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宁先生对中国国民性问题的起源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这是一个外来的问题。西方人在对非西方世界进行殖民征服和殖民统治的过程中，对所有殖民地的文化和居民都进行了否定性的描述和评价，并将这种否定性的描述和评价传播给被否定的非西方世界，要他们学习领会并最终认可接纳。中国当然也毫不例外地面临这种否定性的描述和评价。对于美洲印第安人，欧洲人判定他们没有灵魂，因而“不是人”，为其大肆屠杀和役使提供了借口。对于非洲黑人，他们也一度怀疑其没有灵魂，最后判定为野蛮人，于是他们像捕猎山羊一样设法捕猎非洲野蛮人，贩卖到欧洲和美洲做奴隶。对于印度人，英国人认为他们很低贱，比土耳其人、埃及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更为低贱，因为他们自私、无知、扯谎、不负责任、愚蠢、肮脏，等等。这一切都因为他们离文明的欧洲最为遥远，是东方黑暗愚昧的中心。至于中国，很不幸，中国处于东方的尽头，比印度离文明欧洲的距离更加遥远，因而也必定比印度更加黑暗、愚昧。是东方黑暗愚昧的最后堡垒。为什么对印度和中国作出此种区分？因为印度已经被英国占领，正在接受启蒙和拯救，而中国一直拒绝拯救，可见在罪恶的道路上堕落得更深。
周宁指出：从孟德斯鸠开始，西方思想界试图在现代世界观念秩序中确立中国的国民性，在后启蒙时代的东方学背景下，相关主题的不同文本，逐渐构筑起一个知识体系，经过赫尔德的发展，最后完成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此时，中国的国民性话语，作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语境中生产与组织“中国意义”的表述系统，已经具有一个统一的主题，即中国国民的奴性；已经形成一套相对稳定的概念，如中国的自然环境、政治专制、道德堕落、愚昧迷信、历史停滞如何塑造并表现这种奴性；已经表现出一种既定的陈述方式，如首先在与西方对应比较的东方化语境中确定中国国民性的精神核心并历数其多种特征，尤其是历数道德范畴内的反面例证；已经以学术建制的方式沟通了知识与权力，为西方的征服、掠夺、屠杀与扩张提供了正义理由。
除了精英学者之外，西方传教士、商人、旅行家、探险家、文物掠夺者、军人等各色人等，都对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和中国国民发表过形形色色的描述和评价。他们大多以唯我独尊的心态对中国的现象进行了或善意或恶意的批评。黑格尔的“中国研究”毫无疑问曾经以这些描述和批评意见作为依据，可是，他的学说和意见一旦公之于众，就以大学者的权威力量极大地规范着、启示着那些传教士、商人、旅行家、探险家、文物掠夺者、军人各色人等对中国社会的观察角度和描述模式。就在西方精英人物和普通人群的互动之中，中国国民性的“奴性、愚昧、自私、麻木、残忍”等等特征得到了模式化的描述和强调。
欧洲启蒙学者们在建构现代性价值体系的历史过程中，一步一步将中国建构为现代性的反面形象。中国不幸沦为他们急于抛弃的一切与现代性相对抗的负面价值的化身。中国再一次被置于“他者”地位，成为打造现代性价值、表达他们的文化理想、突显他们的先进性和优越感的镜子。伴随着启蒙时代的文化繁荣，西方殖民当局正在高唱着“理性战胜愚昧、先进战胜落后、文明战胜野蛮、自由战胜专制、基督战胜邪教、优秀种族战胜原始民族”等等“文明信条”，理直气壮地用军舰和枪炮实施着屠杀和掠夺。西方文化精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妖魔化捏造，正好为殖民主义者的屠杀和掠夺提供了具有现代性的“道义”依据。就此而言，西方圣哲也是西方殖民征服的参与者。对于非西方世界的居民来说，通过反对擅长屠杀的政府而一步一步建立了现代性价值体系的西方知识精英，骨子里包含着与现代性价值体系相对抗的一切负面因素。
