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上最早的长城，齐长城最初是从河堤防洪工程脱胎出来的。管仲曾经在《管子》中写道：“五害之属，水为最大”。但谁也没有想到，那些高高低低的堤坝，后来成为阻挡入侵者的堤坝。我们从《左传》中得知，公元前555年，在晋国的号召下，诸侯的联合部队向齐国发起攻击，齐灵公“御诸平阴，堑防门而守之”，这句话的意思是从堑壕里挖出泥土附在堤防上，加高堤坝以防入侵之敌。这些泥制建筑，实际上已经具有了长城的性质。
长城起源于堑壕的说法在学界尚有争议，在长城史上，堑壕身份可疑，尚未经过专家的验明正身。但是至少，堑壕战对于统治者的启发是巨大的，那些隆起的土墙，成为他们抵挡敌军箭矢的最好盾牌。它们是原始意义上的城墙，是长城的发起者。
横亘在各国间的长城，最终没能挡住秦国军队的马蹄，它们的消失就像它们的耸立一样令人不可思议。秦国像一只胃口巨大的怪兽，坚硬的长城只能使它的牙齿变得更加锋利。它用铁制的牙齿咀嚼那些砖石，它的身体在各种残骸的喂养下茁壮成长。对于历史这个势利眼而言，齐桓公的伟业很快被遗忘了，一场更加宏大的事业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秦始皇废除了建立在各国间的长城，却制造了更大的长城，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上把自己的帝国包裹起来。
透过纸页，我们听到了长城初建时砰砰磅磅的声音。我们无法想象那是怎样一个巨大的工地。秦朝是一个拥有两千万人口的国度，而参与筑城的人口已超过六十万。除了长城以外，那样规模的工地不曾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出现过，寻常人想一想就吓破了胆。长城就在一片喧哗中诞生了。数十万人参加的一场规模巨大的合唱。它在合唱史上也是空前的。它汇集了所有来自丹田的呐喊，血液流动的声音像大河一样波澜壮阔，经久不息。长城是一条声音的线路，死亡前的最后一声呐喊应该是具有哲学意味的，它像磁带一样，被不断复制，输送到不同朝代的耳朵里。
在以后的朝代里，在中原王朝看来，长城是制止胡人和东胡人马队的最有效武器。无论多么快速的马队，在城墙面前都不得不停下它们的脚步。如同一层坚硬的铠甲，长城为“诸夏”的血肉之躯与“狄夷”的弯刀划出了一道安全的距离。这一点很像孙悟空给唐僧划出的圆圈，它意味着安全、可靠，跨出一步，风险就会即刻降临。所以，对于“诸夏”而言，长城是作为安全与凶险的临界线存在的，安全亦或凶险，都可以通过长城，问询对方的消息。那些冰冷的城墙，随时向人们发出危险的讯号。“我们能够想像出那五里墩升起篝火时的壮观景象。边塞上的杀戮已经开始，马匹在交汇处昂起了头，长啸之间传来人头落地的声响。刀锋与刀锋在刹那相逢，使人与人的缝隙里闪现出火花――另一些人则登上了设置在高处的五里墩燃起了狼烟，笔直的烟雾升到高空，被五里之外的另一五里墩上的观察者所目视，便燃起了自己的那一个。我们便看到一列高高的烟柱均匀地排列在大地上，它从杀声之中起始一直深入到人的幸福，使那安宁的得以动摇，使襁褓中的婴儿从那烟柱里谛听自己的啼哭――那烽烟构成了世界的边界，环绕着能够容纳我们的时空。”（张锐锋：《古战场》，见《蝴蝶的翅膀》，第208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但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些与中原民族产生深刻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中的一部分。这些民族，全部应当含纳于中华文明体系之内。在此，必须对长城的性质作进一步的界定――长城从来不是作为国界存在的，它只能补正被视作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而已。这条文明的分界线，其实也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因时代而变化的，这就是长城不断摆动的原因。
在战备方面，没有一个朝代能与明朝相比。山海关、九门口长城的建筑设计，清晰见证了明政府的苦心。明朝加强战备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大修边墙。长城在这一时期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为一个横亘中国北方的军事体系。
清朝对于长城的态度是冷淡的，他们的长城是文化上的，而从不依赖那些无用的砖石。他们要打造一个无形的长城，它的核心是“修德安民”。长城从此进入它的萧条期。长城终于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原来的雄关漫道，渐渐变得旧墙斑驳，霉苔处处，荒草凄迷，暮鸦回翔。筋疲力尽的长城早已超期服役，它应该休息了。它的终结，将是它的重生之日。它卷曲了自己的身体，像胎儿那样睡去。长城隐退之后，山河也变得温柔起来，像母亲湿润温暖的卵巢。这使我们改变了打量长城的目光。很多年后，我站在长城上，看到长城两侧，是同样宁静的村庄。有大片的羊群在啃啮城墙边的草叶，两边的牧羊人，都倚靠在垛口上闲谈。长城已不再是一个巨大的墓碑，它只是风景，是无边无际的乡野风光的一个组成部分，许多美好的事物，正在长城的边上，悄然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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