指教”“指正”“教正”“惠存”等客套话。而如果对方真“指教”“指正”了，又多半受不了。以己度人，赠书与人，当然是想听几句恭维话、奉承话、顺耳话、客套话，可现在文坛，在红包的作用下，文学批评家都成了文学表扬家，偶尔出个把讲了真话的人，大家一定视其为另类，不识时务。“以此（《论〈诗经〉于以书》）径复适之。适之得余书，遂弃其前说而从余议。……胡君闻义则服之美，世所罕见”（《积微翁回忆录》1922年9月23日）。就闻过则喜这点而言，无论从学问和气度来说，现在的教授比上世纪初可差远了。等而下之，我连教授都够不上，自忖没有花钱找批评的雍容雅量，书干脆就不赠了。小书是那么轻易馈赠的吗？还是藏拙为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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