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是这样描绘“二战”期间英国人对书的嗜爱的：“在1939-1945年间，库存量在一夜之间就会顿然消失――要么遭受了轰炸，要么满足了大众的需求。许多人一周要读12个小时的书，他们手头没有足够数量的《战争与和平》在防空洞或掩体里传阅，就给予了《为芬尼根守灵》（Finnegans Wake,有学者称该书“晦涩难懂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也许只有专门研究乔伊斯的学者才会借助专门词汇表去啃它”）此前从未有过的关注。不管是在地下、战俘营还是士兵宿舍里，尽管死神无时不在，但读者们被纸面上的文字深深打动，他们对小说《没有兰花送给布兰迪希小姐》（No Orchids for Miss Blandish）的关注一点都不会比对战后社会的各种可能性少。”书中还讲述了英国战时图书出版的一些“怪事”。例如，英国的死敌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Mein Kamf）被译成英文后便成为了畅销书。英格兰伍斯特市图书馆总是同时有12部被读者借阅着。这本书的畅销当时非常出名，因此，英国战时供给部就把该书在1939年的印刷量作为纸张配额的衡量基准。就像麦克米伦靠一部《飘》发家那样，《我的奋斗》译本的出版者哈钦森（Hutchinson）公司也庆幸自己竟出了这样一本“好书”，拿到了较高的纸张配额。当时英国缺纸，丘吉尔首相的名著《马尔波洛公爵：他的生平与时代》直至1947年才有机会重印，但经济学家贝弗里奇（William H.Beveridge,1879-1963）的战时畅销书《保障的支柱》与《自由社会的充分就业》却多次重印，为阿特利出版社带来丰厚的利润。因此，社会需求而非作者的地位似乎才是英国战时出版的主要标准。当时，英国政府也不做直接的战争宣传，并认为那是德国人才干的勾当。不过，情报部却依托私人出版社与自己的纸张配给出书，力图服务于整个国家。仅其中一本《伦敦之战》（The Battle of Britain）就卖了五百万册，作者是一位下院图书馆馆员，曾以业余写作惊险小说小有名气。在纳粹狂轰乱炸下的英伦三岛图书市场是这样的一派繁荣景象，那么英文出版在海外又是怎样的情形呢？
战时出版的特殊性首先表现在设计方面。移居海外的英国人在设计英文图书时必须把战时的经济因素考虑在内，因此他们力争做到密集排版以节省纸张，但同时又不失书籍的典雅风格。“二战”期间，出口到海外的英文图书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利润，成为了其支柱产业之一。因此，在1943年，英国文化委员会获知自由法国政府利用叙利亚的纸张供应，向中东地区大量倾销法国经典名著时，便非常恐慌，急忙寻找对策。不过，英国在印度、中东图书销售的下降，从非洲需求量的激增得到了补偿。正如当时一位乌干达的新兵所说：“在部队里学会了读与写，我们这些士兵回到家里看到自己的孩子一辈子外出打猎或放牛而不接受任何教育，会高兴满意吗？”当时，美国小说《小妇人》已在尼日利亚和乌干达的女生当中广为流传了。
还有一个英文图书的集中消费地是战俘集中营。战俘们往往用自己仅有的奢侈品或家当去换像美国历史学家普雷斯科特（William H.Prescott,1796-1859）著《墨西哥征服史》和《秘鲁征服史》这样的老书。国际红十字会也应战俘们的需求，创立了“英里图书”（Mile of Books）计划，在英国的一些城市，市民们来到某条指定的街道，站在街边捐赠图书。结果，牛津一地，即捐到了40万册。
上述各种有利条件，再加上出版社的密切配合，“二战”期间英语迅速成为了一种世界性的语言。在此期间书业的利润也是惊人的，据说其中一家Purnell公司的税前利润在六年中便增长了300倍。虽然中英书业的黄金时代不管在出现的时间上还是所表现的具体状况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但有一点是两者绝对不能少的，那就是机遇！