在戊戌政变之前，中国代表性的精英人物诸如李鸿章、张之洞、陈宝箴等都是坚定的“中体西用”论者，他们跟西方文化霸权保持着不失尊严的距离，基本上不认可殖民主义者为非西方世界建构的妖魔化形象。戊戌政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转折性事件，它使得中国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按照现代性价值理念改造中国的愿望遭遇重大心理挫折，他们对于通过迅速的富国强兵举措来抵制西方的屠杀与掠夺也顿时完全绝望。精英群体在文化信心和民族信心崩溃之后，不得不接受了西方殖民者的文化霸权及其对中国的妖魔化描述，不得不从精神文化、民族性格甚至人种层面为中国的失败与绝望寻找原因。以诞生于1902年的梁启超《新民说》为标志，中国精英人物逐步认可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于中国国民性的各种批评。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鲁迅则将“国民性批判”发展为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批判。在这个声势浩大的“国民性批判”和“传统文化批判”思潮中，中国现代的知识精英几乎全都声气相投。李大钊、胡适、钱玄同、蔡元培、梁漱溟、林语堂等等，竞相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毫不留情地批评国人的弱点，最后达成一个共识，大家顺理成章地将“国民劣根性”看作中国不能及时实现现代化的最主要障碍。
由于五四新文化被后来的历史奉为主流，“国民劣根性”学说自然也有幸享有主流文化之尊，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最为热闹、最为核心的主题之一。我们这几代人都是在这样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批判起“国民性”来一直觉得理所当然，而且，一直把西方社会和西方人作为我们批判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最重要的正面资源，看作我们在国民性改造方面的终极目标和理想。往往谁在批评国民性上表现得最为尖锐，谁就成为最引人注目的作家和学者。柏杨、李敖、龙应台都是这样脱颖而出的。
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非西方世界的许多殖民地居民都从政治上摆脱了殖民当局的控制，先后取得了民族自决权（但是也有许多弱小民族比如北美印第安人、澳洲原住民等等永远失去了民族自决的可能性）。中国是幸运地取得此种成功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族群从文化上摆脱西方人的殖民和奴役，是同样意义重大的历史现象。在这方面，中国并没有取得完整的成功。一百多年来，我们一味地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对自己的文化破坏得太多，对自己的文化尊严放弃得太多。
总之，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殖民者不但在政治上、军事上构成权力关系，而且在文化上、精神上也构成权力关系。所谓权力关系，也就是压迫与被压迫、掠夺与被掠夺、统治与被统治、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模式。自从这种权力关系模式形成之后，中国人一刻也没有放松过从政治角度解脱这种罪恶的权力关系，并最后取得了成功。但是，我们却一直不太重视从文化上、精神上解脱这种罪恶的权力关系。这是极具历史性的错误，这是极具现实紧迫感的命题。我们日复一日地强调“国民劣根性”，自省自责一百年而不想终止，正是这种历史性的错误之一种表现。极而言之，即使西方殖民者对中国国民性的描述全部真实准确，我们也不能无原则地奉为金科玉律，而必须首先解除双方在文化上、精神上的权力关系，然后再以平等之心来研究这种描述的价值。
好在现在这个时代，中国有一部分学人已经洞悉了文化上、精神上这种权力关系对于我们的巨大伤害，看穿了“国民性”话语体系中西方殖民者的权力因素及其言说的片面性。当下之中国，需要在新的世界格局中谋求发展之路，寻找生存空间，这就必须从充满殖民权力色彩的国民性话语迷魂阵中挣脱出来。周宁先生的长文《“被别人表述”：国民性批判的西方话语谱系》，和专著《天朝遥远》，正好体现了这种“挣脱出来”的努力，其历史意义可能与梁启超的《新民说》相对应。《新民说》开启了国民性批判的历史性主题，《天朝遥远》则可能从学术上、思想上终结这个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