说到20世纪60年代，我们自然会想到自己国家剧烈的社会、政治动荡，史无前例的“文革”。其实，当时的西方社会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虽然性质并非完全一致。1968年以法国巴黎的学生运动为核心的“五月风暴”是大家所熟知的，当时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标榜自己受到了“毛主义”革命的影响，羞辱了教授，筑起了街垒，备好了燃烧瓶后，要进行“武斗”，似乎巴黎的大学生与北京的红卫兵有过串联似的。在大洋彼岸的美国，1968年也是多事之秋：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肯尼迪总统先后遭暗杀，越战、民权运动，城市骚乱，芝加哥民主党大会上与会者与警察激烈冲突，等等。这些状况及其影响在以左派、激进著称的西海岸显得尤为严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闹得很凶，大批学生占领了校长办公室，结果时任加州州长的里根先生不得不派军队（National Guard）进行镇压。除此之外，更有像嬉皮士、垮掉的一代、性解放、摇滚乐等年轻人的非主流文化或生活方式在向传统、体制“嚎叫”着。最近在美国出版的两部回忆录――《放任自流的时代――关于60年代格林威治村的回忆录》（A Freewheelin’Time.A Memoir of Greenwich Village in the Sixties.By Suze Rotolo.371pp.Broadway Books）、《公社朋友们――从60年代末到西部70年代及以后》（Farm Friends.From the Late Sixties to the West Seventies and Beyond.By Tom Fels.407pp.RSI Press）――就是作者对那个时代及其文化现象一种切身体会式的回顾。格林威治村是美国纽约市下曼哈顿的一个居民区。原为殖民时期的村庄。1910年后成为不信奉英国国教的作家、艺术家、大学生、风流名士和骚人墨客汇集之地。在60年代，这里以摇滚乐等标新立异的文化艺术实验为特色，成为了狂风暴雨式的新青年运动的发祥地与中心。《放任自流的时代》的作者是号称“一代人的声音”的摇滚歌星鲍伯・迪伦（Bob Dylan,1941-）的前女友――罗托托。在让迪伦闻名于世的1963年唱片专辑《放任自流的鲍伯・迪伦》（著名的《在风中吹拂》[Blowin’in the Wind]就在此推出）的封面上，这位披着蜜黄色秀发的美人与迪伦牵手漫步，这也使她一夜成名。这两位年轻人有过四年亲密的时光，虽然在感情上时有问题，但都自认为是通过对文化及零乱俱乐部氛围的热爱而结合在一起的某种知音。这个回忆录以两人的关系为主线，书中有大量的两人通信的节选，以此力争去反映一个时代及其弄潮儿，但不止于此。罗托托一直不愿意用自己与名人的关系来定义自我，她对以男人为中心的垮掉一代也有自己的看法。因此，本书对她个人的奋斗也多有描述，毕竟她除了迪伦女友的身份外，还热爱诗歌、戏剧及现代艺术，是一位民权运动的积极分子。她进入格林威治村除了“追星”外，也充满了自己个人的追求。当然，旁人可能并不这么看。2004年，迪伦出版了回忆录《纪年：卷一》（Chronicles:Volume One），似乎就仅把她当做吸引自己的性感、放荡的尤物看待。
到了60年代末期，“公社”在北美的新英格兰地区大量涌现出来。当时，这种“反文化”设施一般被命名为“农场”，最著名的有坐落在马萨诸塞州西部的蒙太娇农场（Montague Farm）和佛蒙特州的“完全迷失”农场（Total Loss Farm）。这两座农场均由一家反潮流的通讯社“解放通讯社”创立，安置大批接受过“过度教育”的城市难民落户。这些所谓的“难民”其实就是一些激进的反传统青年，他们不能适应外面世界的各种挑战，就进入这些“农场”去制造新闻或向外报道新闻。《公社朋友们》的作者费尔斯曾在蒙太娇农场生活了四年，建房、吸毒、胡闹等等无所不干。最终，他告别了这个地方，据他说是因为怀恋外面的世界，“再呆下去就是延长一种天真的无知，并为此寻找借口。”这部回忆录得益于他最近在马萨诸塞州立大学发现的一批有关档案，因此作者重点反映的就是蒙太娇农场这个大家庭的历史，以此作为那些反文化的农场或者说“公社”及其所生存时代的缩影。作者对这种机构是如何评价的呢？尽管他并未明说，但从他在书中常用的“孤立、自发、自以为是”来看，无疑对此是持否定态度的。该书还有一个特点颇有意思，即作者用了至少与挖掘史实同样的精力去追踪那些像他本人那样先期离开公社的人们。“彼得成了贼成功的毒品贩子，欧文成了富裕的律师。双性恋审美家珍尼特成了保护少女的积极分子。”对于他们，作者这样写道：“我们已失去了伊甸园。但我们至少曾经看到了它；就是这样赋予了这种经验应有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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